|
1894年，在朝鲜平安道的首府——平壤，中日两军拔刀相向，厮杀得十分惨烈。在大同江南岸战场上，清军士兵手摇加特林机枪，对迎面而来的日军疯狂扫射，把暴露在旷野下的日军绞杀得满地呻吟。待日军退却，清军拔刀而出，乘胜追击，让日军一时慌不择路，遗尸百里。  这场战斗，被评价为甲午战争中清军陆军打得最好的一仗。而那些发挥重要作用的加特林机枪，其实并非从国外采购，而是产于中国自己的兵工厂——金陵机器制造局。 一、 金陵机器制造局的强国梦金陵机器制造局成立于1865年，此时正好是洋务运动的第四个年头。当时，刚刚升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将先前创办于苏州的洋炮局一起迁到了任地南京，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这座浓缩着强军梦的军工机器局。 当时，由于洋炮局是由英国机械师马格里主持建设的，因而搬迁至南京的金陵机器制造局，在开创之初便有着英国工业建筑的风格，加之机器局引进的军工机械均是欧洲一流，使之为以后发展为晚清四大兵工厂之首奠定了基础。  在草创之初，李鸿章从各地征召来优秀的工匠与卫兵共计400余人，并在朝廷争取来年均10万两的补贴经费。在李鸿章大刀阔斧的经营下，金陵机器制造局发展十分迅猛，短短5年就扩充出了火箭分局，而后火药局、水雷局、洋药局陆续建设起来。到了1868年，金陵机器制造局就已经具备了仿制加特林机枪的人员和技术水平。 加特林机枪可谓是世界上第一代机枪，其诞生于1861年，使用手摇转动数根枪管、并推动拱弹击发子弹完成连续射击。在当时，加特林机枪可谓开创了军事器械的先河，但离后来马克沁机枪改变战争方式还差很多年。不过，在短短7年后，金陵机器制造局所自行仿制生产的加特林机枪就已经说明了晚清军工水平的发达。  而在硬件和生产水平初具规模之后，金陵机器制造局便开始接收来自全国军械的订单，除了供应全国陆军和海岸防务的装备，它还为北洋、南洋两个水师生产着枪炮。而它生产的军备，也终于在数年后迎来了战争的考验。 1883年，中法战争打响，金陵机器制造局加班加点，为前线的清军将士彻夜赶工，陆续输送出火炮、手雷、枪械等武器，为冯子材的萃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军备支持。1885年3月，萃军在镇南关取得大捷，中法战争最终以清朝的惨胜而告终。而这场战争的胜利，也更进一步坐实了金陵机器制造局的地位。 二、 甲午战争的过时“利器”镇南关战役的胜利，不仅捧红了金陵机器制造局，也让制造局原创的武器亮相在了时人的视野里。  由于金陵机器制造局承载了李鸿章等一干洋务派的强军梦，所以中堂大人自然不满足于让它生产军械。武器的改进和现有西方武器的本土化改革，也是李鸿章十分重视的一环。为此，金陵机器制造局的技工，不仅有来自中国各省的能工巧匠，也自然有朝廷高薪聘请的洋人技师。在制造局的设计室里，中西的能人就这样擦出了火花。 当时，由于西方的加特林机枪枪架十分笨重，制造局的技工创造性地用中国的独轮推车取代了原来的结构。与此同时，制造局并没有进行简单的置换，而是在传统独轮车的基础上，创新性地针对加特林机枪的枪械结构和作战环境进行改造。  经过改造的独轮手推车，以往的车厢被用来当作机枪的支架，下方的箱盒则用来存放子弹。而在推车的推手前，制造局创新性地加装了一个弧形的半圆架子，这个架子的宽度刚好到达手柄前，在行军时便可以用来横向架放加特林机枪，从而避开了重心太高影响推车平衡的问题。 当时在中国，由于作战环境复杂多样，平原少，山地多，又没有欧洲那样的宽大马路，所以这种改进非常适当地迎合了军械的本土化。金陵机器制造局的技工师傅们，早就先于军方想到了军备的使用和作战时的细节，不得不让人佩服制造局的眼光。 而在1984年，有一个叫唐坤明的中国技工，更是创新性地设计出一款威力十足的连射武器。其威力之巨大、水平之高超，甚至令当时的外国人都称赞：“胜过洋匠”。  然而，金陵机器制造局表面的繁荣，却并不能掩盖它内部的腐朽。1985年1月，正当甲午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前线向金陵机器制造局发来电报，催问一款名为“抬枪”的武器何时能够运往前线。电报中，前线夸赞抬枪“能及远，较快炮得力”，并扬言“惟抬枪制胜”。 这款抬枪，其实正是金陵机器制造局的得力之作。这款抬枪由鸟枪发展而来，长一丈，重30斤，作战时需要两人同时操作，一人站在前面为枪架，一人站在后面操纵抬枪瞄准射击。早在鸦片战争前，抬枪就已经列装清军，而历经金陵机器制造局的改进，也无非将以往的前膛装弹改成了后膛装弹，本质上还是一样的。  在甲午战争前，英国议员贝思福于1899年考察金陵机器制造局时，便为这种抬枪的存在感到惊讶。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抬枪无非属于传统鸟枪的升级版，属于冷兵器时代向热兵器时代过渡的产物。而清朝官员却自满于抬枪的技术改进，认为“抬枪惟天朝仅有”，是一把标志性的武器，所以为抬枪的存在和改进洋洋得意，而金陵机器制造局甚至倾入多数精力于抬枪的生产，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因而，当贝思福离开中国后，只能无奈地表示：
三、 洋务运动的失败之处其实，金陵机器制造局的存在，可以看作是洋务运动的一个缩影，也可以当作是晚清政坛思维的一个投影。贝思福对于金陵机器制造局的惊讶，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如果说，金陵机器制造局被当作是封建中国最后的强军梦，那么为何它还是让晚清在甲午战争中输得一败涂地，那就应该将整个洋务运动的本质搬出来谈谈。 说到底，洋务运动的本质，并非强国，而仅仅是强军。强军的目的，在于维护晚清统治阶级可悲的自我利益。李鸿章自己都说过，洋务运动是为“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所以说整个洋务运动，目的并不在于彻彻底底的改革，而是在于学习、引进欧洲列强那些先进的军工技术，并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即是，政体还是现在的政体，只不过换了西方的军事外衣。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学得西人一二秘法”，金陵机器制造局也仅仅是引进了第一流的军工设备，雇佣了水平一流的中外技工；即便是已经具备了仿制加特林机枪的水平，也还是调动大部分的器械去生产那已经过时的抬枪。 如果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渗透到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变革，即便像日本那样的文化不变，但起码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上要具备改革的决心。而纵观金陵机器制造局这个洋务运动的缩影，仅仅是在军事层面上进行了技术的引进，却没有彻底变革整支军队的本质。因此，即便陆军装备了加特林机枪，即便海军踏上了铁甲船，但北洋军依旧像极了那些吸着鸦片的烟鬼，只不过这回有了军纪的约束，长官换成了会说洋文的留学生，然后换掉了“勇”字军服而已。  最终，在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历史记下更深的，也是他代表落魄的晚清执行签字时的沮丧和绝望。 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晚清更是在这场近代的革新角逐中，被日本打败得彻彻底底。当李鸿章回到中国大地之后，当他再次驻足在他倾尽全力打造的金陵机器制造局前时，老年垂暮的他，不知是否能看清到底败在了哪。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