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郎探秘 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 年），汉使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奉命赴滇探寻通往身毒的道路，返途经夜郎。司马迁《史记》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后来人们就将妄自尊大比喻成“夜郎自大”。 因为“夜郎自大”这一成语，使“夜郎”的知名度穿透了历史，留传至今。后来古夜郎国神秘消失，给后世留下了一团团迷雾，吸引人们不断探索并逐渐揭开它的面纱。 据文献考证，在战国时期已有夜郎存在，楚襄王时期（公元前298—公元前263 年），“遣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且兰既克，夜郎又降。”（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 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秦始皇遣常頞略通五尺道，在此诸国中设县置吏。 西汉初，汉王朝无力顾及西南夷。此时竹王多同兴起于豚水（今贵州北盘江），“遂夷狄”，自立为侯。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年），武帝遣唐蒙入夜郎，招抚多同，并于元光四年至五年（公元前131—公元前130 年）在其地置数县，属犍为南部都尉。汉中央以巴蜀人力、物力开始开凿“自僰道指牂牁江”的南夷道，汉对西南夷的经营从此开始。 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 年），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驿站，以便交通；同年，司马相如等又奉使宣抚。 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 年），汉武帝为专力对付匈奴暂罢西南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 汉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 年），武帝征南越，因夜郎等不听调遣，乃于翌年发兵平定西南夷之大半，在其地设牂牁郡与夜郎等十余县，同时暂存夜郎国号，以王爵授夜郎王，诸部族豪酋亦受册封。 汉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 年），牂牁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汉昭帝遣水衡都尉发蜀郡、犍为郡万余人击牂牁，大破之。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 年），汉昭帝诏立句町侯亡波为句町王。 西汉末，夜郎王兴反叛，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连年攻战。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 年），牂牁太守陈立杀夜郎王兴，夜郎国灭。 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 年），王莽命改“四夷”中的王号为侯。又改牂牁郡为同亭郡，毋敛县为有敛县，夜郎县为同亭县。   夜郎国史事略图 综上，夜郎国大致起于战国，存至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前后约300年。除上述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少数历史大事记之外，文献资料对夜郎古国的社会历史、风土人情的记录也多是只言片语。这就使得夜郎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历史谜团。 谜团之一：古夜郎的疆域、中心区域在哪里？学者们对此分歧最大、争论最为激烈。通常认为，作为一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的统治范围，存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据《史记》《汉书》《后汉书》记载，夜郎古国位于“东接交阯，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的中间区域，“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夜郎鼎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今天的贵州全省，东到今湖南的新晃，南抵今广西的玉林、南丹，西辖今云南的曲靖、陆良，北至今四川南部。 根据历代文献、方志的记载及新中国成立后考古资料的印证，大多数学者认为夜郎的中心应在今贵州西部或西南部。随着研究范围的拓展，虽然夜郎国的轮廓日显明朗，但是未能得到普遍认可。 谜团之二：谁是夜郎的主体民族？谁是夜郎的统治民族或人口最多的民族？关于夜郎的族属主要有四种观点：苗族说、彝族说、布依族说和仡佬族说。 谜团之三：夜郎的社会性质是什么？根据对夜郎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理解和评价，对夜郎社会性质的认识大体可以归纳为四种观点：一是奴隶制社会的早期阶段；二是原始社会的末期阶段；三是封建社会早期；四是双重经济体制，即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因素已经对夜郎产生了较大影响，并逐步改变当时的社会状态，处于一个过渡阶段。 在上述几个谜团未解的前提下，有学者提出了“从夜郎文化入手研究夜郎”的设想，认为夜郎文化是产生在云贵高原喀斯特山地上的远古文化。创造这一文化的夜郎先民从遥远而辉煌的旧石器时代走来，孕育并形成了带有明显地域特征的旧、新石器时代及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在纵向方面，夜郎文化发展的脉络相当清晰，形成了一条古文化的长链在横向方面，夜郎文化则是夷、濮、越三大族群文化的体现与融合，并带有仰韶文化、齐家文化及前巴蜀文化的影响。它的原始农业及驯养业的兴起，制陶及纺织业的产生，母系氏族社会向着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原始宗教信仰的形成，以及岩画、刻符及文字的出现，等等，不但显示出作为华夏民族组成部分的夜郎先民，在西南一隅创造的文明同样丰富而古老，同时也表明这一文化为夜郎立国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最终形成了多源合流的在西南夷中“最大”的奴隶制国家。 夜郎文化遗址 从1997 年开始，贵州省夜郎考古工作正式启动，迄今已进行了多次夜郎考古调查，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发现了一批遗址和墓葬。而近几年在配合高速公路和重点工程进行的文物普查中，在黔西南州的安龙县、兴义市又发现了6 处新的古夜郎遗址。 普安县铜鼓山遗址位于青山镇范家寨村（原营盘村）陈家龙滩东约500 米的铜鼓山顶，遗址总面积4000平方米。这个遗址是1978 年贵州省博物馆在调查中发现的，1979 年进行复查并做了小范围试掘。1980年10 月至12 月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发掘，共出土文物1060 件，另有大量陶片及螺壳。2002年3 月至5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第二次发掘，共发掘出铜、石、玉、骨、陶、铁等各类文物580多件，其中60％以上的文物属女性装饰用品。 两次发掘共出土石器、青铜器、铁器、玉器和青铜器的冶铸范模1500 多件，陶器碎片1 万多片。尤其重要的是，遗址中除发现部分冶铸用具陶坩埚外，还出土戈范、剑范、钺范、镞范和鱼钩范等上百件，这些铸造青铜器的范模种类多、数量大。专家从两次发掘出土的文物断定：铜鼓山遗址属战国、秦汉时期古夜郎国的兵器加工厂和贵族装饰用品加工厂。那些玉珏、玉镯、玉管以及象牙雕刻首饰等，无不显示出当年夜郎古国“繁华都市多丽人”的歌舞升平。 2009 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兴义市万屯镇发现了阿红遗址，并于2010 年在此发掘出了大批战国时期的陶器残片等文物。从发掘情况看，这个古遗址的面积非常大，至少有1 万平方米以上。从阿红遗址出土的陶器、青铜器文物的种类和工艺，结合先前发现的普安县铜鼓山遗址出土的石范、青铜剑、青铜钺等文物，可以想象，在青铜器时期，贵州黔西南部分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已达到一定高度，人类活动已较频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