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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民德 摘 要：洛口仓是隋唐大运河沿线的重要漕运仓储，对于京城供给、军事需求、灾荒赈济起到了重要作用，其设置、沿革、管理、运作与当时的地理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当时漕运的形态与特点。同时，隋末不同势力对洛口仓的争夺，一方面体现了仓储对于政权维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漕运的正常运转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而后世资料对洛口仓的记载与描述，则具有历史明鉴与仓储经验借鉴的意义。 关键词：洛口仓；隋唐；漕运；社会 中图分类号：K241/K242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运河漕运仓储与区域社会研究”（15YJC77005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郑民德，男，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聊城 252059），主要从事运河文化学、明清经济史研究。 隋唐大运河是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它遗留下来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不计其数，其中部分河道、仓储已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受到了严格保护，在全国的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洛口仓作为隋唐大运河漕运的历史见证，收纳河北、山东、江淮、江南漕粮，曾为隋唐漕运最大规模仓储群，对于东都洛阳供给、征伐高丽、灾荒赈济起到了巨大作用，是当时国家富强、府库充裕的保障。与此同时，在隋末的战乱中，洛口仓因存粮丰富，成为了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大量战争在此发生，长期的拉锯战也使仓储遭到了严重破坏。洛口仓的设置与沿革，既与地理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也受到了漕运政策调整、水道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充分体现了隋唐易代之际复杂的政治局势，是历史的见证者。因此，通过对隋唐大运河洛口仓历史变迁的考证，对于进一步挖掘运河文化，构建遗产廊道，促进文物古迹的科学保护与利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文章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洛口仓的设置与沿革 隋朝统一天下后，定都长安大兴城，以洛阳为东都，同时以两个政治中心统治辽阔的帝国版图。为巩固政权，加强物资供给，隋代先后开凿了广通渠、通济渠、永济渠等人工运河，并疏浚邗沟、江南河，构建了长达两千余公里的大运河体系，用以运输漕粮与军队，满足帝国控制广大疆域、镇压叛乱、满足享乐的需求，同时还在都城、黄运沿线设置洛口、含嘉、黎阳等漕运仓储，用以存储、转运江淮、山东、河北漕粮，这些漕仓规模宏大，有坚固的仓城与守护军队予以防卫，是重要的军事据点与国家漕粮供给基地，其中洛口仓作为隋代最大的漕仓，其设置与沿革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地位的高低与作用的发挥与国家漕运政策与政治布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充分体现了隋唐漕运的特点与社会形势的变化。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因大兴城物资匮乏，仓廪空虚，难以满足京城与军事开支，为加强国家供给，防备灾荒，“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1](卷一《帝纪》，463，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利用黄河、卫河、洛河、渭河等自然河道运粮。这种沿河置仓的方式具有便利性，“盖于凡经过之处，以丁夫递运。要害之处，置仓场收贮，次第运之，以至京师。运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劳，漕船得以回转而不长运。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随宜措注，而或发或留也” [2](卷三十三《漕挽之宜》，303，邱浚.大学衍义补[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不过自然河道虽然水源丰富，但水域环境却非常复杂，一旦发生紧急局面，人力往往难以及时干预，所以经常导致覆船、溺粮事件，特别是“渭水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 [3](卷十《食货十.漕运》，115，杜佑.通典[M].长沙：岳麓书社，1995.)，给运粮百姓造成了巨大负担。在这种局势下，开皇四年（584）杨坚命太子左庶子宇文恺负责开凿京城附近运河，诏称：“京邑所居，五方辐凑，重关四塞，水陆艰难。大河之流，波澜东注，百川海渎，万里交通。虽三门之下，或有危虑，但发自小平，陆运至陕，还从河水，入于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晋，舟车来去，为益殊广。而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朕君临区宇，兴利除害，公私之弊，情实愍之。故东发潼关，西引渭水，因藉民力，开通漕渠，量事计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历渠道，观地理之宜，审终久之义，一得开凿，万代无毁。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运，沿溯不停，旬日之功，堪省亿万” [4](卷一《开凿广通渠诏》，10，严可均.全隋文[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于是令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5](卷九《漕议略》，219，杨宏，谢纯.漕运通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广通渠因流经广通仓附近而得名，使沿黄河西上的漕船不再经过弯曲、淤浅的渭河，漕粮直达大兴城，保障了京城的供给。而此时的洛阳虽置有河阳仓，但因政治地位不甚重要，所以相关的河工、水利建设没有引起中央政府的足够重视，在国家漕运中的地位不高。 隋炀帝继位后，为控制江淮经济区与威慑叛乱势力，同时为便于自身的享乐，于大业元年（605）“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6]（卷九《洛阳下》，149，顾炎武.历代宅京记[M].上海：中华书局，1934），从而大大便利了江淮漕粮运往洛阳、长安等地。炀帝“既营建雒邑，帝无心京师”[6]（卷九《洛阳下》，149，顾炎武.历代宅京记[M].上海：中华书局，1934），开始在洛阳附近大规模的开凿运河、修造漕仓，巩固洛阳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大业二年（606），“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置监官并镇兵千人……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7]（卷一百八十《隋纪四》，345，司马光.资治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1990），可见洛口、回洛等漕仓存粮规模惊人，为国家大型官方漕仓。隋唐洛口仓又名兴洛仓，之所以设置于巩县，与该地的地理、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巩县有着发达的水运交通条件，特别适合漕粮、物资的运输与存储。巩县为春秋古巩伯国，“县本与成皋中分洛水，西则巩，东则成皋……四面有山河之固，因以为名”[8](卷五《河南道一》，134，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其中洛水是境内重要河流“东经洛汭，北对琅邪渚入河，谓之洛口”[8](卷五《河南道一》，134，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即洛口仓位于洛水入黄河的交汇处。《肇域志》载“隋洛口仓，在县西坊廓保。炀帝置仓于此地，穿三千余窖” [9](《河南府》，1099，顾炎武.肇域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巩县志》也称“兴洛仓即洛口仓，隋置仓于巩者，以巩东南原上地高燥可穿窖久藏，且下通河洛漕运也”[10]（162，成文出版社编辑.民国河南省巩县志[Z].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特别是隋代大运河贯通后，洛口仓阻山带河，东南为通济渠，直达江淮，东北方为永济渠，可至山东、河北等地，为漕运转输枢纽。其次，洛口仓也有着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洛口仓距东都洛阳不到百里，为洛阳东大门，通过洛河逆水可至东都，沿黄河可至军事重地潼关与西京长安大兴城，非常方便于漕粮、军队的运输，对于保障两京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隋唐洛口仓所在的巩县为畿辅之地，“洛口仓多积粟，去都百里有余” [7]（卷一百八十《隋纪四》，384，司马光.资治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1990），“帝都所在，必于近都地筑仓贮粟，而转漕适中便地亦或置之，亦为委输”[11]（卷八十五《新旧唐书十七》，583，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隋初漕关东之粟以实京邑，有洛口仓，唐因之” [10]（162，成文出版社编辑.民国河南省巩县志[Z].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属京城重要的粮储与漕运基地。最后，洛口附近的地质、土壤条件特别适合窖藏式仓储的修造。洛口仓位于洛水东岸高原之上，“北方土坚燥，掘土为窖，藏粟至百余年不坏” [11]（卷八十五《新旧唐书十七》，583，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甚至有学者认为洛口仓距秦汉敖仓很近，“即敖仓旧址，理或然也” [10]（269，成文出版社编辑.民国河南省巩县志[Z].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在仓储建设上有借鉴与学习。正是地处高埠、土质干燥的有利条件，才使洛口仓的开凿、维护、守卫等工作顺利进行，保证了漕粮存储质量与仓储的稳定性。 在隋末唐初的战乱中，洛口仓成为了隋军、瓦岗军、王世充等不同势力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存粮损耗非常严重。据《唐六典》载“隋初漕关中之粟以实京邑，卫州黎阳仓、荥阳洛口仓、洛州河阳仓、陕州常平仓，潼关、渭南亦皆有仓，皇朝因之”[12]（卷十八，528，李林甫.唐六典[Z].北京：中华书局，1992），可见唐初对隋代漕仓有所继承与利用。为增强漕粮存储及稳定地方社会的目的，唐武德元年（618）置社仓；贞观十三年（639）于洛、相、幽、徐、齐、秦、蒲等州置常平仓；咸亨元年（670）置河阳仓，三年（672）“于洛州柏崖置敖仓，容二十万石”[13]（卷八十八《仓及常平仓》，1612，王溥.唐会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大大增强了漕运供给京师的能力，不过这一时期洛口仓较少出现于史料中，转运、存储的作用不大，同时洛阳含嘉仓开始取代洛口仓的地位，成为了唐代第一大粮仓。开元十年（722）废河阳、柏崖等仓，洛口仓地位也剧烈下降，“唐初有洛口仓，即隋之兴洛仓而易其名，至开元时已废”[10]（163，成文出版社编辑.民国河南省巩县志[Z].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开元十八年（730）宣州刺史裴耀卿称江南水陆转运漕粮异常艰难，黄河、汴河、淮河水运形势各不相同，“计从江南至东都，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习河水，皆转雇水师，更为损费。伏见国家旧法，往代成规，择制便宜，以垂长久。河口元置武牢仓，江南船不入黄河，即于仓内便贮。巩县置洛口仓，从黄河不入漕洛，即于仓内安置。爰及河阳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渭南仓，节级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则随近转运，不通则且纳在仓，不滞远船，不忧欠耗，比于旷年长运，利便一倍有余。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仓，江南船至河口，即却还本州，更得其船充运，并取所减脚钱，更运江淮变造义仓，每年剩的一二百万石，即数年之外，仓廪转加”[14]（卷六十二《食货二.漕运》，747，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希望恢复隋代与唐初沿河置仓的方法，以转运漕粮，减省民力，结果是“疏奏，不省”[14]（卷六十二《食货二.漕运》，747，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未得到中央批准。开元二十一年（733）因长安米价腾贵，玄宗准备前往东都洛阳就食，询问已担任京兆尹的裴耀卿漕运事，其称：“罢陕陆运，而置仓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输粟于仓而去，县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仓三门东西，漕舟输其东仓，而陆运以输西仓，复以舟漕，以避三门之水险”[15]（卷五十三《食货三》，898，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这一建议得到了玄宗赞同，于是“乃于河阴置河阴仓，河清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西置盐仓，凿山十八里以陆运。自江淮漕者，皆输河阴仓，自河阴西至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15]（卷五十三《食货三》，898，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重建沿河漕运仓储，同年“复置洛口仓”， [16]（卷四十八《河南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清稿本.）经裴耀卿整理后，唐代漕运达到鼎盛，“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15]（卷五十三《食货三》，898，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不过这一局面并未延续多久，裴耀卿罢相后，漕法大坏，洛口等仓逐渐湮没。宋人郑刚中《西征道里记》载“洛口镇，宿巩县。汜水，即行庆关也。过关乃下视大河，与营相望。洛河又在大河之南。洛口墙数围，问之即所谓洛口仓者”[17]（647，顾宏义.宋代日记丛编[Z].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清李燧《西征录》亦言：“晚住巩县，自荥阳至巩县共计行八十里，周惠王封少子于巩，即此地也。东有仓城旧址，隋洛口仓也”[18]（李燧.西征录[M].清钞本.），可见宋至清代洛口仓仍有遗迹。 隋唐洛口仓的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分别由不同级别的官员负责仓粮收支平衡。秦汉时期大司农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其下有诸仓长、丞，负责仓廪日常的管理与运作。隋代洛口、黎阳、河阳等仓各有监官，唐代继承并完善仓储管理制度，“每仓监一人，正七品下。丞二人，从八品上。诸仓监各掌其仓窖储积之事，丞为之貳。凡粟出给者，每一屋、一窖尽，剩者附计，欠者随事科征，非理欠损者，坐其所由，令征陪之，凡出纳账，岁终上于寺焉”[12]（卷十八，528，李林甫.唐六典[Z].北京：中华书局，1992.）。隋唐时期漕仓的管理与沿革与宋元明清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隋唐时期的漕运仓储管理级别较低，而明清则有仓场总督、户部管仓郎中与主事，系统性更强。其次，早期漕仓多分布于自然河道沿岸，如黄河、渭河，而明清漕仓全部位于京杭运河沿线。最后，隋唐漕仓多建于高埠之处，为地下结构，修建有坚固的仓城，而明清运河沿线地势较低，全部为砖木、瓦石结构，更加方便于漕粮的输送与收支。 总之，洛口仓作为隋唐两朝的大型官方漕仓，曾一度存粮规模最大，对于两京供给、社会稳定、粮价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洛口仓地位的变化与国家漕运政策调整、水环境变迁、社会局势等因素密不可分，充分体现了传统社会漕运的相对稳定性与局部的不稳定性。在古代社会，京城供给与皇室需求一直是国家漕运的重要目的，洛口仓的设置与沿革，始终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对洛口仓的研究与探讨，对于我们了解隋唐漕运历史变迁、城市政治与经济环境变化、仓储建设与修造经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二、洛口仓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功能 洛口仓的设置与隋唐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需求密不可分，仓储保障了东都洛阳的供给，在一定时期稳定了地方市场，对于灾荒时期的社会赈济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在隋炀帝征发辽东的战争中，洛口仓漕粮沿永济渠输往辽东前线，用于军事开支，实现了军队、物资的长途、有效供给。隋末唐初，洛口仓因存粮异常丰富，所以成为了不同势力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许多大规模的战斗发生于此，导致仓储受到严重破坏。 洛口仓设置于距离洛阳较近的巩县，除靠近黄河、洛河、大运河便利的水运因素外，最大的功能就是满足东都与皇室的供给，维持畿辅地区的稳定。洛口仓漕粮多数来自于江淮、江南地区，存粮规模巨大，是洛阳城市功能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洛口仓为地下构造，有数千粮窖，每窖存粮八千石左右，“皆藏米粟，以防急用”[19]（第三十九回，447，清溪道人.禅真逸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积米其多至二千六百余万石”[20]（卷二十五《国用三》，241，马端临.文献通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其数额异常惊人。《通典》亦称：“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锡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3](卷十《食货十.漕运》，115，杜佑.通典[M].长沙：岳麓书社，1995.)，其国家府库存储之厚与经济发展达到了历史的一个高峰，甚至连号称“盛世”的唐代“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余年，才如隋氏之数”[3](卷十《食货十.漕运》，115，杜佑.通典[M].长沙：岳麓书社，1995.)。当然隋朝经济的繁荣要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充分体现了江淮、江南地区经济的开发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成为了京城供需、社会稳定的重要来源地。同时也说明隋朝对百姓的剥苛非常严重，大量百姓的财富被聚敛到京城附近，用于国家存储与开支，满足统治者的需要。甚至在隋末战乱期间，瓦岗军李密占据洛口仓，与王世充对峙，“世充既擅权，乃厚赐将士。时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请交易，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遽劝密，密许焉。初东都绝粮，人归密者日有数百，至此得食，降人益少，密悔而止。密虽据仓，无府库，兵数战不赏，又厚抚初附兵，于是众心渐怨”[21]（卷六十《李弼》，2136，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可见在战乱时期仓储依然是保持军心与稳定京城的重要保障。 洛口仓还有着重要的社会赈济与保障功能，对于灾荒时期民众生活、社会稳定具有巨大意义。秦汉时期漕运仓储虽然存粮丰富，但是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军需供给，社会赈济的作用不大。至隋唐，随着仓储存粮的丰富与管理功能的日益完善，仓储的赈济能力逐渐发挥。如隋初关中大旱，“文帝令农丞王亶发广通之粟三百余万石以拯之，一仓之储，其富如此”[22]（卷一，王国维.观堂别集[M].王国维遗集本.），仓储存粮数额巨大。隋末战乱中，百姓生存维艰，李密对翟让称“今百姓饥馑，洛口仓多积粟，去都百里有余，将军若亲帅大众，轻行掩袭，彼远未能救，又先无豫备，取之如拾遗耳。比其闻知，吾已获之，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枕威养锐，以逸待劳”[7]（卷一百八十三《隋纪七》，384，司马光.资治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1990.），力劝瓦岗军夺取洛口仓赈济百姓，以获取民心，壮大力量。占据仓储后，“密开洛口仓散米，无防守典当者，又无文券，取之者随意多少；或离仓之后，力不能致，委弃衢路，自仓城至郭门，米厚数寸，为车马所躏践；群盗来就食者并家属近百万口，无瓮盎，织荆筐淘米，洛水两岸十里之间，望之皆如白沙”[7]（卷一百八十六《唐纪二》，419，司马光.资治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1990.），赈济了大量灾民。此后“负招纳降者日数百千万人，于是赵魏以南，江淮以北莫不归附” [23]（卷一四七《北史六十一》，李清.南北史合注[M].清四库全书撤出本.），《观堂别集》亦称：“故李密一据洛口仓，而旬日之间，聚众数十万。李绩袭黎阳仓，开仓恣食，一旬之间，得胜兵二十万余。唐高祖入长安，亦发永丰仓以赈饥民” [22]（卷一，王国维.观堂别集[M].王国维遗集本.），可见开仓放粮对于壮大军队实力，获得民众支持具有重要意义。入唐后，随着洛口仓存粮的减少，其赈济功能不见于史料，而含嘉仓地位迅速上升，“东都则曰含嘉仓，仓部郎中掌仓庾，凡都之东,租纳于都之含嘉仓，自含嘉仓转运,以实京之太仓”[24](卷五十四《蓄聚》，1234，鄂尔泰.授时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56.)，可知含嘉仓地位已与太仓并论，成为唐代漕仓中最重要者。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三月河南府发生旱灾，“借含嘉仓粟五万石赈贷百姓”[25](卷一百六《帝王部.惠民二》，王钦若.册府元龟[M].明钞本.)，十四年（798）十二月又“以河南府谷贵人流，令以含嘉仓粟七万石出粜”[26]（卷四十九《食货下》，1294，刘昫.旧唐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7.），保障了洛阳城市社会秩序稳定。 最后，洛口仓对于军事供给、战争储备也有着很大的影响。隋炀帝“开永济之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穿江南河道，起自京口，直至余杭”[19]（第三十九回，447，清溪道人.禅真逸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大运河贯通后，为消除北方高丽威胁，“总征天下兵皆会涿郡，又发江淮水手一万，弩手三万，岭南排镩手三万，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辆，送高阳载衣甲。又发江淮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仓米至涿，其陆路夫役往来者亦常数十万人，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东莱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日夜立水中，腰以下皆生蛆，死者十三四”[27](卷二十八《海陵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429，赵翼.二十二史札记[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从洛口仓运粮至辽东前线，以满足征伐高丽之需。大业十二年（616）群盗并起，内史侍郎虞世基请发兵屯洛口仓，“车驾至巩，敕有司移箕山、公路二府于仓内，仍令筑城以备不虞”[7]（卷一百八十三《隋纪七》，378，司马光.资治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1990.）。李密占据洛口仓后，为守护仓粮，“命护军田茂广筑洛口城，方四十里而居之，又临洛水筑偃月城，与仓城相应”[16]（卷四十八《河南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清稿本.），通过两城的构建，增强相互支援的能力与机动作战的时效性。靠着洛口仓丰富的积粮，瓦岗军与隋军相持经年，多次击败王世充。有谋士劝李密“秦地山川险固，不若留兵守洛口及回洛仓，自帅精锐，西袭长安，既克京邑，业固兵强，然后东向以平河洛，传檄而天下定矣”[28](621,冯梦龙.智囊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7.)，但李密目光短浅，没有听取这一建议，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即便如此，洛口仓在隋末战争中的地位依然不可忽视，宋人谢采伯言：“李密起拱州，据洛口仓、回洛仓、黎阳仓，足食足兵，似得计矣”[28](55，谢采伯.密斋笔记续记[M].上海：中华书局，1936.)，《学林识遗》亦称：“唐初李密起事，说翟让据洛口仓，王世充据东都亦为洛口仓，后虽不终，而一时皆取胜” [29]（119,罗璧.学林识遗[M].长沙：岳麓书社，2010.），可见仓储存粮对军事成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洛口仓作为存在于整个隋代及唐代前期的国家官方大型漕仓，对于隋唐帝国的统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靠近洛阳，临近诸多河流的优越地理位置，使洛口仓无论在和平，还是战时，都成为了中央政府、割据势力、农民起义军争相夺取的对象，围绕仓粮的获取展开了一系列的博弈与冲突，同时洛口仓对于灾荒时期的赈济，民众生活的维持也有着巨大的意义，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 三、洛口仓的历史明鉴意义 洛口仓是中国大运河重要文化遗产，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了巨大的现实功能，同时作为隋唐重要漕仓，其也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明鉴意义。隋唐以后，大量的官员、文人纷纷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及洛口仓，以揭示仓储与王朝兴衰之间的关系，告诫统治者要爱惜民力、重视积蓄，做一名贤德之君，同时以洛口仓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影响以揭示国家漕运政策制定、仓储建设一定要与社会现实相符合，要始终“以民为主”，不能竭泽而渔与焚林而猎，要关注民生、听取民意、休养生息，取得广大百姓的支持与拥戴，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天下，实现王朝的稳定与延续。 首先，通过对洛口仓兴衰的考察，阐明要以史为鉴，专制社会统治者要养民生、惜民财，不能挥霍无度与腐朽堕落。宋代学者胡寅曾言：“隋炀积米多至二千六百万余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然极奢于内，穷武于外，耕桑失业，民不聊生，所谓江河之水，不能实漏瓮也”48，隋炀帝穷兵黩武，搜刮天下民财而充实府库，注重个人享乐而不爱惜民生，最终导致了隋王朝的灭亡。关于炀帝暴政而导致的恶果，见于诸史料。如隋末首举义旗的山东邹平人王薄曾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其文曰：“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49，表达了面对隋王朝的残暴统治，勇于反抗，不畏惧死亡的精神与志气。另有《挽舟者歌》曰：“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安的义男儿，焚此无主尸。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50，语句悲怆苍凉，充分体现了当时百姓的痛苦与凄惨。《隋书》对隋末民生凋敝的景象也有详细的描述，“自燕赵跨于齐韩，江淮入于襄邓，东周洛邑之地，西秦陇山之右，僭伪交侵，盗贼充斥，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51，呈现出一派饿殍遍地、域皆烽火的景象。当然古代一些学者也辩证的看待隋炀帝开大运河、修洛口仓，如唐人皮日休《汴河怀古》称：“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52，认为应客观的评价隋炀帝的行为，不能全面否定。明人丘浚亦言：“隋虽无道，然开此三渠，以通天下之漕，虽一时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后，赖以通济”53，持一种两分法的观点与态度。 其次，探求与解释蓄积虽能富国强兵，满足统治者需求，但只有重视百姓，才能使王朝稳固、社会安定的真理。唐侍御史马周曾劝谏唐太宗，称“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畜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54，指出统治者要轻徭薄赋，以民生为重，否则只能导致祸患，国灭家亡。唐太宗本人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曾言：“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许赈济，而令百姓就食山东。比至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炀帝恃其富饶，侈心无厌，卒亡天下”55。宋代董煟在《救荒活民书》中称：“为上者平居暇日，其所贮积正为斯民饥馑计尔，不知发廪赈恤，乃至英雄散之以沽誉，迹其祸患可不鉴欤”56，认为君主应以史为鉴，蓄积的根本目除满足自身统治外，还要安抚百姓，维持他们的生活，增强王朝的向心力，只有这样才能稳固政权。 最后，揭示仓储对于战争成败的作用与意义，充足的军粮是取胜的重要保障，但并非唯一。明屠隆称：“萧何料关中户口以转漕给饷，李密据洛口仓以雄视东都，而事业兴败迥别者，何调足兵食而志平祸乱，密奇时富饶而罔恤士民，何以宽大昌，密以骄矜亡也”57，认为战争目的是否具有正义性及决策者的个人性格往往决定战争的成败，而充足的军粮只是重要的保障之一。宋罗璧则认为即便李密、王世充都曾占据洛口仓，最后以败亡而告终，但是不能否定仓粮的供给作用，“盖兵必资粮，兵愈众则粮愈不给，愈远则粮愈不及，故坐困得策。况战争攘夺之世，民不得耕者众，而师旅数起，又非担石可给，故馈饷最急。又民以食为天，苟欲立事，必多得人，而人非食不众。赵充国计兵一人一月之食为米二斛四斗，汉量未考与今量如何，如计兵万人一月食，人日二升，今量为米六千石。宋隆兴初传金兵于河南者十七万，悉备战骑，韩魏公曰‘且未论人粮，以十七万，一月马草计之须二百一十万，而驴骡驮载安能为继，所以左车策赵，韩信亦高之，但拘于守不免自困，故左车深沟高垒，不与敌争，所以为奇兵也。充国、魏公测兵必测粮，可谓工于知兵，岂虚声所能济哉”58，指出战争时期要正确了解兵员与粮草的比例，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布置，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洛口仓是隋唐大运河漕运的历史见证，以其丰富的存粮与重要的战略地位而著称于世。在古代社会，积蓄是政权统治、军事供需、灾荒赈济的重要保障，而仓储的文化内涵对于后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洛口仓在隋唐之际的沿革与变化既体现了当时时代的变迁，同时其历史明鉴意义也不断警醒着古代社会的统治者，那就是国要以民为主，任何不服务于民众的积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败亡，只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使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才能统治长久。 四、结语 隋唐盛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高峰，而运河的开凿与漕运制度的完善也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洛口等大型漕仓的设置就是明显的证明。作为位于洛河、黄河、隋唐大运河沿岸的重要国家大型官仓，洛口仓无论对于历史时期，还是对于当代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在古代社会，漕仓不但维系了王朝的统治，满足了京城的供给、军事的开支、灾荒的赈济，而且往往是重要的战略据点、军事要地、交通枢纽，对于政治平衡与博弈有着巨大影响。在当今社会，洛口仓等大运河文化遗产，留下了不计其数的物质、非物质财富，尤其是在中国大运河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大力建设“运河文化带”的今天，通过对隋唐运河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研究，无论对于区域文化繁荣，还是对于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都有着明显的作用。作为大运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洛口仓、含嘉仓、黎阳仓不但是河南、中国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通过对这些仓储的保护、利用、研究，对于繁荣隋唐运河文化，增强河南文化魅力，加速融入“运河文化带”建设，都有着巨大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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