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楷书处于一种巅峰状态，此后数百年再无历史性的拓新。直到清代碑学兴起，并以其惯性作用影响到民国初期，才分别有赵之谦、康有为、于右任、弘一法师等以碑济帖的楷书新貌出现。  孙伯翔书法 然而，近百年来(尤其当下)楷书又逐渐式微，孙伯翔的楷书在这种形势下再拓碑学之路并脱颖而出，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时代意义。  孙伯翔 意义之一：势雄力厚、峻健超逸的碑楷个貌，赋予了楷书深刻的审美内涵。孙伯翔先生潜心书法至今七十年有余，挚爱于楷，把写楷当作写史、写心、写志、写人的精神诉求来赋予档书內涵意义。  孙伯翔书法 孙先生始习唐楷，后沉潜专师北魏石刻，于碑体之林，别开新境。 孙先生心血倾注于北碑，与众不同之处是：理论与实践相互济助，在碑学之路上下求索，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书学理论。 他认为北朝碑体书家“精于法，畅于怀，注于情，运用腕、臂、肘全身之力，大笔挥洒，任意为之，其效果骨血峻宕，气势宏伟”。  孙伯翔书法 显然，这种认识端正了碑的“写法”，防止了将笔作刀的“刻摩”。孙先生写碑楷，其力巧发于臂、肘、腕，善用方笔，辅之以圆，倾注性情，强化书写性，沖淡刀凿性，彰显自然性。 观其写楷，运笔沉稳而又自然轻巧，疾徐变化，富有节奏。方笔运笔重顿方勒，极为大胆，其过人之处是在书写性中实现碑档的雄健气势，酣畅淋漓的运笔，使线条方峻挺健中又见自然灵动。  孙伯翔书法 意义之二：清劲自然、动静结合的楷、行巧妙搭配，丰富了楷书的审美情趣。孙伯翔的楷、行巧妙搭配，是以碑体为基，在“同根同族”中化合。其书法以碑楷面目为主，巧妙搭配少数行书样式，构成多个层面的动静结合： 一是总体彰显楷、行的互为依存和对比变化，以楷书的“静”势烘托行书的“动”势，反过来，以行书的自然流畅，营造楷书“清静”生存的氛围，其中的先决条件是：楷、行用笔都统一在碑楷笔法之中，楷、行意趣都互融在清劲、拙朴之列。  二是赋予楷书自身的动静结合，就楷书而言，过于“静”则无生气，过于“动”则浮游不稳，失去楷的本来面目，这一对矛盾，如何平衡？孙先生汲取诸碑稳健、奇逸，动静相宜的特征，作琴心剑胆的处置。 1.首先在结字方面打破传统楷书的平正严谨，作敲侧、大小、纵横和偏旁部首左右、上下错落等变化。 2.二是在线条经营方面，碑、隶、行互相渗透，丰富线条世界的多种景致。 3.三是字势稳健时则赋予笔画的灵动，笔势飘逸时赋予字的中宫敛紧。 4.四是章法结构自由灵变，既不拘泥楷书谋篇，也不一味套用行书布局，两者之间既对照鲜明，又合情合理。  孙伯翔书法 由此，实现了楷、行的有机结合，静中有动，沉着洒脱，丰富了楷书崭新、多元的审美情趣。 意义之三：潇洒变法、消解束缚的楷、行、草相摩相荡，拓宽了楷书的审美空间。智永的《真草干字文》、碑学体系标新立异者赵之谦、康有为、于右任都分别作了从楷书到行、草体势的大胆而又成功的糅合或转化，当今孙伯翔先生是集这种糅合转化之大成者。  孙伯翔书法 先生写碑，善与传统经典对话，作多种目标追求： 一是从碑体中开拓一条楷书新路。 二是实现一楷多貌。 三是楷、行“嫁接”。 四是楷、行、草“杂交”。 一幅作品中的楷、行、草，既有古法来源，又打破楷法的程式化，以消解古法束缚，其运锋，藏露兼施，速度随字体不同而作徐疾变化，过渡自然，使碑、行、草酣畅在个人的性情抒发之中，审美空间更加宽广，可谓“古不乖时，今不同弊”。  孙伯翔书法 孙伯翔先生是当代碑楷体系中的一个贡献性书家，他的楷书行草化的艺术实践，焕发出了楷书新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为后来者导示了楷书创新的路径路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