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如（1922-2014）
贯老有一次专门为我介绍老生翻摔扑跌的功夫。其中谈到余先生的好几个戏。除《太平桥》的
僵尸和《盗宗卷》的前扑,我已在拙文《说余派》中加以叙述外,还有《乌盆记》、《扫雪打碗》、《焚棉山》、《八大锤》和《杀家》这几个戏，余先生的摔法也都有特点。我当时曾有详细记录，惜已都丢失净尽，现在只凭记忆大致勾勒如下。
《乌盆记》的刘世昌在毒性发作以后，一般的演法都是从桌子上一个吊毛滚下地来。后来李少春改成刘世昌站在桌后，左右两碰案角，身体晃动，然后从桌后一个吊毛窜到台前，人们以为这是余派演法，其实不是。据贯先生几次亲眼所见，余先生在唱完“刹时一阵肝肠断”导板之后，两手按在桌案前右侧，把两腿侧到桌后，这时再把两手按在桌案前中部，两腿向上引伸，其姿式仿要拿一个顶的意思，同时浑身发颤，宛如中毒后全身痛苦难熬，最后两腿渐渐收回，再用两臂支撑身体，用力向前一扑，一个吊毛滚下。这一系列动作有两大难点。一是两腿向上时身上的褶子不能不受控制地褪将下来，那将露出彩裤并使褶子拥成一堆，形象会十分难看；二是在腿未落下时既呈拿顶姿式，则头部居于下方，必须面向观众，但演员扮成角色，与不化妆的演杂技者不同，甩发髯
口，都必须井井有条，不能有丝毫零乱之处。尽管这些动作不过一分多钟就表演完毕，没有真功夫就一定做不到。贯老说，“余先生这一招我说什么也不敢用，我只偷了他前一半，即向桌后酬腿，好像武生扯顺风旗似的甩那么一下，接着我就从桌上翻下来了。”贯先生的描绘使我想起一九三七年杨小楼在长安戏院演出的《金钱豹》，头戴雏尾，身穿开擎，竟翻一虎跳下场而浑身一丝不乱。这同余先生的《乌盆记》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扫雪打碗》在追赶定生途中，看到了定生留下的一只鞋。这只鞋是放在下场门台口的。余先生扮演的刘子忠从上场门舞台深处磋步向前，一个抢背摔到下场门台口。这个抢背要不远不近正摔在这只鞋跟前。这出戏在余先生的衰派戏中原是歇工儿，但这个地方必须俏与稳结合，尺寸更须十分准确，才算抓住要害。另外，贯先生说，“余先生这出戏里有些身段动作，曾被连良用上，化在《春秋笔》里。”但我已无从确指是哪些具体身段动作了。
《焚棉山》一剧，唱、念、做、摔都极繁重。余先生的路子是同贾洪林先生的唱法接近的。贯
老手中，原有一个本子，是《焚棉山》介母的单讲，他送给了我，我曾拿给刘曾复先生看过。刘先生用来同余先生此戏的老生单讲对比了一下，内容完全符合。而贯先生的这个本子是贾先生留下的（可惜现已遗失），可见余先生走的正是贾先生的路子。这个本子与蔡荣桂先生传下来的一派演法出入较多，现在还能见到的演法大都是根据蔡本，如马连良、马富禄（反串介母）两位先生和王和霖、李金泉两位同志所演，全是蔡先生的路子。至于贾、余一派演法，贯老已故，目前只有刘曾复先生可能还掌握其轮廓，而张伯驹先生可能还会几段介之推的唱段。据贯老谈，介之推在烧山时要摔吊毛，贾、余一派的摔法很别致，不是象蔡派那样介之推和介母各摔在台前方正中左右两侧（一边一个人），而是表示爬山的意思，站在下场门一侧的椅子上往摆在台中间的桌子上摔，一个吊毛正好摔在桌子上。然后起身在桌上（表示在山上）做身段，再从上场门一侧的椅子走下来。介母的摔法相同，只是与介之推所走的方向相反。最后两人被焚而死，仍在台中间左右两侧，一侧一个人，软僵尸（都借助于检场人）倒下。这种演法今天已经绝迹，谨记下备读者参考。
贯先生说，“《断臂》时摔转角楼，应该注意一点。当初谭老先生就这样处理，余先生也是这
样。王佐在断臂前左手按在桌子角上，臂肘应稍曲，等到临断臂之际把手臂用力伸直，登时显得演员身材高出一块，然后用剑拍案，一气滚摔而下。这一屈一伸就看出劲头和精神来了。”又说：
“《杀家》挨完打被撵下堂出场，有人唱完第三句以后才摔吊毛，我是根据余先生给'说’的，在起唱以前摔抢背。萧恩在乱锤中出场，应面向台内，两手扬起做身段，就在要转身未转身之际，先
甩一下髯口，然后抄起两袖迅疾地跃起一个抢背，既要摔得高又要摔得远，然后再先后扬腿，起身叫唱。”据王金璐同志谈，李洪春老先生对贯老《杀家》的抢背也是称誉备至的。
下面再简单地分别谈一下我跟贯老学的那几出余派戏。
《审头》。此戏连唱带白，我已跟张伯驹先生学过，是余派的路子。有一天晚上我陪贯老入市沽饮，席间贯老问我：“你会《审头》不会？”我答：“曾跟张大爷学过。”贯老说：“你唱一遍我听听。”余派《审头》只有六句唱工，我随即哼了一遍。贯老说：“词儿确是余派的，可是唱法就不一样了。这出戏是我跟余先生一块儿找春阳友会的恩禹之学的，学会之后我并不常唱，余先生可不断演，并且成了他的'看家戏’。只要他贴这个戏，我就一定去看，所以记得比较牢固。余先生这出戏虽只有六句唱，可一定得落下三个'满堂’来，要照你刚才的唱法，一个'好’儿也落不着。这是一。人人都知道，连良唱四平调'狗汤勤’三个字的唱腔是全用余先生'戚贤弟’这三个字的腔，这才能有彩声，你唱的却跟连良的唱法一点也不握边儿，显然不是余腔。这是二。你明天来找我，我从头给你'说’。”第二天我去看贯老，从“引子”学起。据贯老所知，光是《审头》
的“引子”就有四种之多，刘景然的词儿贯老已不记得，还不算在内。一种是“虎头引子”，贾洪林先生常用的，原词是：“德配群生，眼前俱皆赤子；地有高卑，不愧头上青天。”第二种是把这个引子简化了，一般谭派老生多采用之，词句是：“堂口皆赤子，头上有青天。”（小如按：王庚生先生即念此词。）贯老本人是根据恩禹之的词：“奉命审人头，王法律条谁不愁。”定场诗为：
“可恨严嵩太张狂，欺君枉上霸朝廊。许多奸佞成一党，残害忠良无下场。”后来马连良先生所念的引子和诗句，就同这个路子差不多，只改动了几个字。而余先生却用了几句最“乏”的词儿做引子：“为官清正，与黎民判断冤情。”有点接近《捉放公堂》的陈宫了。至于余先生的六句唱词博得三个满堂彩声，乃在于第一句“大炮一响人头落”的“落”字用了一个同《战太平》“撩铠甲且把二堂进”一句的“进”字相仿的腔，而且比“进”字还多出一翻儿来，不把满堂彩要下来是不算完的。第二个地方是四平调的第二句“过往神灵饶过谁”全句高唱，特别是“饶”字，一定卯足了劲来唱，必然落满堂彩。第三处就是“戚贤弟暂且回衙内”的“戚贤弟”三字，使长腔连拖五板，后垫“呀”字，唱得既满又俏。马连良先生改唱“狗汤勤”三字，用腔基本相同，只是垫字改用
“哪哦”，且“汤”字亦病略略唱倒，似仍以余派唱法为长。
《盗宗卷》。我平生只在一九三六年看过一次余叔岩的戏，即《盗宗卷》。因此印象特别深刻。五十年代中期，张伯驹先生在北京屡次彩唱《盗宗卷》，我发现与余在台上的演出颇有出入，为此我还特地请教了张先生。自从跟贯先生学戏，开始并没有想学这一出。有一次我去看贯老，正值他给戏校的一位毕业同学“说”《盗宗卷》，我在旁听时发现贯老的唱法和表演同余先生的演出十分接近（如“在沛丰”的“丰”字使长腔，张先生则出口即收住，就是这同一段中东辙的快板，末句为“赵皇娘的名节存卷中”，并未改辙，与余先生全同，而张先生则唱“赵王本是戚氏生”，归入“人辰”了；又“白亮亮的钢刀”，贯老和余先生一样是唱“白”字的，而张先生则唱“明亮亮”，与马派同），便要求贯老给我“说”这一出。在学习过程中，我发现只有几个地方贯、余小有差别，其余基本一样。贯老说，这出戏余先生给我指点过，加上过去总看他这个戏，自然就按照余派的路子演下来了。
《连营寨》。我原想跟贯先生学《汉阳院》，因为里面有一段反西皮（“哭刘表”一场）；可是贯先生说，“这个戏的本子丢了，一时记不起，要学反西皮，就学《连营寨》吧。”其实贯老的《连营寨》的反西皮二六以及前面的八句摇板，是道地的贾派，因此有不少腔同马先生的一样。但
据贯先生说，念白则全是余先生的词儿。刘曾复先生也告诉我，贯先生这戏的白口与众不同。所以我特意记下了贯老此戏的全部台词。附带说一句，王少楼、杨菊芬两位这出戏的唱法和唱词与贯先生所唱也颇多相同之处，贯老同他们两位都很熟，不知此戏是否彼此互为影响。
《扫雪打碗》。刘曾复先生当年向王荣山先生问业，想学这出戏。王荣山先生说：“这出戏你别跟我学，你去找贯大元，他是叔岩亲自给'说’的。”后来刘先生知道我跟贯老学戏，便怂恿我向贯老把这一出学会。'当我向贯老一提此事，贯老就说，“您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我把原委说明，贯老说，“一点不错，这出戏连本子都是余先生给的，台词儿跟大路全不一样。”比如上场四句散板，通常是发花辙，余先生则唱江洋辙。后来又唱两句散的，通常是江洋辙，余先生则用人辰辙。这是一出以做念见长的衰派戏，唱工不多，却颇有特色。即如余派第一句散板“大雪不住纷纷飘荡”的“大雪”二字，我初学时感到十分耳熟。后来才发现，原来二本《草桥关》姚期唱的
“小奴才做事真胆大”的“小奴才”三字的唱法，就是从“大雪”的唱腔化出来的。
《南阳关》。贯老这出戏并非纯余派，但有不少余腔。贯老说，此戏是余先生首肯并加以指点的。其中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即伍云召城楼所唱“叹双亲不由人珠泪双抛”的“人”字，余先生本来是高唱的（高亭公司录制的谭富英先生所唱此戏，这句的“人”字即是高唱），后来有一次改为低平唱法，出口即收，不再拖长，次日剧评家即在报端发表文章，说余叔岩改了唱法。贯先生这时接到余先生电话，问贯先生看到报纸没有，并说：“告诉你，低唱不对；我是成心不往高里唱的。以后你还照着高的腔唱，我是蒙这群傻小子的。”所以贯老给我“说”时，嘱我仍往高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