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医为了悬壶济世？

学医为了悬壶济世？

一

　　昆德拉的小说《身份》里，主人公马克是个理想主义者，中学毕业的时候，他把世界上所有能考大学的职业都想了一遍，最后发现当医生是最为利他的，就报考了医学院。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确挺高尚的，我们常把医生这个职业说成“崇高的职业”。上世纪初，不少仁人志士都是把自己的职业选择跟中国的前途连在一起，有因此学医的，有因此学农的，有因此投身文学的；鲁迅一开始学医，后来他发现治疗人的身体不如治疗人的灵魂更重要，改事文学了。想想现在，你可能纯粹出于一己的兴趣选择了写小说，可能是因为医生挣钱多选择了学医，好生惭愧。

　　行医的目的是什么？可以说是治病救人吧。要是有个医生说他的目的是挣钱，你会不会觉得他有点儿鄙俗，甚至恶劣？然而，一个壮工挖土方，为了挣点儿钱，他鄙俗或恶劣吗？也许恰因为医生这个职业格外崇高，为挣钱去学医就鄙俗甚至恶劣？

　　医生这个职业为什么格外崇高呢？治病救人的确是件很重要的事儿，但种粮食、做衣服、盖房子不重要吗？再说，我们是因为某个行当重要而投身其中吗？的确有马克那样的青年，从理想出发走上一条道路。但多数人未必如此。想想我们自己和身边的人，怎么一来就成了农民、建筑工人、医生、画家、官员？我成了郎中，可能是我生在中医世家，可能我叔叔是郎中，看我聪明可教把我带在身边，可能有位神医治好了我少年时的一种怪病，也可能有个庸医治死了父亲，例如鲁迅。当然也可能，我琢磨着当医生挣钱多。

　　我入了这行你入了那行，本来多半是因缘不同。而且，不管行医多高尚多重要，不管你是不是出于崇高理想当了郎中，你毕竟在靠行医这个业行养家糊口。你可以默默无闻地在内蒙古种了好多树，你可以加入博济会做半年义工，但我们通常得养家糊口。你得会干点儿什么，长大了才能养家糊口，而从前，最现成的路子是“子承父业”，你从小看着爸爸诊治病人，你自然熟稔于症状和药材。

　　通常，我们既不是先考虑哪个业行能实现最高的理想然后去选择它，也不是先考虑哪个业行能让我利益最大化然后去选择它。我倒是知道跟政府联手开发房地产利益最大，我听说飞行员转个会就几百万，但我从来没想过往那个方向去把利益最大化，因为它跟我哪儿都沾不上。这在传统社会里更明显一点儿，那时候，利益更明显地跟具体的人的具体身世连在一起。

二

　　人生不是股票市场，可以站在它外面来权衡得失。行医，从军，或从事地质学、文学、电子商务，我可能被抛入其中，被安排到其中，我可能受到吸引，受到感召，也可能那是经过考虑的选择。现代以来，选择成为人生的关键词。这既是刻画现代人生活的一个重要字眼，也是与现代整体观念配套的一个字眼。例如，萨特强调责任来自选择。

　　然而，选择这个字眼也积淀了现代观念中一些虚假的成分。例如，责任不一定来自选择，我是个公民，抽签担任了陪审员，我照样需要承担责任。古代思想中较少选择的观念，却并不少责任的观念。眼下我要说的则是，虽然你进入了这个业行而不是那个业行，其中会有某种考虑和选择的因素，但选择总是伴随着出身、禀赋、感召等等做出的。

　　选择观念引向等距，仿佛被选择项在时空上并列摆在那里。出身、禀赋、感召等等则含有时空上的远近。孩童最喜欢跟着比自己大两三岁的哥哥姐姐，从他们那里学这学那，中学生往往在某个老师那里找到自己的榜样。一个近在身边的榜样，比一个远在天边的榜样有更强的吸引力，他也为我们模仿他提供了多得多的细节。

　　无论理想还是利益，都离不开一个人的具体环境，包括他心仪的生活典范和他自己的禀赋。我从小学起跑步在班里最后一名，我多半不会以刘翔为楷模，非要干飞人这一行。即使我像鲁迅似的一心爱国，而且认为要救这个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学，我若并不爱好文学，没有什么文学禀赋，我也不会想到去写小说诗歌救国。我们谈论理想与现实，说不能停留在理想上，要化理想为行动，这话当然没什么错，但我想补一句，我们并不是先有个与自己的现实无关的理想，然后面对一个与理想无关的现实，我们生长在相当具体的现实里，理想一开始就是在这个现实里呈现的。

　　黑格尔那时代，老年人还常老气横秋地训导年轻人，他说青年人抽象——黑格尔把“抽象”视作缺陷，这我很同意。的确，年轻人没做过什么事，他的远大怀抱，他的高扬理想，难免有点儿飘。不过，青年的理想有点儿飘扬不仅是正常的，甚至是可喜的。青年学子聚在一起，指点江山，一派以天下为己任的劲头，其中不乏昂扬的意气。毕业十年以后，同学重聚，若个个一事无成，仍然在那里高谈阔论国家大事、人类前景，旁听者难免有点儿疑惑起来。我们要的是那种能一步步引导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理想。是啊，若总是停留在年轻时代的理想方式上，人就变得抽象了。一伙儿退休老头儿每天议论政治局的人事布局，议论怎么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哦哦，那无非是街头下棋之余的另一种消遣。

　　我们需要在成长和为事的过程中变得具体。学医的漫长岁月里，我们多半时候想的不是怎么悬壶济世，而是学习枯燥的生化学，记住成千上百种药物的名称和成分，一遍一遍重复这种那种操作程序。

　　糟糕的是，这些知识、技术、规程，你并不能区分其中哪些与你的理想联系紧密，哪些关系不大。你从政，你不是每天想着怎么落实理想，而是想着去处理那些日复一日的事务，或怎么处置火烧眉毛的意外事件。无论你一开始怀抱怎样的理想，它都无法原封不动体现地在这些实际工作之中。理想不仅变得具体而微，而且一定经历了这样那样的变形。实践的目的不在手段之外——这样从政，成就的是这样的政治目的，那样从政，成就的是那样的政治目的。

　　这时候，就来了异化的危险。我们当年的同学，后来走进政治这个行当，当年谁不是抱着经世济民的理想？后来呢？冯友兰从手段目的来谈论这里可能发生的情况，他说一个目的可以是另一个目的的手段，比如做官的目的是改良政治，然而，“在人事方面，这有时是很危险的事”，“若千方百计运动去做官，久而久之，也许会忘记改良政治而以做官本身为目标”。

　　这里的确有一种我们都知道的危险，但这样来刻画这种危险稍嫌简单，仍把目的手段视作互相外在的东西。实际上，很少有谁像葛朗台为攒钱而攒钱那样把做官本身作为目标。且不去说那些一开始就为了去搜刮民脂民膏做官的贼人——他们倒是不会异化，只说那些一开始为了改良政治才去做官的，真正的麻烦差不多总是在于，你一开始怀抱的那个理想，与官场的实际运作没啥关系，等进了官场，你很快会认识到，那种理想过于抽象。相应地，那时设想的现实也颇为抽象。目的或理想面对的并非一个泛泛的现实，你面对的是具体的制度、人脉、规则、惯习。待到你学会了在所有这些之中把事情做成的时候，你的理想，连同你自己，无可逃避地被改变了。你很少面对我该坚持理想还是我做出改变做出妥协这样的大选择，你的改变发生在难以觉察的毫厘之间。没有这些改变，你将一事无成。但你最终做成的是什么呢？你自己最后变成了什么呢？

　　简言之，异化的危险在于，你最后做成的事情不可能像你一开始设想的那样子，你自己也不可能保持少年时候的那个样子。在现实生活中，一切都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这种改变是理想获得了具体的形态呢，抑或是理想逐渐湮灭？绝不像比较一个完整的苹果和一个咬过一口的苹果那么清清楚楚。

三

　　学成个郎中，不一定出自悬壶济世的理想，多半也就是为养家糊口。这并非要否认，行医的确是崇高的业行。种庄稼当然要技能，也要勤勤恳恳，但行医不止于此。行医的技能一层层，没有止境，神医妙手回春，简直有再造生命的神奇。而且，行医还需要某些特殊的品德。

　　我并不想否认行医的这些特质，我想说的是，一个业行有它固有的规范，你热爱这个业行，要在其中做得优秀，你自须把这些规范内化到你身上。培养行医的特殊技能和品德，更多在于你深入行医这个业行，而不在于你入行之前的动机。你一开始只是跟着郎中爸爸学一门养家糊口的本事，还是一开始就抱着悬壶济世的崇高理想，差别不大，你要把这门本事学好，就得掌握这些技能，培养这些品德。即使你一开始学医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照样可能在从事这种活动的过程中成为“理想主义者”。行医这个业行比你的动机包含着更实实在在的理想。

　　如果你做的事情值得赞扬，你出于个人的爱好来做它又有什么关系？朱瑞峰年复一年从事网络反腐，不断受到骚扰、威胁，我们旁观者也难免为他的人身安危担心——贪腐官员无所不用其极的案例已经出了不少。人家采访他，他却说，他就是喜爱做这事，即使他妻子为此跟他离婚他也不愿放弃。我们从事一个业行，很少能用非此即彼的简单动机来说明，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动机通常无法与当事人的其他方面割离开来，无法跟他面对的特定现实割离开来。实际上，朱瑞峰的“个人兴趣”与他的拳拳报国之心交融难分。充满个人爱好来做一件事情，丝毫不减弱这件事情的“理想性”。套用夫子实实在在的说法，强为之者不如乐为之者。

　　才能、感受力、际遇，会把同样的动机引向很不一样的道路。

　　一个女青年，爱好写作，强烈希望成为出名的作家，某些机遇让她接触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她觉出那是个极好的题材，到图书馆去搜集资料，到各地采访当事人，落笔写作。在这个过程中，她一步一步陷入历史的残酷，民族的苦难，她写出了一部震动世界的书，出了大名，同时，她变了个人，出名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真诚面对世界真诚面对自己进行写作。当然，你也可能从始至终坚持为出名写作——果若如此，你多半写不出什么很好的作品，哦哦，糟糕，你出名的机会恐怕也会少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