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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历时十九年主持编纂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它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一千三百多年的史实。作为一部鸿篇巨作，《资治通鉴》的开篇，竟然是从一件看似很普通的事件开始的：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封晋国的三个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共主，想封谁为诸侯，完全是他权力范围内的事，但司马光为何如此小题大做呢？ 天子的职责是什么？就是维持纲常秩序；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安宁，靠的是正名分、讲规矩，而规定这一套政治规矩的规范，就是“礼”。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而诸侯除了定期向天子进贡（纳税）外，还要承担相应的义务，比如跟随天子出兵征战；同样，诸侯将土地分封给大夫，大夫对诸侯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以此类推。通过“礼”的这种规定，确立了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名分”。上下有礼，尊卑有序。名分定了，社会才能有序发展；一旦名分乱了，社会秩序也就乱了。 而当时的晋国，国君大权旁落，实权控制在韩、赵、魏、智、范、中行六家大夫手里，他们拥有自己的地盘和武装，互相攻打，最后剩下智氏、赵氏、韩氏、魏氏四家，其中又以智氏的势力最大。在三家分晋之前，晋国的大权已经落到了智伯手里。智伯文武全才，但为人狂妄自大、贪得无厌，不把其他几个家族放在眼里。他无故向韩康子索要土地，韩康子当然不愿给，但家臣段规劝他说：不如给他吧，他尝到甜头后肯定又会向别人去要，一旦得不到就会刀兵相见，那时我们就有机会了。于是韩康子给了他一个万户人家的大县。智伯很高兴，又去问魏桓子索要土地，魏桓子也不愿意给，他的家臣任章劝他：“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给他吧！于是魏桓子也给了他一个万户的大县。 智伯又问赵襄子索要土地，但这回赵襄子不干了。智伯便率领魏、韩两家去攻打赵襄子，没想到魏、韩两家反戈一击，联合赵襄子把智伯消灭了，智伯的土地反过来被三家瓜分了。接着，韩、赵、魏三家又派使者去觐见周威烈王，要求把他们三家封为诸侯。没想到周威烈王竟然答应了，正式分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 对于周天子的这一举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就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魏、赵、韩三家，原来只是晋国的大夫，晋国才是正儿八经的诸侯。现在这三家公然私分了晋国的土地，而周天子竟然还予以承认，这不是魏、赵、韩三家在破坏规矩，而是周天子自己在破坏规矩。“礼”被破坏了，“名分”乱了，将来谁还会尊重天子呢？恐怕从此要天下大乱，没有规矩了。事实上，正是以三家分晋为标志，中国历史真正开始了“战国时代”。 当然，司马光所说的“名分”，是一种建立在专制社会基础之上的身份等级关系。他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什么是礼？礼就是“纪纲”，也就是国家的基本的法律和制度规范；礼的核心内容，就是确立等级名分：“何为分？君、臣是也；何为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有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显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如此的“小题大做”，无非也只是想说明一个基本的道理：国家治理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规矩，什么人该做什么事，什么事该由什么人来做，都应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有这样，国家和社会才能有序治理，政治秩序才能够稳定。如果破坏了这种规矩，就会造成“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的恶果，“岂不哀哉！” 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商鞅在《商君书·定分》篇中，就以兔子为例，阐述过“定名分”的重要意义，他说：“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贾者满市而盗不敢取兔，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加骛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贫盗不取”，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名分，“故圣人必为法令治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民皆愿悫而各自治也。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 商鞅是从“法”的角度来谈名分，司马光则是从“礼”的角度来谈名分，其实两者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撇开其中的糟粕性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强调的“礼”和“名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依法确立的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和权力——义务关系。 国家和社会治理，离不开必要的政治规矩和法律规范，而这种政治规矩和法律规范的核心内涵，无非是确立权利——义务、权力——权利、权力——责任等基本的关系。这些关系明确了，政治才能稳定，国家才能有序，社会才能和谐，人类才能进步。这，应该也是《资治通鉴》开篇给我们最好的启示吧！ 作者：殷啸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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