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滹河旧韵之村戏闹春 文||刘善民 我村小学的墙壁上，悬挂着一把旧板胡。轻轻拭去上面的灰尘，红木制作的琴杆，古色古香，光彩依旧，镌刻着“饒陽縣文化館贈”的字样，时间大概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师说，这是县里给戏班的奖品。谈及戏班，村上老人们难以掩饰满脸的荣耀。 我村的戏班年代久远。上世纪初非常活跃，其表演形式叫“船头调”。小时候听一位老太太唱过，内容和那首“妹妹坐船头，哥哥岸上走……”差不多，古道沧桑，酣畅淋漓，韵味酷似山西梆子，映照着一种渔耕文化。我村是明朝洪武年间(1369年)从山西榆次迁移而来，“船头调”莫非与此有关？可惜，此调已经失传。据说，每到秋后，戏班的角儿们便打点行头，从吕汉码头坐船去天津杨柳青，一边卖艺，一边卖字画。 前辈口述这段历史，使我的思维形成定式，每当从电视中，看到挑担背包上船渡河的境头，就自然幻化出沧桑岁月里艰难渡日的乡亲。那湍急的河流之上的一叶扁舟，载着出行的队伍，携妻带子，茫然环顾着两岸的芦苇。芦花无奈的从眼前飘过，落到水面、船头和他们的蓬松的发际，欲随他们走京串卫，四处飘泊。那茫然的目光里企盼着春天…… 抗日的烽火燃到滹沱河边，戏班的表演由“船头调”改为短小精悍的话剧，以其自身的优势投身到抗日救亡之中。一般都是党组织秘密传送宣传提纲，大家根据情节创作编排，在群众中秘密演出。如《参加八路军》、《扛起枪》等等。女青年刘志国是当时的杰出代表。秋风潇瑟的一天，她带领文艺队和儿童团到大迁民庄参加抗日汇演，一曲《血泪仇》感染了全场，群情激奋，军民挥戈。高超的演艺引起了冀中首长的重视。刘志国和他的弟弟分别被“火线剧社”和“前卫剧社”选中。从此，她们跟随抗日队伍转战平原。由一个穷苦出身的农村姑娘，成长为光荣的八路军战士。战火中她与部队作家傅铎结为伉俪，共同创作，共同战斗。那部《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就取材于当时的背景。小小乡村戏班儿，却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人才。建国前后，从我村戏班走出的土娃娃不下十人，他们分赴京津鲁石等地，抗日救亡，建设祖国，很多人还步入领导岗位。 挖掘我村的历史发现，铿锵的锣鼓最热烈的时候，当数共和国的初期。翻身的农民，从漫长的迷雾中醒来，抖去满身的尘垢和冤屈，扬眉吐气，载歌载舞。表演由小话剧上升到河北梆子和京剧二黄。村民集资购置锣鼓道具，到蠡县胡家营请来师傅，传经授艺。各户抢着管饭，争相学习。村戏成为一种时尚，一种身份，一种释放，一种美的象征。在当时，如果哪一户不参与，将被边缘化。年轻人搞对象，也暗自青睐文艺青年。从白头翁到开裤裆，街坊踊跃，热情高涨。发爷时龄五十多岁，带领全家同台演出，他在《空城计》里扮演诸葛亮，老婆、儿子各有角色。除了集体排练，回到家还要加班，炕头是舞台，扫帚是道具。往往饭菜端上桌，他先要“站在城楼观山景”。而后才允许吃饭。 人们对戏剧痴迷，留下了许多轶闻趣事。我姥爷自幼习武，尤喜刀枪。在京剧《战长沙》里扮演关老爷。按照规定动作，与老黄忠大战几合便兵合一处。但随着锣鼓的张扬，姥爷来了兴致，忽然撇开套路，即兴表演。轮起大刀，追杀不停，直闹得黄忠难以招架。后台几经催回，他置之不理，由于用力过猛，大刀被断为两截，戏演砸了，也留下了笑柄。 在村戏里，人们争扮主角也是常有的事。邻居有个二姑，人长得漂亮，唱念坐打功夫了得。总争着唱主角，但性格暴烈，常常临上台发脾气撂挑子，时而出现冷场。因此，只要她出演的角色，都要悄悄配好备用演员，预备救场。忆趣是对美好生活的回望，也是对往昔时光的留恋和品味，是一种幸福的咀嚼。 这就是我的村庄，她从遥远的琴声中走来，一把板胡，一腔小调，叙说着岁月悠长。村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特色鲜明，花开满园。吕汉村的评剧，官佐村的笛子调，河头村的丝弦，官亭村的狮子舞等等，以其不同的风彩活跃在历史的舞台。而今，新农村的号角响彻在希望的田野。广场舞、传统戏交织在一起，以其宏大靓丽的阵容演绎着一个时代的风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