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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难的人生旅程里，姥爷一直远远地离开我母亲的的生活圈子，可是母亲一直想念着他，时时刻刻地盼望着他能够突然归来。 母亲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姥爷离家时的情形。 我姥爷出走的那天是个下午，金黄色的阳光把屋子照得亮堂堂的。当我母亲领着四岁的舅舅走进屋里的时候，姥姥坐在八仙桌的旁边，用手绢掩着面哭得气都喘不上来了。姥爷见我母亲进来，立即蹲下身来，亲着母亲和舅舅的脸说：“兰儿，好好跟弟弟玩，听娘的话，等爹回来时给你买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 我母亲不知姥爷要到那里去，觉得他如同平常到乡下，明天就会回来的。当时母亲笑了，还郑重地点了点头。那时，我母亲不过是个六岁的小女孩。 那是一九三八年秋天的一天，满山的高粱红了，满地的谷子黄了，芝麻开的白花一节比一节高，一片丰收的景象。母亲说：当时大人们那有心思去收割这些庄稼呢。是啊，战争的乌云笼罩着整个中国的天空，压抑着人们的头颅压抑着人们的心灵：东北三省沦陷了，北平失守了，日寇的铁蹄就要踏遍整个华北！市面上关于战争的谣言沸沸扬扬，闹得人心惶惶，说不定那天家没了命也没了，人们还要这些庄稼做什么呢？ 我姥爷叫何文仓，他是在武安县城上的学。一九三八年的那个夏天，城里抗日救亡活动的宣传搞得如火如荼，使年轻的姥爷热血沸腾：他要抛家离子，他要投笔从戎，他要奔赴抗日的最前线同日本侵略者拼个你死我活，把倭寇逐出中国去。母亲当时的家是个大户人家，家里几院都没有分家，有二十多口人呢，姥爷充其量是个少东家。当他把参加军队去抗日救国的想法对家里人说了一下后，家里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旋即遭到家里人的一致反对。理由很简单：咱们是大户人家，当兵捐丁的事没人派到咱们头上，就是派来了，咱们可以花钱买一个人去，没有必要让我们家的子弟到战场上流血捐躯。再说，你怎么忍心扔下年迈的父母、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一走了之呢？姥爷的理由也很简单：穷人家的人也是人，也有父母妻儿，也有离别痛苦，有钱人家的财产多，更需要有人去保家卫国，况且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争论了几个月，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姥爷后来义无反顾地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了音信。 一九三九年的春天，冰河刚刚解冻，柳树上还没有长出嫩嫩的绿芽，山背阴的地方到处都是冰雪，早晚的风还是刺骨的寒冷。有一天，不知谁在街上喊了一声：日本人来了。听到喊声，村里的人像炸了群的羊，纷纷四处逃难。我姥姥抱着我舅舅，母亲的小手拉着姥姥的衣后襟，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我姥姥在逃难中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又结记姥爷，吃不好睡不好，且担惊受怕，不久就染上了病，经过好多大夫治疗都看不好，到了年底，就病得奄奄一息了。姥姥临终前，把我母亲叫到床前，拉着我母亲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兰儿呀，我就把弟弟交给你了，你就是死也要把弟弟拉扯大，这是何家的根，不能断呀。不管再艰难，一定要等你爹回来，你爹回来一切都会好的。”我母亲那时只是个七岁的孩子，她听不懂姥姥说的话，但还是郑重地点了点头。母亲说，我姥姥临死时盯着她的那双眼睛有些怕人。姥姥死了多时，那双大眼睛就是不肯合上。 在我姥姥死了一年多后，姥爷终于有信了。那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那年的冬天接连下了几场大雪，天气冷得出奇。母亲和舅舅同家里其他人逃难到武安与山西交界的山沟里，母亲和舅舅都穿着厚厚的棉袄，同家人挤在山村的一所屋子里。屋子里没有火，只能靠蹦蹦跳跳来取暖。留在家里的人拿着信费尽周折才找到母亲她们。大人们拆开信，看看日期，已经过去半年多了。信中大意说：他跟准备参军的人来到南方后，没有参军，经熟人介绍，考上了国立政治大学，已上了两年多了。因为国家的局势恶化，学校让他们这期学生提前毕业，愿参军的可以参军，他已经领到军装了。并说，日本人就要大举进攻中国，不要管家里的田产，收拾东西赶快往南方逃。这是我姥爷对家里有联系的唯一一封信。 看完信后，家里的人哭成一团。母亲却没有哭，她觉得有信总比没有强，觉得用不了多少天，我姥爷他们就会将日本人赶出中国的，那时，我姥爷就会回来，一切都会好的，她相信我姥姥说的话。就这一封信，改变了家里人的逃难方向，转向南方逃。一大家人从此开始了四五年的颠沛流离生活。 就在这几年，母亲经历了人间地狱般的磨难，亲眼目睹了日本军队烧杀抢掠“三光”政策的暴行。那时，母亲和舅舅觉得她们的爹就是杀日本鬼子的，挺了不起的，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脸上有光。到了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姥爷仍然没有信，但这几年中间不断有人传言姥爷在同日寇的战斗中被打死的消息。对于这些消息，母亲概不相信，她天真地认为：娘死了，爹是不会丢下她姐弟俩不管的。 其实，在母亲的描述中，我始终弄不清姥爷长的是什么模样。母亲总是说姥爷是细细瘦瘦的身材、文文弱弱的样子。直到母亲去世，她也没有拿出姥爷的照片让我们看看。看来，姥爷是没有留下照片了。姥爷当年托人捎回的信里也没有照片，也许是当时的时局紧张或照相条件不便利吧。我姥爷出走的时候，母亲只是个六岁的小女孩，懵懵懂懂的样子，哪能记住姥爷的相貌呢？我觉得，就是姥爷回来，站在我母亲的面前，她也是认不出来的。但是母亲一直在等待着、盼望着，她坚信我姥姥说的话，我姥爷回来一切都会好的。 日本投降了，到处都是庆祝胜利的锣鼓，到处都是欢庆的鞭炮。可我姥爷却没有随着胜利来到而归来，害得我母亲望眼欲穿，天天站在村边等。母亲每天都等到太阳落山，等到繁星满天，她盼望着奇迹出现，盼望着在大路的远处能突然出现我姥爷的身影，但次次都是失望而归。母亲说：那个时候，每次往回走我都是哭着回到家的。 由于生活没有着落，我母亲和舅舅只好寄居在她们的舅舅家里。最艰难的时候，母亲多次想要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但她望着年幼的弟弟，想起我姥姥的话：不管再艰难也要把弟弟抚养成人，等待父亲回来。我姥爷是她活下来的重要精神支柱。我懂事后，从来没听母亲说过舅舅的事。有次我问母亲：和你相依为命的舅舅是患什么病死的？可母亲就是不说，再一问就泪如泉涌。想是母亲觉得就在这件事上对不起我姥爷和姥姥？许是她自己认为没有照顾好舅舅，让何家断了“香火”，在百年以后见到姥姥姥爷无法交代？ 父母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们兄妹五个，看得出我们兄妹五个始终是母亲的骄傲。无事闲暇时，母亲也常常会提起我姥爷。她曾经对我们说过：“如果你姥爷有一天回来，看见你们几个健康活泼，成家立业，他一定会高兴的。” 有天我同母亲走到村边的大路旁，她站下对着南面的大路看了许久，不知在想什么。等了好一会儿，只听母亲长长叹了一口气后对我说，“你姥爷要是活着现在都七十多快奔八十的人了。”那年，母亲已经五十多岁了。 我姥爷可能没有死在日寇的屠刀下，知道这个消息时是改革开放已经许多年了，母亲通过外地的一个亲戚找到北京的黄埔同学会，联系上一位曾同我姥爷共过事的人，这人说，1947年他同我姥爷一起在内务部戒毒委员会工作，后来我姥爷调到伪贵州省秘书处，以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就这道听途说的一句话，让我母亲兴奋了很长时间，有时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记得她曾经对我说：“我说你姥爷没有死吧谁也不相信。可你姥爷怎么能把我和你姥姥你舅舅忘掉呢？他亲口对我说他回来时要给我买许多好吃的东西呢，我稀罕他给我买好吃的东西？我只希望能有封信给我或回来看看我，我也给他诉说诉说这几十年我受的委屈，现在我满肚子的话可对谁说？我都快六十岁了，还有几天活头呢？” 母亲说着，浑浊的双眼涌出了两行清泪，这泪水中包含着多少无奈和辛酸啊！ 我姥爷如果没有死，或许又在什么地方成家了，永远不愿知道我母亲姐弟和我姥姥的消息了，人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是这样。母亲却认为我姥爷绝不会再成立新家庭的，她认为我姥爷在大陆解放时可能随着国民党部队跑到了台湾，后来因为条件限制无法回到大陆来探亲。现在我母亲唯一的希望就是盼望台湾和大陆能够早早统一，那样，也许在解密的国民党档案中能够找到我姥爷行踪的蛛丝马迹。 转眼二十多年又过去了，母亲都八十多岁了，但对我姥爷的思念有增无减。八十二岁那年夏天，一向身体健康的母亲在院中洗菜时不慎摔倒，从此就不能起床了。我们兄妹几个轮流伺候了一年多后，一天，母亲突然饮食大减，并且时常昏迷不醒，打针吃药也没有多少效果。有次，她从昏迷中醒来，见我们兄妹几个都再床前守着，就拉起我的手说：“我就要跟你爹见面去了。你们兄妹几个都有自己的时光，也都过得去，我也不挂念你们什么，最让我放心不下的还是你们的姥爷，看来我活着是等不到他的音信了。等台湾回归大陆后，你们一定设法去台湾的国民党的档案中查查，看能不能查出你们姥爷的下落，我太想知道他到底死在那里尸骨葬在什么地方了。如果知道了他的下落，一定去坟前同我说一声，好让我安心。”说着便泣不成声了。 说这话仅仅一个月后，母亲就带着深深的遗憾与世长辞了。 作者简介：张裕昌（笔名：布雅山歌）：河北省武安市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会员，著有诗集《布雅山歌》长篇小说《野草湖迷踪》等。 责任编辑：南冰 一根筋 编 辑：晓梦 镜中人 宁静 云飞 执行编辑：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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