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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谈到淮海战役，很多人想必会抱有这样一种看法，就是由于黄百韬在向徐州靠拢的过程中的失误（在新安镇停留两天等待44军却未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导致黄百韬兵团被围于碾庄，从而使兵力上占优的国民党军从战略上的相对被动变为了绝对的被动。 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因为从战役进程来看，似乎的确如此，那么黄百韬无疑就国军在淮海战败的首要罪人，但是事实确实如此吗？我看未必。美军前海军部长约翰莱曼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外行谈战略，内行谈后勤。后勤是什么？是物资供给、路线规划、设施建设、医疗保障等等方面，归根到底就是一支军队组织能力的重要表现，换句话说，也就是“内行谈组织”。 我自然不是什么内行，但是却不妨碍我从组织方面来谈一谈黄百韬失败乃至国民党军失败的必然性。 我们先来看一下国军方面。国军战斗力弱吗？其实并不弱。比如说曾泽生的第40军，在起义之前屡战屡败，起义之后迅速变成了一只精锐之师，这就说明了在战斗力的底子上，国民党军还是比较雄厚的，那为什么在解放战争中国军总是大跌眼镜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组织能力太差。 国民党军其实就是一支装备近代化却组织极为陈旧的旧军队，就像明朝的军队一样，由少数亲信部队裹挟着大批类似仆从军的部属，而当亲信部队力量被削弱，或者其他部属脱离了亲信部队的掌控范围之时，就会导致整个军队陷于瘫痪。这就导致了国民党军只能打坚守战，无法进行运动战，无法分兵作战，无法使其一部前出十余公里作战。更导致了国民党军整体指挥混乱，一部之内各自为政，偷懒耍滑的现象比比皆是。 而反观解放军，虽然在当时装备相对落后，但在组织上却是一直不折不扣地彻底现代化了军队，思想统一，令行禁止，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以辽沈战役围歼廖耀湘兵团为例，当时东野参战部队的建制全部被打乱，纵队找不到师，师找不到团、营，在这种情况下，在作战命令无法下达之时，各部队仍能有条不紊的进行战斗。而同样被打乱了建制的廖耀湘兵团的则乱成了一锅粥。 这样的部队其在具体作战中的表现自然可想而知了。我们再来看黄百韬的第7兵团。黄百韬一直以来都是粟裕的劲敌，其指挥作战风格硬朗，敢打敢拼，的确是一员猛将，军事才能使可圈可点的。那为何黄百韬会在新安镇一动不动待了整整两天？又为何在这两天的时间里连两座浮桥也没有架设呢？ 在淮海战役开始前，黄百韬所部第七兵团下辖一个兵团部以及第25、63、64三个军。但是侧近海州（连云港），位置过于前出，必然是要向徐州靠拢的。而在此时，徐州“剿总”又将第100和第44军划归黄百韬的第7兵团，第7兵团一下子兵力就增长到了10万余人。 其中第44军是徐州“剿总”司令刘峙的亲兵，负责给刘峙做私盐等生意，黄百韬自然是等也不是，不等也不是，这就浪费了黄百韬宝贵的两天时间。须知兵贵神速，分秒必争，两天足以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负了。 那在这两天时间里，黄百韬又为何没有指挥部队架设浮桥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作为第7兵团的司令长官，架设浮桥这件事，本身就不该他具体负责。作为一个建制庞大的兵团，必然拥有完备的参谋系统。参谋系统是军队组织能力的重要保证。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是一只组织能力强的军队，其兵团参谋必然会在第一时间组织兵团直属工兵部队进行相关的设施建设。 如果架设基座浮桥的事情，还要一个兵团司令去作具体督促，那么黄百韬又如何让指挥作战呢？也就是说，黄百韬第7兵团所遭遇的情况，其实并不是黄百韬的责任，只能说这支军队，从骨子里已经烂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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