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知青，讲知青，纪念知青。让我们一起倾听知青的故事，感悟历史中的人、人的历史…... 初到十五团十连时，除了河边两座土屋，营区几乎没有已经建好的房子。由于知青人数骤增，这个十连是从河北边的一连分出来的新建连队。新兵结束集训，我们住进了当年建的新房。入住时新房还没有安好门窗，泥抹的墙壁、炕砖也还没有干，所以入冬后满墙结起了白花花的冰霜。  我们班里外两间共住十五个人，里间住十一个人，外间住四个，我在外间。我的铺位挨着五中的孟艳君，她挨着我们学校的刘桂云，刘桂云挨着五中的马兴安。我们都是六九届的。 马兴安的爸爸是位将军，所以她一九七一年就参了军。看到有家庭背景的同学很快就能离开兵团，在我心里重重地击了一下。虚伪的宣传与现实发生了矛盾，可是我没有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我、艳君和桂云三个人直到一九七七年才先后“病退”回到北京。 当时，夜晚常常没有电，就寝前我们在漆黑一团的宿舍里喜欢躺着聊天、讲故事，有时甚至想到童年歌曲，一人起头引来一片齐唱。有一次隔壁十二班的六九届同学蔡顺利来我们这里听故事，横在我们的脚头睡着了，谁也没有注意她。到了半夜，她的班长王秋香忽然敲门，说蔡顺利到那时还没有回班，记得她是到我们班去了，问我们看见她没有。  我们几个极力地回想，也记得她是来了。找她的动静很大，贴着墙睡在大家脚头的蔡顺利却没有醒来，我们也竟没有发现她。等王秋香离去，我们又重新钻被窝的时候，我才踢着她，发现了她。她实在太瘦小了，那时候个子还没有一米五〇。我们大呼小叫，她才惊醒了，抽搭着哭了起来。不久，弱小的她在礼堂里整理堆放的麻袋的时候，被舞台上突然倒塌的一堵墙埋住，严重受伤，“病退”回了北京。 我至今保存着一封连队文书寄给我的“续假信”。1971年底我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我妈妈刚因脑病突发而半身不遂。我的十二天的假期就要满了，她还生死未卜。于是我申请续假，结果被批准了，我又在北京住了十天。我因感激连队领导而一直留着“续假信”。信的全文如下： 徐小棣同志，你好！ 来信收到，内容尽悉。最近几天你母亲的病是否有好转，从信中看到你的这种情况，经我们研究同意给你续假10天。希望你在北京期间，仍然要像在连队一样，经常不断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像信中所表示的那样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处理好此事，实现自己的诺言，经受住考验，按时归队。而且还要做到在家不忘战备，离开连队也要自觉遵守纪律，注意保密慎之又慎。 十五团十连连部 1971.12.27晚 那时候由于莫名其妙的“政治”，我不被信任，受到许多不正常的对待，所以偶尔受到“人性化”的对待，印象是很深刻的。  被指导员那样的军人管理和领导，我们的安全感却很强。谁也没有思考过是不是应该在这样的年龄到边疆来开始这样的生活，谁也没有阅历和生活经验能想到可以怀疑一下军队干部的品行。在我们看来，领章、帽徽就是他们品行的保证。正因为这样，我们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2009年，正值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全年中北京有多场老知青的聚会。但是说不清楚为什么，很少有人能把聚会办成严肃的纪念活动，以表达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追问和反思。让人痛心的是，我们付出了那样巨大的代价，可是知青的回忆却再度变成了麻醉自己的田园牧歌，大家喜欢轻松和浪漫，不喜欢把当年的种种真实告诉世人。我能肯定，“无悔”的牧歌绝没有严格、准确地从记忆中取材，那只是某种心理指向，是对青春的惋惜而形成的反弹。所以我在本文中尽量细碎地叙述，读起来虽然无文采，很琐碎，也无法涵盖整个的上山下乡运动，但是，我起码说的是我自己真实的见闻和感受 生活本身给予我们恩惠。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建立了难忘的友谊，长大成人，忍苦开朗，非常坚强。应当感谢生活，而不是感谢什么上山下乡的“锻炼”。我们本应当受教育，去过正常的生活！那些没有上山下乡运动的国度，难道一代青少年都败坏委靡地垮掉了不成？ 作者简介 徐小棣，1953年生。1969年9月上山下乡，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先后做农业工人、基建工人、小学教师。1977年12月“病退”回到北京。1984年取得成人教育英语大专学历，先后在北京新源里二中和二龙路中学任英语教师。2008年退休，有叙事散文集《颠倒岁月》出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