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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月华是当年鲤鱼洲十七连的上海知青，回城后很多年，在谈到那块曾经挥汗洒血的土地时，依然心酸不已。她悲怆地吟道：“鲤鱼洲，你是我脚下的一条河，涤荡着多少辛酸苦涩；你是我嘴边的一首歌，唱尽了无数悲欢离合。”月华的唱响，将那些逝去的记忆，从岁月深处唤出......
鲤鱼洲，你是我脚下的一条河 来到鲤鱼洲后的三五年，上山下乡的激情便被岁月吞噬。很多知青厌倦了“广阔的天地”，朝思暮想离开这个“大有作为的地方”。“回城” 是那个年代最具震撼的声音，也是知青们唯一的人生选择。 可回城不易。读大学、中专是最体面的方式，招工也是人人向往的途径，可这些路径已贴上了封条。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回城的通道仅剩两条：一是顶替，二是病退。若不具备“顶替”和“病退”的条件，依然不允许回城。 十五连的雷小洪就是不具备回城条件的知青。 三十多年后，雷小洪回忆道：“1977年的春天，又有一批知青要顶替回城了，我的好友宋瑞贞和孟忠凤也走了，我感到了从没有过的悲伤，只觉得前途一片黑暗。” 鲤鱼洲上，很多知青的命运与雷小洪相似，上海知青小平也是其中的一个。很多年以后，小平对我说，由于既无“替”可“顶”，也无“病”可“退”，看来，命运将会把我滞留在鲤鱼洲，痛苦可能伴随终生。
鲤鱼洲，前面就是回城的路 尽管悲哀伤感，可小平大胆地向命运挑战。他暗下决心：哪怕是一条血路，也要去冲杀；哪怕撞得遍体鳞伤，也“不下火线”。 为了“病退”，小平“勇敢”地向身体挑战。不知他从哪儿听说，火柴头端的药硝吞入体里可以得肝炎,而身患肝炎则可“病退”。于是，他不假思索地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奉献”出来。 一天晚上，小平钻进蚊帐里，悄悄地把一盒火柴的药硝刮了下来。 “能吞到肚子里去嘛？”小平在问自己。
他将手掌上的火柴硝缓缓地送往嘴边。“吃下去！”小平使劲握拳，为自己打气。 可火柴硝到嘴边的时候，他犹豫了：“吃下去，万一没患上肝炎怎么办？吃下去，万一醒不来怎么办？算了，还是太平一点吧。” 小平退却了。他用一张白纸将火柴硝包好，塞到枕头下面。 可躺在床上的小平难以入眠。他想：“如果不吞火柴硝，就可能一辈子“扎根”鲤鱼洲；与其一世种田，不如孤注一掷！” 小平不再犹豫了，当同寝室的弟兄进入梦乡之时，他悄悄地吞下了一盒火柴的硝。 此时的小平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药硝在身体内漫延、扩张，等待这些能够燃起火焰的物质烧灼、毁坏自己的肝脏，等待肝区疼痛的发作，等待收拾行李返回上海的“美好”时刻来临……等待中，小平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起床、起床，出工了！”一声哨响伴着一阵吆喝，把小平从沉睡中惊醒。一个鲤鱼打挺，小平从床上跃起，跟着队伍往大田奔去。 走在田埂上，小平想起了昨晚的行为。“不对呀，怎么我的肝区没有反应呢？难道火柴硝份量不足？难道我的身体太好？难道……”他百思不得其解。 这一天，小平无比地沮丧。 “怎么办？接着吞食火柴硝吗？”小平在沉思。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啊。”小平迅速得出了结论。 于是，又一盒火柴的药硝进入了咽喉…… 夜半时分，间歇性的疼痛从腹部迸发而出，期盼已久的肝炎终于来临了。他想，只要天亮了就可去医院，只要到了医院就可诊断为肝炎，只要患上了肝炎就可回城，就可回到上海与亲人团聚。是喜还是悲？明天自有分晓。小平在期盼、在憧憬。 可病情恶化得很快，小平的腹部开始痉挛，黄豆大的汗珠挂满额头。 “痛啊、痛……”小平发出了微弱的、痛苦的呻吟。 弟兄们被惊醒。只见小平脸色蜡黄，瞳孔放大，眼白扩张......已经等不到天亮了。众人不由分说抬起小平直奔团部医院，十几个弟兄轮流负重，十几里路一个多小时就赶到了。
小平被抬上手术台时已经不省人事。医务人员紧急施救后，总算化险为夷。医生说，如果晚来半个小时性命就难保了。小平向医生询问病情，医生回答为“食物中毒”。小平听罢，脑袋一歪又昏厥过去了。惊得医生护士们又是一阵抢救。再次醒过来时，小平的身心已被彻底被击垮。不仅“周密”筹划的“病退”计划落空，还几乎搭上性命。尽管此时万念俱灰，可他清楚地知道，无论如何也不能暴露吞硝的秘密！ 当医生询问食物中毒的原因时，小平一口咬定没有吃下任何不良食物。 三十多年后，小平谈起此事时，自嘲地说：“没想到阴谋没能得逞！” 但我知道，三十多年前，一位走投无路的知青，以自己的生命哭诉岁月的残酷。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小平每天把床单和垫被晾在连队的晒场上，不成形的水痕清晰可见。怎么，小平尿床了？连队的弟兄们私下议论。谁知小平没有一点羞涩状，他逢人就说：“昨晚又尿床了。”
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是小平为了“病退”回城，使出的又一新招。当然，小平同寝室的弟兄们全知底细。可同为天涯沦落人，大家都在为他保密。 当小平尿床一事传遍连队，甚至全营都知晓时，他提出了“病退”申请。从医学的角度讲，成人尿床的原因很复杂，确诊也很困难。所以，团部医院对小平诊察后，仍得不出可靠的诊断结论。为稳妥起见，团部派专人深入连队调查，以证实其尿床的真实性。 小平寝室的弟兄出具了书面材料，证明其确有尿床的毛病。后来听说，团部还对小平父母居住地的上海某社区医院进行了调查，该社区医院出具了小平患有“植物神经功能和膀胱中枢神经功能失调”的疾病证明。经过“严格”的内查外调，小平“病退”的申请被批准了。 当“喜讯”传来时，小平却失声痛哭。为了回城，他失去了很多、很多：尊严、人格和险些葬送的宝贵生命。
回城，知青的追求与梦想 小平回城了，雷小洪还伫立在鲤鱼洲头，她在等待离开的时光…… 回城的路上，飘洒着小洪守望的泪水，小平啼血的哀泣；回城的路上，流淌着无数知青的悲伤与辛酸，那个时代的残酷。 “鲤鱼洲，你是我脚下的一条河，涤荡着多少辛酸苦涩……”这一声声来自岁月深处的呼唤，在我的耳旁再次响起。 那是1979年初，还在内蒙古兵团15团医院工作的我收到了家里寄来的病退回京函。上面写着我和女儿的名字。看着这张朝思暮想盖着红印的调函，涌上心头的却是一股淡淡的惆怅。 几个月前，为了这张回京函，我和家人东奔西走想尽各种办法均无果。因为返城条文早把已婚的知青排除在外。离婚可能是回京唯一可行的出路。 我没有想过真离婚，只有弄个假的了。
于是托人找来一张盖好公章的空白离婚证，那是一张印有离婚证明字样的稍厚些的16开纸对折的证明，对折线那盖有公章，从对折线撕开，男、女方各拿一半，就算办理了离婚手续，并不需要照片。记得当时拿到这个假离婚证，我和另外一个已婚的北京女知青，从中线裁开，每人各用一半，一张假离婚证明成全了我们两个北京女知青，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如愿以偿办好了病退。回京函拿到手里，我反而没有当初的决心了。走？还是留？这真是一道难解的题。走，意味我丈夫就要一个人留在这里，何时能再团聚，是个未知数，这个家随着我和女儿的离去也许就散了。留，且不说我能否有坚强的意志在边塞继续生活下去。就是面对家里的二老双亲，我都无颜以对。为了这份回京证明，家人在京也是竭尽全力地奔走，想着父亲滿头的白发，想起每次探亲离家返蒙时母亲的泪水，我的心隐隐地疼。 这些年，我不止一次伤过他们的心。 1969年3月去兵团时，父亲还关在牛棚不能回家。母亲身体有病，她不奢望我能留在北京，只希望我能晚两个月下一批走，可我只想赶快离开这种压抑的环境，离开北京。我没有答应妈妈的请求。 记得走前我和同学一起到父亲单位，想去看看父亲，可看押人员就是不让见，和我同去的同学还根据那时的文件据理力争，人家根本不理睬。我只好写个纸条告诉父亲，我要去内蒙古兵团了。纸条由看押人员送了进去，一会他们把父亲写的纸条拿出来，递给我，上面只有一句话：到那好好干，听领导的话。 见不到父亲，看着这短短的一句话，我的眼泪几乎就要流出来了，可我硬是咬着牙将泪水吞进肚子，当时我只是一个刚满16岁的女孩。从那以后，即使有天大委屈，我几乎都不会当着人流泪。 现在想想，当时的母亲无依无靠，又身患疾病，是多想让我陪陪她啊，可我决然地离开家，离开北京。我是一个叛逆的女儿。
当我第一次探家回京，看到滿头白发的父亲，愣住了。还没满50岁的父亲怎么能没有一根黑头发呢？我知道这是牛棚岁月给他打下的烙印。父亲已从牛棚出来，去了河南五七干校，想让我随他一起去五七干校，别回兵团了。我没接这个话茬。 假期到了，我整理行装，父亲也没再说，默默地把我送上火车，拉着我的手说：好好干！在父亲扭头时，我已看到他眼里的泪水，我不知该说什么，只催他赶快下车。看着父亲苍老孤单的背影渐渐远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扪心自问，是否应该去干校，陪在父亲身边，尽一点女儿的孝道呢？我是一个不孝的女儿。 最让父亲失望的是1975年吧，那时父亲己从干校回京，父亲单位的人，带着3个单位子弟名单(我是其中之一)，来团里招我们去长沙兵工厂。我当时瞒着父母和原农场子弟GW确立了恋爱关系，我不忍抛下他而去。 不知内情的父亲着急地来信问我为什么不走？还叮嘱我，要想走现在可以去呼市找XXX，我无法说出原因，怕父母亲接受不了，只能回信告诉他们别为我操心了，我的路我自己走。 当父亲知道我是为GW才放弃离开兵团的这次机会时，虽然没有说任何话，但他的心一定很难过。我是一个我行我素不听话的女儿。
在内蒙古当知青时的作者 这么多年过去了，因我在兵团结婚，回京真是难于上青天！这次可能是唯一一次机会了。一边是生我养我的父母，一边是我的丈夫，如何抉择？无论选择走还是不走，都会伤及我的亲人。想不清理还乱，左右为难啊。 两难之下，我决定还是先回北京看看情况再做决定。老爸老妈看我提着简单行装进了家门，疑惑地问，手续都带回来了吗？我不敢正视他们急切盼望的眼神，低下头轻轻地说，还没呢。 接下来的几天，我咨询了一些朋友，也从父亲那了解了有关在京工作、两地分居的状况，事实是一些老员工几十年了，配偶都没有能调进北京。 父亲看透我的心思，也不多说什么，只对我说，“我不能保证以后能调他回来，但先回来一个，另一个还有希望，你不回来，两人都在外地，想一起调回北京那可太难了，你一个女孩在内蒙古那么远的地方生活，我们怎么能放心。” 这时在一旁的妹妹说：“老爸老妈，你们别操心了，二姐回不回北京，也不是为了你们。”妹妹的一句话，让我在爸妈面前无地自容，也无言反驳。是啊，这一切都是为了GW，为了对GW的承诺。 GW是原农场职工子弟，父母都是实实在在的老实人。他在团医院开救护车，能吃苦也乐于助人，大家有事也愿找他帮忙。我是接替好友调到团医院当文书的。好友的调走和他多少有点关系。好友的妈妈听到他俩关系密切的传闻，为防止事态发展，立马拿着一纸调令来到团里，亲自将好友带上驶离内蒙古的火车。我不知他俩感情有多深，但从好友临行前，和我说的最多的话题都是GW，也就可想而知了…… 好友走后，为避嫌，写给他的信也是由我转给他的。我和GW自然而然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世间有些事，真是冥冥之中早已有了定数，我不单接替了好友的文书工作，还接手了GW这个人。 好友的离去对GW是个不小的打击，同时也激起我对他的同情，从小我就被那些真心相爱而终不能成眷属的悲剧故事感动得一塌糊涂，难道北京知青和原场子弟就不能有爱吗？原场子弟就没有追求北京知青的权利吗？我从心里为GW的遭遇抱不平！我也鼓励他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 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年后GW向我表达了他的爱慕之情，我一时有点发懵。有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坦白说我想象中恋爱的对象和他没有交集之处。我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只能沉默。 接下来几天，GW除了需要出车，其余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宿舍里。看着他痛苦的样子，我也不知如何是好了，使我做出决定的，是偶然间看到他写的一句话“北京知青都是骗子”。显然这句话是针对我说的了，也许是为了证明北京知青不是骗子，也许是不想让他承受第二次打击，我决定接受这份感情，给他一个公道。 这也许不是爱情，但我觉得应该这样选择，好在GW这个人朴实勤恳好学，在当时也是个优秀的青年。就这样，在远离北京的河套，就这样我把自己给嫁了。 我的选择，遭到亲朋好友一致的反对，甚至为此要与我绝交，父母那里更是一千个不赞同。我决定先斩后奏，把证领了。这就是我此生第一次恋爱，没有甜蜜，没有“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刻骨铭心，和我心中憧憬的浪漫之爱毫不沾边。
1976年4月23日，从和胜公社领结婚证明（那时没有证，也没照片，只是一人一张纸）回到团里，碰到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同校的学姐，我递给她那张决定我人生轨迹的结婚证，眼泪随之也流了下来，没有半点结婚的喜悦，心里滿是说不出的茫然和委屈。尽管没人强迫我去领这张证，可好似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绑架着非领不可。 学姐越劝我，我哭得愈发伤心。不知今后会怎样，但清楚的一点是我不属于北京了，我边哭边哽咽地对她说：”我，回不了北京了。”GW看我这样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喃喃地说，我给不了你北京，但我能给你我的全部。 10年了，我从一个懵懂的女孩到如今已为人母，仿佛像梦一般不那么真实地走过来。10年前在刘召车站下车那一刻，我曾告诫自己，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是北京人。但事实是我选择了一条无法回归北京的路。有时也疑惑地问自己，是什么让我改变了初心？是爱吗？扪心自问好像不完全是，细想想，更多的应该是同情、承诺、义气，还夹杂着为GW挣回公道的冲动。甚至还有点自我牺牲的悲壮。 决定嫁给GW时我就对他说过，让他和他父母放心，“我不会一个人回北京的，即使全团只剩下我一个北京知青。” 从北京返回兵团，我将回京函夹在《列宁选集》里放在书架上，默默地去上班了。
那些日子，知青返城高峰虽己过，但送知青的汽车每天都络绎不断。白天与认识的同学朋友道别，看着他们坐在卡车上渐行渐远的身影，心里空落落的。我不想让GW看出，只能是夜深人静时，让无声的泪水肆意地流淌，是悔是恨是伤是悲，说不清，也无处诉说，一切都是自己选的。 GW那些日子看着情绪不高的我，也曾劝我考虑回京，我故做无所谓地说：“你回不了北京，我回去干吗，我不会离开你的。”这也算是我对他的承诺吧。 但社会存在的差别是公认的，原来和自己一个战壕的战友、同学，回城后与自己无形中产生的差别，是最让人无法面对的。先不说城乡差别，只一个现实：他们都成了北京人，而我却永远要留在这里做五原人。就让我无法平静接受。
知青走后的农场，青春的气息也渐渐散去，我不怕吃苦，但不想面对这个触动我神经的环境，既然不能回北京，那就找个能让我们俩一起调走的地方吧。 1979年9月到1980年春节，通过关系，我和他先后调到山西晋城电子部850厂，1992年9月我按知青新政策从850厂调回北京，1993年春节将他也调回北京，每次调动都是在确保他也能调动的前提下我才办的。虽然在调他回京前我们感情已出现危机，但在我心底那份对他的承诺没变，我一定尽全力将他办回北京，不会扔下他不管的。 我们在内蒙古结合，在北京分手，只有时代的错位没有个人的对错。那段共同走过的岁月是生命的一部分，无法忘记。曾经的婆婆病重时想见我，我虽已不是她的儿媳，但放心不下老人的病情。我利用周末时间从北京赶到临河看望老人，看到老人高兴的样子，我也很欣慰，毕竟我们曾是一家人。 熟悉的朋友都说，这段婚姻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那张被我放弃的病退证明和永远无法平复的伤痕，都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但能怪谁呢？只能怪在那个畸形的年代我们太年轻，太幼稚，太理想化。 当社会恢复原状时，每个人注定还是要回到原本属于自己的位置。和我分手，他才找到真正属于他的那份幸福。 永远祝福他。
施和平，1952年生于北京，1965年部队子弟小学毕业，北京101中学老初一，1969年3月赴内蒙古兵团2师15团6连。1992年回北京，先后在海淀区联社、京北建筑公司、《出国与就业》社工作至退休。 来源：闲言啐语、电刊《记忆》、新三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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