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族的语言文字.doc

             第六章 蜀族的语言文字 语言和文字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它是人民的伟大创造，文字的发明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从语言文字着手，最易理解民族的属性和民族特征。如何认识蜀人的语言文字，早先这是一大难题，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蜀国“没有文字，不晓礼乐”。随着地下出土文物的大量发现，以及对蜀族的族属和文化特征的深入研究，我们才有可能比较清楚地了解蜀族语言文字的內涵。 蜀族的语言 （一）蜀人左言，议论好比喻 《蜀王本纪》说“蜀人左言”，即语法结构与汉语相左——不同。現在，由于我们已经清楚了古代蜀族与彝族是同一族属，古代的蜀族虽然已不存在，但彝族还存在。我们可以从彝族那里了解到古蜀语言的特点。杨甫旺先生通过研究后认为：“古蜀文是一种古蜀语言，和彝语一样，都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置于谓语之前，形容词、代词、数词作定语时在中心词之后。”［1］ 直到现在，四川很多地方还遗留着一些“左言”。如把“公鸡”说成“鸡公”，把“母鸡”说成“鸡母”，把“牧马河”说成“马牧河”。彝族至今说着与汉语不同的“左言”，如把汉语的“吃饭”，说成“饭吃”，人们称之为“相左”或“左言”。 在《古代汉语》文本中的一些语法，如宾语前置、倒装句等与现代的语法不同，这种現象多出現在南方和东方的古籍中，如《左传》、《楚辞》等，而在北方的古籍中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却少见，《山海经》和《穆天子传》所记之事虽然遥远，时代背景、图腾名物不易明白，但语法却浅显易懂。我以为《山海经》、《穆天子传》应为北方胡汉民族的作品，而《左传》、《楚辞》是南方华楚民族的作品。南、北方都各自保留了部分上古遗留的方言。这说明古代中国南北语言的差异很大，用北方汉人的观点，此差异就是“左言”。 据扬雄《方言》一书的记载，梁益地区（即巴蜀地区）与陕西汉中地区的一些语言基本相同，仅有方言差异。但这只能证明晚期蜀人的语言已与中原基本一致，并不能说明早期蜀人的语言也与中原基本一致，早期蜀人的蜀语肯定与汉语迥然不同，早期蜀人语言肯定是“左言”。时代愈古，蜀人“左言”味愈浓。 常璩还记载了古代蜀人的一个语言特点：好比喻。他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议论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多引夷经。” （二）言语颇与华同 《文选〈卷四〉》载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地理志》说，秦灭巴蜀以后，“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古时的所谓“中国”指中原；“蜀人始通中国”意味着川西之蜀与中原的交往不多，在语言上差异很大，而“言语颇与华同”意味着蜀人的语言与华族非常的相同。“华”也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中华，而是指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个“颇”字，表示出蜀国与华国的语言高度的一致，只存在细微差别。这个细微差别，就是华族之内的方言差别。 华族是因为华族的图腾鸟华鸟而得名。华鸟又叫华虫，《尚书》、《兖服十二章图》、《后汉书〈舆服志下〉》等古籍中的“华虫”即是山鸡。山鸡为凤凰，华族之图腾是凤凰。伏羲、舜等就是凤凰图腾族。所以，伏羲、舜等就是华族，伏羲与神农氏是亲族，在考古文化上都属于城背溪文化，伏羲氏是城背溪早期文化，神农氏是城背溪晚期文化，东迁的神农氏后来大部份融入华族。蜀国属于神农氏文化，西迁川西的蜀族大概并没有融入华族，而与华族是两个不同的民族。蜀国虽不是华族，但与华族是亲族，所以在语言文字上与伏羲氏华族非常相同，只有细微的差别。所以《地理志》说蜀国的语言“颇与华同。” 二、蜀族的文字 上个世纪初，在中国西南古代的巴蜀地区发現了大量的青铜器。在青铜器上刻画了许多符号，人们把它称之为“巴蜀图语”或“巴蜀文字”。出土青铜器最多的是成都白马寺，有近千件；还有广汉太平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又在四川各地发現了大量的青铜器。有些铜器的纹饰与成都白马寺、广汉太平场出土的青铜器的纹饰相同，于是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赵世忠、卫聚贤等率先发表研究文章，并认为这些纹饰就是巴蜀文字。四川博物馆的刘英收集最多，冯广宏先生研究最多，先后发表了近十篇论文。冯先生主要是运用汉字的古体结构来解析巴蜀图语。近半个世纪来，人们对“巴蜀图语”作了艰苦的探索，试图解读这一密码，并以此为钥匙打开古蜀历史的大门，但一直不能通释这些符号。于是，人们开始怀疑，认为“巴蜀文字既不是文字，也不是原始记事符号，而是一种图腾艺术或宗教绘画，本质上是为宗教服务的艺术品”。［2］ 1989年，钱玉趾先生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发现夔戈、张家碾戈等铭文的字形特征，与彝文字母十分相似；特别是夔戈的右二字、张家碾戈第１和第４字、新都戈第１和第３字，竟与现在的彝文字母完全相同。他根据郫县、新都、峨眉等蜀地文字戈形制的一致性以及铭文字形的相似性，认定戈上铭文应是蜀族文字、属于与彝文相同的音节文字类型。”[3] 6—1 四川省博物馆藏夔之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