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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是1987年3月的采访稿。2013年4月中旬，有幸随朋友庄先生在上海作家协会咖啡馆（马赫咖啡馆）与宗先生重逢。原来，庄先生和宗先生的父辈都是在国民党西南总署的战友，在八年抗战中立下汗马功劳。从来就是文武张弛啊！ 近来上海话剧舞台呈现出一派崭新姿态，《传呼电话》继《寻找男子汉》、《爱的构思》，又受到广大戏剧观众的欢迎。 初冬的一个夜晚，《传呼电语》的编剧宗福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传呼电话》在舞台上展现了一幅新村居民的生活画卷。话题就以他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样一部似乎平淡的戏剧开始。 宗福先略微沉思一下，然后平和地说：“我一直想能很好地反映当前改革形势下普通居民的生活变化。触发这一动机的是由于我感到面前有一个巨大的变和不变的矛盾。” 宗福先以他特有的作家敏锐地觉察到：最近几年来，国家发生了一系列惊人的变化。仅从生活来看，现在一般家庭几乎普遍用上了收录机、电冰箱、彩电这些高档生活用品。可是，一般居民家庭的生活节奏似乎和过去仍旧一样。就在这似乎没有变化的河流下，确实在悄悄地发生变化。生活比过去富裕了，但现在的人为啥还要“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呢？宗福先分析道：主要是现在的人生活欲望特别强，总感到还不满足，这就是求变心理的快速膨胀和实际生活进程缓慢的冲突。 宗福先是借居在金山一个朋友家里埋头创作《传呼电话》的。那兵营式整齐的工房结构带给他一个极好的幽静的创作环境。但由于人口结构差不多，上下班时间一样造成的各家生活规律几乎一致的单调生活，又使他感到压抑。而这些职工却活得很快乐，充满着种种憧憬。这进一步激发了他要写出“一群普通人在兴高采烈地自寻烦恼”的戏。“可我现在感到，这戏还缺些什么，还没表达透。”宗福先谦虚地说。宗福先谦虚地说。 《传呼电话》和其他话剧在形式上明显不同之一就是戏中的人物都没有具体姓名，或以年纪特征称呼，如“老伯伯，阿婆、七姑娘等”；或以某种职业称呼：如工程师、厂长等；或以现代生活中比较敏感的事业特征称呼，如“发明家”、“万元户”或以不同精神状态称呼，如“精力旺盛的人”“百无聊懒的人”等。 有的演员一个人同时扮演两种角色。从而写出了人内在本质，带有哲学意义上的概括性和超越性，真令观众耳目一新。宗福先在创作这部反映城市人生活的戏剧时，采用俯视而不是平视，力图用城市意识来写出立体人的活动。宗说：“这就要用深邃的现代意识来反映当代的火热生活。”这位具有求变精神的作家，从他《于无声处》、《血，总是热的》，到《传呼电话》这几年短暂的戏剧创作之路看，他的创作观在发生悄悄的转变:从写英雄到写凡人，从激情到冷峻，从平视到鸟瞰，从主观描述生活的有机、凝固性到客观反映生活的随意、流动性。宗福先在总结自己创作过程中认为要保持和发扬他的激情和敏锐特点，同时也需要冷静和深刻。《传呼电话》就试图把激情和冷静、敏锐和深刻有机地结合起来。剧名具有象征意义，传呼电话在新村居民之间起了沟通作用，“嘀铃铃”的电话声使观众难忘。 宗福先风趣又遗憾地说:“在创作后，我意识到，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等一个等不到的电话。我想把这意思写进戏里:改也容易，可已晚了，也应得上‘逃掉的蛐蛐总是最大的’这句偶然听来的格言了。” 施蔷生陈继明 ——刊于《新闻报》1987年3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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