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何在?对这个问题,快两年了,似乎没有太大回应,媒体的报道,少得可怜,社会的关注,仍显冷淡,对精神病态、自杀行为等知识的普及宣传,仍处禁锢。 这方面我国与欧美国家存在差距,但它却不像足球存在差距那样受到方方面面、诸多人事的关注。可以说当今足球是宠儿,精神病有如弃婴。当然,我不能肯定这是否能与偏见挂起钩来,对精神病的歧视,有历史的、现实的诸多原因。 所谓偏见
家庭亲人对患者的关爱,道理上应该不成问题,但他们的想法也会受社会偏见的影响,或者屈从于社会偏见的压力而采取些不恰当的对策。 投书报社的那个读者,他写“我和一个年轻的患者接触密切……长达十来年”。并不挑明写信人与患者是何关系,恐怕也是屈从于偏见的“避讳”。他仅意识到患者得的是抑郁症,尚且如此,若是对于精神分裂症,恐怕就更加不敢想象了。 不承认许多家属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会承认自己的亲人患有精神分裂症。
实际的确如此,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富有、出身名门、本人文化不低、颇有才华者大有人在。不必再一一举例了。 至于抑郁症,更是遍及各个阶层,历史上,林肯、吉尔、海明威、马克 . 吐温等都患过抑郁症,现今有很多著名人士身患此症,大都一边服百忧解,一边工作。国外对之都比较坦然,不像国内要遮遮掩掩,怕被歧视,担心失业。 有记载《文汇报》载,王朔透露死掉的梁左也因情绪抑郁服过百忧解,假若梁左还活着,我担心他就不敢如此大胆。 其实梁左要得上抑郁症顶多是写不出文章,也不致被炒鱿鱼:因他是自由职业者。 当然也有坦然的人,作者赵鑫珊在其散文集中写道他以听钢琴曲“少女的祈祷”,使他十几年来周期性的、严重自我摧毁性的抑郁症发作风扫残云。 都挺难的家属的困扰和苦恼恐怕也还因为精神病人的行为怪僻、难加管训,又常有危险之举而令人生畏有关。
对精神病人的关爱,就需要关爱者的勇气。因此,不是只一般提关爱,而且要“勇于”关爱,自然也包括社会的关爱。
精神病人如此普遍,但世人不能像对待癌症、白血病那样,勇于支持患者为生命抗争,获得相似的社会关爱。 改善社会上对精神病人总有几分畏惧、不解,因而避而远之,这就很难去主动关怀。 我们曾经谈过的一个卫生局干部的“厕所论”。把精神病院比做公共厕所,城市没有它不行,有了则四邻都讨厌。
世界卫生组织的口号是很有力的口号它针对我国时弊而发,抓住它,对精神卫生事业又是很有利的。 我们应深入思考:精神卫生界应怎样动作?领导应如何抓纲?医者应如何献策?家属应怎样配合?社会应如何支持?看来都有讨论的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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