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日本人是如何“奴化”“蒙疆”地区的？

在早前一段时间，我写了多篇日本“奴化”东北的主题文章：

• （文章内部有多篇“满洲国”主题文章）

实际上，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不仅是东北，整个内蒙古地区已全面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其中东部地区属于“满洲国”，西部大部分地区属于所谓的“蒙疆政权”（戳文章： ，了解何谓“蒙疆政权”）。

“蒙疆政权”地图

与“满洲国”所“享受的待遇”一样，“蒙疆”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均出现了许多奴化和殖民化的现象。譬如善邻协会（活跃于内蒙古地区的一个重要组织）主办的《蒙古》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兴亚政策与文化政策》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

….在这里，存在着东亚文化政策的重要课题，那就是日本文化的地域渗透必须通过各种革新进行。另外，白人列强对东亚的文化侵略，也能够通过日本文化的渗透得以排除。

文章中“日本文化的渗透”，即日本文化的侵略；至于“革新”，就是侵略中采取的奴化、殖民化手段。日本人是如何殖民和奴化“蒙疆地区”的？我们接下来一起看看。

蒙疆政府“政权旗”的殖民化含义

1936年初，德王在自己的王府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除了实行“成吉思汗纪年”，并制定了图案为蓝地、右上角有红黄白三色均等竖条的“蒙古旗”。

蒙古军总司令部”的“蒙古旗”

这面旗帜并无日本人的参与，因此其图案表现，皆为蒙古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并无殖民化的含义，“象征着蒙古民族团结统一，在佛光的照耀下，圣洁丰富里永久兴旺长存”。

• 蓝色是长生天的象征，也是蓝色蒙古永存的征象；
• 红是代表火的圣洁与旺盛；
• 黄是代表蒙古的信仰（黄教） ，也是佛法圆满的征象；
• 白是圣洁丰富的征象，这也是蒙古的传统。

按照德王的说法，“（制定这面旗帜）表明脱离了中国的辖属，走上‘独立自治' 的道路。”

不过，“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蒙古旗”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竖条变成了横条，颜色也从“红黄白”竖条变成了“红蓝黄白”四个横条，分别代表“日蒙汉回”四族。

代表蒙古的“蓝色”，依然是“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旗”的背景色

不过，“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即“蒙疆政权”）成立后，“政权旗”的图案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1939年9月颁布第4号令《制定政权旗之件》， 决定将“四色七条旗”作为政权旗。

….因此，特制定从上而下横条黄、蓝、白、赤四色七条的政府旗帜。黄色象征汉族，蓝色象征蒙族，白色象征回族（穆斯林），中间赤色象征日本。就是以日本为中心，大同协和汉、蒙、回各族作为代表政府的象征。

新“政权旗”的制定和采用，引起了德王和不少蒙古上层人士的不满。但在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酒井隆的劝说下，只好作罢。

“蒙疆联合委员会”正门

从蒙疆新“政权旗”的图案看，除了套用“满洲国国旗”的设计外，明显带有“以日本人为中心”和所谓“民族协和”的殖民化含义。

只不过，对于这样一面不伦不类的“政权旗”，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当权的蒙古王公，均不以为然。有人甚至将其讽刺为蒙古妇女服装上常用的绣花边，即“彩虹条子”。

从始至终, 这一个旗帜在蒙古人的心里，从未发生敬重与爱护的感情。——扎奇斯钦著《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

扎奇斯钦著《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封面

实际上，日本人不仅在“政权旗”上动手脚，甚至连学校的校旗都不放过。1942年，包头蒙古中学准备制作校旗，前田实则等日本教师提出了“旗面为绿色草原，中间是太阳的校旗图案。

表面看上去，可以解释为“草原不能离开太阳”，实际上，草原象征着蒙古，太阳象征着日本，引申的含义是“蒙古不能离开日本”。

这样的小伎俩根本逃不过全校师生的眼睛，图案迅速遭到了蒙古族师生的强烈抵制，最后不得不将把太阳改成了成吉思汗的“苏鲁锭”。

街道、剧院等名称的殖民化特征

在“蒙疆”地区，“兴亚”、“靖亚”、“协进”、“协和”等带有殖民化特征的街道、剧院等名称，可谓比比皆是。

1939年，傅作义部袭击包头。日军为了加强防御，从城区的富三元巷（今东河区和平路）北口向北，开辟了一条长300米的街道，起名为“兴亚街”。

“包头战役”示意图

包头还有两家电影院，一家为兴亚协进会包头支部经营，名为“西北协进剧场”；另一家是日本人经营的“大东亚圣战俱乐部”。

“大东亚圣战俱乐部”以电影放映为主，皆有餐饮、理发、浴池等服务设施。出入该俱乐部者，均为日军军官和汉奸特务。所放映的电影，也多为日本影片。

抗战胜利后，该电影院在被国民党接收，改为中山堂；解放后，改为人民影院。

“人民影院”旧址

入城纪念碑，也是日本殖民化的一种表现。1933年3月，关东军占领赤峰。为了纪念胜利，日军在赤峰市最繁华的三道街中心十字路口，建立起一座纪念碑。

纪念碑由方座和碑体两部分构成，高度超过4米，碑体用整块青石雕成，碑额呈圆弧状，上书“入城纪念碑”五个大字。四周护以石柱围拦，围拦之间用铁链连接。

这个纪念碑，实际上是对赤峰人民的示威，妄想起到威慑和立威的作用。1945年8月16日，苏联红军进入赤峰，在赤峰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苏联红军用重型坦克将此碑推倒。

赤峰“入城纪念碑”

不久，“赤峰各界有识之士提出，在日军入城纪念碑的原址上，兴建一座纪念抗战胜利和感谢苏军解放赤峰的纪念性标志，“以雪亡国之耻，警示后人勿忘国耻”，得到了人们的大力支持。

1946年底，在日军入城纪念碑原址上，建立了“赤峰光复纪念牌楼”。

日军入城纪念碑的碑体被切割成薄片，镌刻上纪念抗战胜利的碑文，镶嵌在“抗战胜利纪念牌坊”的坊额上。当地人们用这种方法，表达对日军入城纪念碑的痛恨之情。

赤峰光复纪念牌楼

遗憾的是，进入60年代后，为了拓宽马路，这块“纪念牌楼”被拆除了。

节假日、标准时间的日本化

节假日以及其庆祝方式，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历史、风俗乃至宗教习惯等的表征，也是其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当时的日本为例，：

• 纪元节（2月11日）是日本开国的神武天皇的生日；
• 天长节（4月29日）是当时的天皇裕仁的生日；
• 明治节（11月3日）是明治天皇的生日。

这些节日本为日本节日，与中国人本不相干。但为了方便其殖民统治，日本人大言不惭地将这些节日尽数搬到了“蒙疆”地区。

每逢这些日子来临，各大“政府”机关、学校都要放假，街头悬挂日本旗帜，许多中国人被逼着参加城市主要街道、广场等场所举行的大规模庆祝活动。“各机关、团体、学校必须放假，悬挂日本国旗，举行纪念仪式。”

老照片中的德王

1943年4月21日，蒙疆政府“内政部”发布的《临时地方教员训练所规程》规定：

元旦、成吉思汗登基日、纪元节、天长节、明治节、政府成立日、入所日、终了日及开所纪念日为“式日（在古日本语中，举行仪式的那天被称为“式日”）。

另外，日本的文化侵略在时间使用方面也有反映。1938年4月18日，蒙疆联合委员会发布第8号令《关于标准时之件》规定：“以东135 度子午线之平均太阳时定为本地域内之一般标准时。”也就是说，“日本时间”成了“蒙疆地区”的标准时间。

这不仅给当地人民的实际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更反映了其长期殖民蒙疆地区乃至全中国的狼子野心。

左一即德王，其左手边穿日式军装者为李守信

还有一点值得玩味，即日本的国花樱花在蒙疆地区的栽植（关于“日本国花”樱花，戳文章：可详细了解 ）。

据《蒙古》杂志记载，1939年，日本人曾专门从朝鲜运来适合在中国北方生长的山樱（樱花树的一种），在京包铁路沿线各个车站种植。在内蒙古西部的丰镇、集宁、厚和、包头车站，各种植了40株。

现如今，这些樱花树早已不见了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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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这些带有殖民化色彩的“小动作”，绝非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占领区”的偶然行为，而是其有意识的侵略行为，是其推行殖民统治的必然产物。但正所谓“邪不压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梦想”，伴随着二战的失败而“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