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平早期石刻
文/刘登锋
纵观中国的石刻文化，从商周秦汉的萌芽期到以佛家肉体表现的雕像输入，石刻逐步从东汉起到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的隆盛期。它始终是建立在铁器工具广泛使用的基础之上，而铁器的普遍使用，使得刻石有了实际的普遍可能性。从西汉时代新出现的一种炼钢技术到东汉时期炒钢技术的进一步精炼、锻造。从而使中国早期的石雕刻文化进入了发展时期。
富平周、秦、两汉为频阳，东汉时与南部之怀德合并，境域扩大。西晋以怀德旧地址建富平与频阳并存。由北魏至唐宋二县几经更名，时分时合，元代确定为富平，沿袭于今。周秦汉唐，富平与都城丰镐、咸阳、长安甚近，文明文化发达，名将、名臣、名士颇多。特别是北魏、西魏、北周作置北地郡、中华郡，北周宇文护之养女封富平公主（崔猷的三女儿）时期佛道并盛而三教广为流布，加之富平属黄土高原的渭河平原区，西北高，东南低，土层厚， 水位低，成为历代皇室望族安陵下葬的福地。就石刻而言，从东汉起到北魏、西魏、北周，以至于唐宋元明清至直至近现代，均有富平的石刻遗存。
据目前这一领域的多位学者认为，富平县卧龙村东石堡的两个石人是东汉时期的。如日本的考古家水野清一认为汉代的石人头和身子脚一样圆，两手前合，平板的脸，紧闭的口。王子云先生1943年在富平考察唐陵时听说中华郡旧址有两石人。后经富平文人郭进平先生带领观看，认为类似汉代作风。罗宏才先生著《西北美术考古》收录了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沈琍女士的《陕西汉代石雕研究》论文认为：“东石村的两石人，由于风化严重，表面已漫漶不清，长期以来，对石雕制作年代一直难以确定。自己通过实地考察，从动态、造型特征、服饰等方面观察，初步推测。仍然应当被确认为是东汉时期的雕像。首先是动态，根据人物的动态，右手举起，左手位于右手下方，双手持物。这种动态与西岳庙持帚石人和汉代画像石中的持戟门吏的服饰动态基本一致。东侧石人上身已残失，但残留的局部，仍能够显示出与西侧石人相呼应的姿态。两石人相距约五米，可以被认为是建筑大门两侧的门吏。再者，从石人的造型风格上分析，汉代之后的任何一个朝代的人物造型，均无法与此相应。由此看来，石人像仍然应当被确认为是汉代所作。”据笔者多次去观察，认为石人上半身的服饰和肢体形态确有汉代的风格，但下半身的梯形造型有待研究，（据当地老人介绍，地下至少还有一米左右见底）。
目前，据这一领域的专家们的探索研究，造像碑最早在三世纪末期出现至五世纪中晚期已趋于成熟。经马衡、罗宏才两位先生对造像碑的研究。造像碑分为两种类型，“扁体碑型”和“四面体柱型”。“扁体碑型”应先于“四面体柱型”类出现，扁体碑地点主要集中在佛教兴盛的“凉州”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内。而“凉州”又是介于佛教东渐要道上古龟兹与古长安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佛教中心。“四面体柱型”造像碑至迟在五世纪初出现。首先集中在另一个佛教文化中心——长安附近的北地郡一带。特色为佛道融合，其中道教有极强的影响力。
富平北魏以至于北周长期属北地郡、宜州、中华郡管辖。尤与北地郡人文相接，关系密切。故富平北魏至北周造像碑生成颇多。历经沧桑，损毁流散严重。这一时期，长安以北的北地郡战乱相对较少、安定。加之富平宫里凤凰山一带磐玉山，山系藏量丰富、发育良好，适宜雕凿的坚硬墨玉石资源著称于世。在此基础上，再辅以封闭落后的地理环境与传承悠久的佛道信仰传统以及质朴豪爽的多民族宗教信仰群体，加之农业经济的相对落后与普遍低下的生民贫困处境。于是，结邑乡里“割解家珍，采石名山，调匠方外”（吕思颜造像，曹续生造像发愿文）。“减妻子之揄粮”（北魏锜马仁造像发愿文）。合力雕凿模拟石窟寺与寺庙等宗教建筑形式的“四面体柱状”造像碑以满足无力雕凿石窟及造寺庙的中下层信仰群体的需要，由是成为一种必然的现在。
经富平已古学者安峥地老先生对富平历代碑刻的整理和1943年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王子云、何正璜、姚继勋等人对富平境内部分造像碑的摄影、测量、记录。经笔者对以上两先生和目前这一领域的罗宏才先生对造像碑的研究所提供资料的整理、借鉴，分析思考。拟对富平将近五十多个造像碑进行筛选（其中北魏——北周将近30个）择出几个笔者方便拿出的拓片和图文资料进行系统完整的刊布，在此基础上，其中涉及的几个相关问题做以讨论。
1、北魏熙平二年（517年）邑子六十人等造像碑。佛道混合造像碑。宫里墨玉石，四面体柱状，圆弧首，座佚。正视略呈梯形。高203厘米，宽71厘米，厚41厘米。（1960年送碑林）
碑四面造像，佛道各踞两面。道在正面、左面；佛在背面、右面。其中正面顶部开圆拱形龛，内造道像三尊，主尊老君跏趺坐于榻上。戴高冠，有须，须分三缕，右手举扇，身着对领道袍。腰束织带，下裳悬座。左右侍者亦带高冠。下部刻造像记和造像者姓名。供养人题名中有吕、李、张、王、颜、段、胡、其者姓，以吕姓为大宗。按吕姓为氐族大姓，其聚于富平已与汉族杂居，可作探讨富平地区民族融合的参考。此碑型巨大，颇为罕见。而曾为辅国将军都太守的李元安出任邑师的现象，折射出当时上流社会跻身佛道，并倡领宗教的现实。此碑书法与《爨宝子》相伯仲，字为方形，画为方笔，刀痕重于笔意。横道两端上翘，撇捺进健而收敛，是由隶入楷时期的优秀作品之一。
2、都督樊奴子造像记碑
太昌元年（532年）刻，拓片高128厘米，宽59——45厘米，厚37——34厘米。
造像四面上部鑿龛，下部为画像及题名，发愿文在侧面。10行，行18字。书法方遒磅礴，字朴而秀。此造像题名除列一般供养人姓名外，尚镌刻若干地狱报应事及文字说明，此为北朝造像所僅见。（如背面下部刻有阎罗王与五道大神图像。阎罗王坐账中审案，前有羊、狗跪地申诉，立柱上有罪者受力割之刑。还有罪魂戴枷前来。五道大神侧坐于胡床上，手中拿戈，面前有数道元气表五道轮回）。（原碑1949年以后遗失）
3、西魏邑师仇法超道俗邑子四十五人等造像碑
大统四年（538年）刻，六月八日刻石，1999年3月1日出土于富平县工商局家属院，拓片高182厘米。佛教造像碑，侧下发愿文12行，满行14字，书法简拙厚朴。四面体柱状，顶座佚。四面体造像，主要集中在正、左、右三面，背面仅些许题名。四面均辟圆拱形龛。正面大龛一佛二菩萨。背面交脚弥勒。两侧持者各一。发愿文在右侧龛下。碑体雄大，雕凿精细。供养人头像修长隽秀。邑师、比丘众多。发愿文谓碑雕成于大统四年（538年）6月8日。从正面最下层铭记“比丘法超开佛眼，比丘法总（？）开眉眼白毫”观，此碑6月8日雕成时，曾有隆重法事。
4、高远造像碑
大统三年（537年）佛教造像碑，宫里墨玉石，扁平四面体。高89厘米，宽83厘米，顶、座佚。正、左、右三面造像，正面雕佛、菩萨、雄狮及供养人车骑出行图等。旁有题名。残半。下部有榫迹。原状似为梯形。1960年由富平连城小学移入西安碑林。
5、焦法显造像碑
大统五年（539年），佛教造像碑，宫里墨玉石，四面体柱状体。高142厘米，宽76厘米，厚43厘米，顶、座佚。四面造像，每面各开一龛，内皆造佛像三尊，龛下有供养人题名。
6、曹续生造像碑
大统五年（539年），佛教造像碑，宫里墨玉石，四面体柱状，正视略呈长方形。顶、座佚。四面造像，每面各开一龛，内造佛像三尊，龛下有供养人题名，可能与焦法显造像碑同地同时所立。
7、魏氏像造像记碑
正光五年六月造，碑高五尺一寸，上作佛龛，下层皆系画像，题名在画像之间，字数多寡不等，计刻碑侧，共七行，行三十四字，正书。（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
8、北魏《锜双胡造像碑》碑
北魏神龟三年（520立），此碑1949年前在富平窑桥寨，现佚。
9、富平功曹锜恭仁造像碑
以北魏正光二年（521年）6月造。身高145厘米。
10、富平主君锜马仁家属造像题名碑（佚）
西魏大统（535——551年）造，高115厘米，宽55厘米，厚25厘米，四面俱有造像及魏书题字。
11、富平令王承祖造像碑
大魏神龟三年（520年）四月八日立，身高150厘米。雕刻分八层，浮雕像高14——15厘米。
从以上造像碑多样性和发愿文释读，笔者经过思考分析，提出几点讨论。
A、富平县北魏太昌元年《樊奴子造像记》应是目前標示宗教戒律、地狱变相图绘及其提名的最早实物证据。
B、熙平二年佛道混合造像碑，不仅是佛道融合的表现，也是民间对佛道概念的划分还没有完全确定的表现。仍然是早期民间信仰中将佛视为是同诸神来拜祀的延续。
C、几个大的造像发愿文中出现了“为国为家，为疆土扩延，士进日迁，位证明相”代表了上层社会人士参与佛事活动。而且在西魏文帝和丞相宇文泰信奉佛教的大前提下，富平的羌、氐、鲜卑、匈奴族大姓吕、焦、锜、高、党、雷、仇、齐、骆、毛也都族聚乡聚，宣扬佛法，特别是富平“锜亭城”，锜氏姓族五、六幢造像碑的发现。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发掘研究。
D、从富平北魏至北周造像碑出现的许多姓氏可研究，氐、羌、匈奴、鲜卑族人在富平的分布、迁移时间，和汉族大融合的情况。
以上只是笔者粗浅的思考分析，还望富平乡贤提出更好、更深层次的意见。
待续：
（三）富平帝陵的石雕刻
（四）关中以富平为中心的拴马桩艺术
（五）富平碑刻散记
2020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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