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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教师节，收到很多来自学生、家长、朋友以及单位的祝福。我总是非常惭愧——因为我极少为我的老师们送出祝福。但实际上，我在每年的教师节，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回忆一遍从小学到师范的所有老师。他们的形象，他们曾经在我生命成长的岁月里留下的点点滴滴，记住的，我全部回忆一遍。只是，我依然沉默地回忆，没有任何表示——真的很羞愧。我其实是一个挺能表达的人，不管是日日坚持无病呻吟，还是教师职业造就的那张“嘴”，但我又觉得自己挺害怕交际的，包括与老师的交际，导致师傅张老师说我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在这个特殊的节日，朋友圈里已经收到了很多祝福。我总想着也应该要有所记忆有所思，因此，打开电脑，敲打文字，即使蹩脚，但也是真诚而质朴的。我不会华丽丽的文章，那些文句如同我的名字一样直白，也像我的朋友圈头像——一株狗尾巴草那样朴素。1992年9月，我离开小村子，到黄坦中学读书。12岁（11周岁）离开家乡，住在学校里，十分新奇，也很能照顾自己。我常笑着说，这就是所谓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无数次见证过家里没有钱的窘迫，家人日夜辛劳的勤苦，我其实打小在心里就很想读书来改变命运。哥哥姐姐很早就辍学打工了，我很幸运，在我读书的时候，他们已经能赚钱贴补家用了。那时，一个段有6个班级，我在4班。我记得，那个时候，一个段有一个重点班，但不是我们班。重点班的师资力量一定是最稳定的，而我们这些普通班的师资，可说是“动荡不安”。更换老师是常态。倒不是说来接班的老师不好，恰恰相反，教过我们的很多老师都是当时出了名的老师，比如才华横溢的白圣煌老师，数学张康乐老师（后来竟然发现张老师成为了文成语文界名师，我当时还惊讶了很久回不过神来），数学大师夏立华老师。邢老师是我初一时候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他上课是极好的，我对初一数学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该是邢老师的课开始的。他上课语调很是平缓，但不失幽默风趣。在上到抛物线的时候，还会给大家来一段粉笔头演示，看得大家目瞪口呆，继而哄堂大笑。那个时候，初中的学习生活节奏是非常快的，但从未见过邢老师催过我们做什么，也不会批评我们，永远一团和气的样子。但很快，他就离开了我们班，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任务——他担任学校的教务处主任，连同一个很厉害的班级也给了他。那个班级不是重点班，但却是重点培养对象的班级，是完全可以和唯一的重点班互相媲美良性竞争的班级。于是，邢老师只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模糊的印象。邢老师不教我们，我们感到非常失望，但也无奈。数学老师换了几许，好在那个时候，黄坦中学的师资力量非常强大，一听说该老师的传闻，我们的信心自是随意增长，所以成绩并无多大影响。只是偶尔，还是看着那个神秘莫测的班级感到十分羡慕——那个班级，数学是邢老师，英语还是邢老师的爱人赵老师哩，重要的是：那个班级，很少换老师。现在想来，我其实能考上师范，得益于当时黄坦中学的某些决策。因为，我读到初三的时候，又成为邢老师的学生。而且，是换班就读。初三期中考成绩出来，我挤进了全段第三十名。也许，普通班的学生能够挤进前三十，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当时，班级里还有与我一样挤进前三十的两位男同学，一位第八，一位十二。这个名次，改变了我的命运——很快，我和两位男同学沛彬、海平一同去了三（3）班，进入了这个神秘莫测学霸云集的班级。我顿时如入大观园一般，目不暇接。也不知为何，刚进三（3）班时，我竟然还能常常回四班上课，上完几节，又进三班上课。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学校的氛围怎么如此宽容呢？而且，把平行班的“优生”半路“挖走”了，岂不是让平行班“雪上加霜”吗？当然，这不是我考虑的问题。我只觉得，我得到了优待，而我，只是一个非常普通地道的农民的孩子。我父母从未见过老师，我也从未给老师送过任何礼物，相反，赵老师和邢老师还常常让我们这些住校的孩子到他们家去坐坐。他们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我们对老师的敬畏感，导致我觉得走进半步老师的宿舍楼，都会有一种头皮发麻内心飞跃的感觉。回到邢老师的课堂上，听邢老师上课，挺是感慨的。自然，我也非常努力，在三班的一个半学期的时间里，我几乎放弃了所有休息的时间，日夜耕读。邢老师与赵老师这对夫妻档，分别担任三班和一班的班主任，均为当时这个段里最叱诧风云的班级。加上六班这个从初一就笃定的重点班，那年的中考，似乎稳稳的。父母和哥嫂根据我当时的成绩情况，建议我报考中专。当时已有重点高中之说，但底子过于单薄，我断定自己考不上，中师与中专的选择上，家人偏向于中专，是因为地道的农民世家，从未有过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进入政府，就等同于农村人心中的“朝廷有人”，这是父辈们的希望。邢老师是教务处主任，更是我的班主任。志愿填报后，他和赵老师把我叫到了他们家里，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一花，根据目前的情况，建议报个中师会比较稳妥，一则女孩子当老师挺好的，二则也是保险起见，毕竟中专的分数线会高一些。”（大意是这样）放榜的时候，很幸运，我考上了，而且差一点点就进入了重点高中，以这个分数线，我还能进入公费的师范，到浙江省瑞安师范学校就读。我十分高兴，欢天喜地迎接新的生活，以及未来可期的岁月——三年后，我就可以分配工作。对，师范生是可以分配工作的。当时，母亲总担心我的分数会被人抢走，考上了，又怕工作被人抢走——也许，农村人最担心的，就是“朝廷无人”的那份空心状态，总觉得心无所依，毫无安全感。既然是包分配，父母悬着的心也放下了大半。事实证明，如果那年我读了中专，三年之后的“分配之路”便会艰难很多。我不知这在邢老师心里种下了怎样的感觉，虽然我知道邢老师与赵老师是极为我高兴的。两年后，我调入了支垟小学。在支垟任教一年后，我进入了黄坦镇小。七年后，我选调进了文成县实验小学。从邢老师的学生（1992年算起），成为邢老师的同事，足足用了16年的时间。同在县小的同学有好些，也有一些不是同班但同是邢老师的学生，我们就如同从同一棵树上掉下的果实一样，聊起邢老师，总是温暖如初。用一个极其通俗的词语来形容，便是“好人”一个。邢老师对我，对他的每一个学生都很好。他在县小，担任教务主任，主管数学教学。但叫我担任语文教研组长的是他。若没有担任组长，我又如何能够得到如此平台锻炼自己呢？我以为邢老师早已忘记了十几年前建议我修改志愿的事情。但是，有一天，邢老师突然问我：“一花，你后悔当老师吗？”我就知道，邢老师其实从来都没有忘记。我记得那次是学校工会活动，以段为单位组织聚餐。年轻的时候，不识愁滋味，遇见聚餐，就会遇见酒，遇见欢声笑语，开怀畅饮。邢老师来到我们桌，坐下来与大家喝了几许，遇见我们干杯的时候，邢老师突然问：“一花，你后悔当老师吗？”我一愣，马上说：“当然不后悔，我非常喜欢当老师。”我当时从富岙虽辗转十年但能够进入文成县实验小学，我对当下的生活与工作状态都十分珍惜，又怎会后悔当老师呢？但自那以后，邢老师每次有机会与我同桌吃饭，总不忘问我一句：“一花，你后悔当老师吗？”刚进入杭州这座陌生的城市，每次遇文成同事来杭，总是特别高兴，非得聚一聚，聊一聊乡音。有一天，我知道邢老师和赵老师要来杭州了，真是喜出望外，立刻迫不及待地给邢老师打电话，无论如何要请老师吃饭。我初入杭州，也并不知学校附近有何美味，后来，便就近选择了西湖银泰的绿茶餐厅。现在想来，实在过于朴素——也许，与我来说，朴素就是我一大人生底色吧。那天，与邢老师和赵老师来的还有其他同事，加上一起调入杭州的几位同事，满满的一大桌人。真是开心啊，大家觥筹交错，聊得好不欢乐。估计边上的顾客都被我们吵得不耐烦了。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他乡遇恩师与同事，不聊得天昏地暗决不罢休。大家聊着这一路来的往事，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在酒杯里茶水里融化了，远去了。突然，邢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一花，看你现在这样的状态，邢老师终于放心了！”邢老师没有再问我“有没有后悔当老师”，如今的我在杭州西湖边有了安身之处，邢老师藏在心里十余年的挂记终于可以连根拔起了。我不止一次说自己很喜欢这个职业。与孩子打交道，质朴而纯真，虽然偶尔也会烦恼，但总是会很快被快乐挤满。孩子对老师的敬畏之情，让老师的形象有一种莫名的高大。我对我生命中所有老师的感觉也是如此。我还怂恿我的女儿未来也去做一名小学老师，工作稳定，生活在平凡而又充满挑战的岗位上，与一群孩子一起经历生命的成长历程，也是一份难得而可贵的体验。自从那次在杭州聚餐之后，与邢老师加了微信，虽极少联络，但总能看到邢老师点赞与鼓励。每次回到县小，见一见邢老师，聊一聊近况，便觉那份如初的师生情谊，已化作了隽永而温和的祝福。我如此幸运，遇见邢老师，也遇见了我热爱的职业。自然，邢老师的关照还有许多许多，寥寥千字，又如何能言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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