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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一个篾匠。他的手艺在我的家乡十分有名，经他手的簸箕、竹篓、斗笠、篾席等器物，精致大气，耐用美观。最令人叫绝的是，父亲的篾工不仅上乘，且速度惊人，竹子能做的器物，他只需一看，便能手到擒来。 九十年代初，父亲做活的阵地主要是农村。城市里用不着篾做的工具，只有那些较为原始的地方，需要篾匠。农村里，山坡上种植着成片的毛竹。毛竹秀丽挺拔，翠绿坚韧，弯而不折，直冲云霄。在父亲的眼里，那毛竹就是他生命的本源。他说，离开了毛竹，不知自己还能用什么来养活子女。彼时，父亲辗转多地，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四海为家，一忽儿在福建，一忽儿在浙江龙泉，一忽儿又在丽水景宁。烧竹油，做竹筒，削竹筷，打竹具，微薄的工资全部寄回了家。 父亲最强大的手艺还是做簸箕和打篾席。农村里，簸箕和竹篓都是必需的农具，哪家盖房子了，需要簸箕挑砖块；哪家土豆、番薯、稻子丰收了，需要簸箕来盛装。一到夏天，热浪滚滚，篾席却有清凉肌肤的功效，父亲的手艺精到，工资低廉，大家都喜欢把生意给父亲做。于是，家里的活还未做完，父亲就开始收拾行囊，四处奔波。 我知道父亲赚钱并不容易。全家人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收到父亲不知从哪个山村寄来的工资，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把钱放在箱底，一张也舍不得用。时间久了，并不见家里的钱多起来。一次，我要购买暑假作业，要五角钱。母亲打开箱子，把衣服一层一层扒开，终于到底部了，一张十元的纸币静悄悄地躺在那。母亲说：“你看，我们家总共就只有十元钱了。你父亲很久没有寄钱回来了。这十元，你拿去吧。”母亲落寞的眼神，在我的心里就像一枚重重的钉子，拿着十元钱去付了暑假作业的钱，心里还埋怨着父亲，怎么不寄钱回来呢？ 母亲忍不住要去找父亲看个究竟。那年，我八岁，读二年级；姐姐十三岁，读四年级（姐姐十岁才开始读一年级）。过了七八天，母亲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从袋子里摸出几颗糖，还有几张纸币，说：“你父亲做工的地方太偏僻了，交通不便，我在路上耽搁了两天才找到。你父亲前段时间胃病犯了，没有干活，存下的钱也送到医院去了。现在病好了，接下来会有钱带寄回来的。”母亲说。母亲的眼里有一种酸涩的味道。我没见着父亲，听完母亲的叙述，我的脑海里出现了父亲的形象：形单影只，瘦瘦弱弱，在山野林间，顽强又执着。读五年级时，父亲不再外出打工，把做篾的阵地转移到了老家济下。村子不大，生意不常有。但每次有人需要，父亲就会搬出所有工具，就像做一件件艺术品一样一丝不苟。 父亲做篾有个规矩：那就是自己上山找毛竹。他找毛竹有自己的原则：一是必须找颜色渐变绿黄色的，说明年岁较久；二是要从密密匝匝的地方挑毛竹，他说，生长过密，必然会将土壤的营养分散，别看它们是植物，它们也会互相争抢阳光、空间、肥料等。父亲把毛竹一根一根搬运回家，去掉竹叶，直条的竹子横亘在宽阔的地方，算是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劳作。每次见到那些圆形的竹子，我就会产生困惑：这如何能长出那些美味的竹笋来呢？父亲笑着说：“这你就不懂了，竹子的生命力最旺盛，只要不打搅它，它总能长出更多的竹子。”父亲话里有话，我听不懂。我快乐地在那些竹子间跳来跳去，冷不丁一滑，躺倒在竹子中间，也不疼。 父亲削竹子的本事十分了得。一刀下去，“啪啦”一声，竹子开了口，就像张开了嘴巴。放下砍刀，朝着那个口子用力一掰，竹子“啪啦啪啦”叫着，宛如正在拍打节奏。就这样，一根竹子一分为二，二分为四，一直被分切到半厘米宽为止。粗壮的一根毛竹，被父亲就这样切分成几十根细条条的竹篾。坚且硬的竹子，变成竹篾之后，就成面条似的柔软，一甩，就如彩带一般，发出沙啦啦的声响。父亲把那些宽半厘米的竹篾理得整整齐齐，再用刀片把两毫米厚的竹篾削成两层，一层为篾青，一层为篾黄。青黄分离之后，黄色的那根常用来作为柴草，青色的那根，用来制作工具。父亲说，青色的牢固，表层风吹日晒雨淋，不易破折。我似懂非懂，常常想：那么，人呢？是不是偶尔站在天底下风吹日晒雨淋，就会更加强大？以至于长大之后，我外出游走，几乎不用任何防晒工具，总觉得少不更事时父亲借竹篾说的那番话，隐隐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什么。 父亲打簸箕的速度很快。那些竹篾在他的手上，就成了一根根听话的柔软的彩条。簸箕的底部很见功夫。父亲常用几根粗条的竹子做簸箕的底部，说是簸箕牢固与否，与底部坚不坚实很有关系。底部成型之后，那些柔软的彩条便在父亲手中开始了表演，来来回回穿梭，纵横交错，偶尔拿着砍刀敲打夯实一番，只一会儿功夫，簸箕的底部便完成了。与父亲同时做簸箕的人，看得目瞪口呆。我暗自欢喜，总觉得看着父亲那麻利的样子，心里就特别踏实。母亲也会特别开心，煮一碗面条端到父亲面前，让他停下来歇息歇息。 那段日子，父亲一边种地，一边做篾，与爷爷和母亲撑起了我们三兄妹对未来的所有憧憬。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辗转十余年，日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村子里的人多数远离故土到城市里打拼，哥哥姐姐也在城市一隅有了自己的生活。我师范毕业，奋斗十年，调入县城实验小学，把父母接到了县城一起生活。彼时，父亲在哥哥那生活了几年，我原以为他会丢去了做篾的手艺，没有想到，在县城，竟然租来了一间几近废弃的房屋，又开始“重操旧业”。我惊讶得很，问父亲，怎么又想起做篾了呢？父亲说：“你别看这里是县城，我发现正在大建设，很多人在盖房子，需要簸箕挑泥沙或是转头，销路还很不错呢。再说，天天在这里呆着没事做，我会胃疼。”母亲默认，说：“你爸爸胃病多年，有活干，反而轻松了。你就依了他吧！” 在县城，父亲只做簸箕。母亲把联系电话写在那间房子的门口，很快就迎来了第一单生意。来买簸箕的是一个工地里的包工头，拿走了父亲的四担簸箕，一百元钱。父亲把这一百元像十余年前那样交给母亲，眼里充满了自豪。我知道，父亲是觉得自己已过花甲还能创造财富，他感到很有价值，就连说话的声音也响了很多。 但毕竟年龄已大，父亲愈发苍老。一次，天气很热，我下班回来，还不见父亲回家吃饭，便叫母亲给父亲打电话。母亲说：“你父亲在珊门那边砍竹子，可能还需要点时间。”我一听，忙与老季驱车前往帮忙。珊门那边有个竹林，父亲瘦弱的身子在竹林间显得更加微小。边上的老人见到我们，说：“姑娘啊，你爸爸常常来这砍竹子，我看他也老了，你们就不要让他干这活了，累的！” 我一阵脸红心跳，就像做错了事不敢承认一样。我知道父亲已经无数次从这里砍下竹子用板车拉运回家。他的身影，与这个小城里散着步享受着生活的老人有着天壤之别。我感觉自己十分愧对父亲。我狠下决心对父亲说：“不要再做篾了，别人还以为我虐待老人了！” 哥哥姐姐也打来电话，对父亲这般劳累十分不满。父亲无奈，只得做出让步：不再到山上砍运竹子，而去购买毛竹，让对方运送到家，父亲只负责削篾做簸箕。父亲做的簸箕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城市的各个角落里。那间房子，因了父亲的到来，充满了生机。父亲专注于手工做篾的身影，相比于来往的车流与躁动的人群，是多么独特的存在啊。 2013年，我调到杭州工作。我们离开县城后，父母把县城当成了中转站，只有在外甥、侄女、我们回家的时候才会到县城的房子里小住。父亲退了那间做篾的房子，把所有工具带回了老家济下。我想，父亲终于可以停下来歇歇了。 每年国庆，我们都会回老家看看。那次，我又像往常一样，先给母亲打个电话：“妈妈，我国庆要回家看看你们。” 母亲连声说好，手机那端的声音甜甜的。“爸爸怎样？身体还好吧？”我问。“恩……恩好的呢！”电话那头，母亲支支吾吾，欲言又止。“怎么了？”我立刻追问，非要问个水落石出不可。母亲说：“你爸爸，去南田山做篾去了！”我大吃一惊，那种滋味不知该如何诉说：“你们怎么这样呢？爸爸怎么那么闲不住呢？身体吃得消吗……”我的话就像倒豆子一样透过手机传入母亲的耳朵。母亲无奈地说：“我也没有办法，他就要去。拦都拦不住。随他去吧！” 原来，父亲受南田山人之邀，去往那个村子做簸箕打竹席，说是工资可观，而且不用上山砍毛竹，吃住也好，村里人很尊敬他。 我们回去之后，决定去父亲做工的地方看望父亲。从县城出发，辗转三十余公里的山路，才到达父亲做篾的地方。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山野的清风十分温和，还有着丝丝凉意。路边昏暗的灯光，以及蜿蜒的路，让人怀疑是否走错了路。一路询问，才半信半疑地走进那个村庄。 父亲果然在。村子里的人见到我们，连说：“闺女啊，你放心哈，你父亲在这里好得很，他的手艺好，还有好些天的活要做呢。”父亲站在一旁，嘴里吸着烟，吐着烟圈，那烟圈在灯光下，像在悠游地舞蹈。他说：“在这里很好，你们都不用担心，跟你妈妈说，我过几天就回去了。这里的人每天给我做点心吃，以前在外地打工，可没有这样受人尊敬呢。” 我给父亲和村民们留下了一大袋水果，离开了那座村子。那天，我从汽车的导航上，看到那座村庄到县城的公路，就像九九八十一连环一般，无尽地延伸。 我知道，只要父亲一日健康，他便一日惦记他的手艺，永不停歇。 如今，回到家，若能在家门口看见几根竹子，反倒更加安心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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