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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因此无论是少到几个字、一句话还是长篇大论，都是以字成文，以文成书，所以注定书法是离不开文的。书与文结缘的先天性，是由书法的性质决定的，一件经典书法作品，一定是书文相生的，因此使得书法艺术不再单一，而是一种综合艺术。书法史上经典，几乎是书文相生，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第二行书《祭侄文稿》、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等，即便是《韭花帖》也是一篇随感而发的日记，是文人的雅事。 杨凝式《韭花帖》 这种综合就如同诗与音乐的结合。
从最早的诗经到唐诗宋词，皆具有朗朗上口的传唱性，以至于发展到宋词，专门来谱曲传唱。其实在中国，书与文二者艺术综合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诗和音乐，因为音乐中除了供演唱的歌曲是综合艺术外，还有不需要歌词而供器乐演奏的器乐曲，这种器乐曲是真正的单一艺术，而书法则不然，它一旦离开了“文”，“书”也就不复存在，二者是形影不离的。因此从中国美学的视角看，书、文综合“在一切可能的结合之中，无疑是最完善的日本书论家伊福部隆彦在论述“汉字书法的美的本质”时认为：
对于书文相生，唐代著名书论家张怀瓘在其一系列著作中一再指出：
王羲之行书《兰亭序》 王羲之人生感慨：......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张怀瓘这类理论，说明了“书道”的诞生，离不开文字，因而也离不开有序字群所组成、所表达的文学。例如甲骨文书法美的诞生，就离不开卜辞文学及其甲骨这个文学的物化载体。他同时又说明，书与文是交相为用的。一方面，“文”需要“书”来发挥，有了优美的文字书写，“文”就能大为增色，广为流传；另一方面，“书”又需要“文”作为某种蕴涵，从而更增添作品的审美意味。例如，作为文章的《兰亭序》固然是优美的散文，但如果没有王羲之的挥毫书写，或由另一人来书写，就不可能如此超越时空地广为传诵，而作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如果没有优美散文所茹含的意蕴，也不会那么耐人品味，引人入胜。也不会被选进中学教材，就因为文的高度哲理性和文学性。 这里的所谓“文学”，既包括作为语言艺术的狭义的文学，又包括作为文字有序书写而成的广义的文学—文章。对于文学，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论略》认为：
这是近代学者对文学的理解。而现代的文学史家，也往往把先秦各类文章，如诸子散文、史学著作，统统置于文学史专著中加以论述，而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还把“著于竹帛”之前刻于甲骨上的卜辞也称为文学，他在书中指出：“甲骨文是现有文献中最原始的文学，散文韵文尚没有界线。”可见，不论是著于竹帛，还是刻于甲骨，这类有序书写而成的文章统统可以称为文学。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又从另一角度指出，“著于竹帛谓之书”。如把许慎关于“书”的定义和章太炎关于“文”、“文学”的定义联系起来，就可见“书”与“文”存在着先天同一性和相互生成性，或者说，二者存在着密不可分的、互动互成的血缘关系。 章太炎书法 书法艺术具多样性，首先表现在书体上，不同的书体也相应的产生不同的文体，反过来不同的文体也影响书家对书体的选择。也就是说，不同文体的书写，往往需要不同的书体来配合、适应，以求书文相称。这在中国书法史上，已不断地形成一种创作传统。
这类书体与文体相应的历史积淀，也是南北朝时期南北书派形成的原因之一。 北朝流行碑碣文，一般用带有隶意的楷书来写；南朝流行简牍文，一般用行草来写。于是，就从一个侧面促成了北碑与南帖两种迥乎不同的书风。 由此可见，书体选择可以由所书文体决定，书法创作如果忽视了这一点，有可能导致书、文二者的不相适称，甚至有时颇感不便。
李瑞清书法作品 这的确是很贴切的比喻。钱锺书在引述了这类材料的同时，曾概括指出：
这是对历史上形成的书体与文体相称的创作传统的一个总结，这种现象也是书文相生的表现。从内容方面说，文意对书法创作的感兴和情感还有启发和孕育的作用，不但能促成书法创作的“神来，气来，情来”，“笔所未到气已吞”而且还很有可能生成书法创作中的书文“应感”现象。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源于与汉字，发端与汉文化。因此说，书法艺术包罗万象的综合艺术，其综合性是以中国文化的深远传统和庞大遗产为基础，融入了天、地、人、事、文、器等因素，是非常复杂的艺术门类，中国书法的深远意境在此。（文/一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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