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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曾这样概括草书——“匆匆不暇草书”。今人对这句话有多种理解，有人认为这是在匆匆忙忙的速度下而书写草书，有人则认为匆匆忙忙的是写不了草书的。我们可以理解为，对于掌握草书特有书写规律而言，是要认真仔细钻研，而不可匆匆不暇的。而一旦掌握了这种规律，也就是成竹在胸时，则在书写的时候总的节奏应该是匆匆不暇的。这样，才便于体现草书特有的飞动气势，尤其是狂草书。 今人研究草书与古人研究草书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比如，王羲之把用笔的方法变成了一种下意识的表现。在写字的时候根本用不着思考笔法，在写上一字和下一字的映带的时候用不着考虑这里映不映带，上一笔和下一笔怎么连接也是不用思考的。从他的手札里去分析，可以看出他实在很轻松，或者是在很沉闷、很痛苦的状态下书写，心情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书写的过程中，他是绝不会把怎么样写这一封信或者是一个手札作具体考虑。这就是王羲之书写时的情况。 再来看怀素。怀素完全是把技巧转换成了下意识的笔势，他是通过了非常严格的强化训练，比如说在蕉叶上写字。他已经把草书的笔法熟悉到用不着思考的程度，不然的话，怎么会出现“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这是内心激动的一种外化，一种激情的抒发，这种激情的表现是不可能去思考技法的。所以，王羲之也好，怀素也好，他们书写的状态是和今人不同的。 但是，从王铎开始就不一样了。王铎已经把草书作为一种表现，虽然他采取了一种极端浪漫主义的表现情绪，但他在具体的处理时都有自己的思考，在书写时都加以处理。有一件作品，是临张芝的一件草书，你分析它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草书看起来是一笔书，很放浪。他把草书拓而为大时，展现成大字书写的时候，是不可能一笔完成的，他用接笔。
在临张芝帖的那件草书里，有十几处接笔，在接的时候，他都不用光滑的顺接方法。比如说一个笔法，他都把两边接的很光洁，用错位的搭接方法，这是王铎处理的一个技巧。仔细去观察他的原作，就会发现这个问题。由于他在用力的时候，如果不那样的话，他就很难做到顺利的转折，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进行搭接，而且是用错位的搭接方法，以增加线条的变化。如果是线条变粗了，字型变大了，还是用顺接就将呆板，王铎在处理的时候是用错位搭接的方法。
而且王铎为了使自己的字体量增加，他有意识的在墨法上进行了改革，这应该受到了徐渭的影响。徐渭在写大幅草书的时候，为了让他的字能够增加大字的效果，加强了线条中的丰富变化，顿挫更明显，比起王羲之、怀素他们的顿挫更狠猛，这是徐渭的处理当中的的一些技巧和方法。
明朝人是如此，到了今天，在写草书的时候，变化就更不一样了。因为现在的条件不一样了，占有比古人更加丰富的资料。比如书法中的三个基本系统，笔法系统，墨法系统，章法系统，在研究上已经不一样了。对墨法的研究，以至黄宾虹遗传给林散之对墨法的研究，都不一样了。对水、墨之间的运用方法上应该吸取些什么东西？这是当今人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们说，广义的草书，是从有书体产生就有草书。而今天的草书是一直沿着比较流走、更加便利、更加具有书写性的路子发展下来的。所以说，草书是蕴含了从篆书到隶书所有的笔法的总和。比如章草，章草是从隶书和篆书转换过来的，并不单单是从隶书转过来的，其中它有很多篆书的成分。王铎就有这种意识，他写草书看了两点，必须要有篆书和隶书的蕴含。
“明清调”的这种对立的取法方式，恰好适宜当今人的欣赏情势。但是，也不能忽视书法在进入家庭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家庭和展厅是有区别的。进入家庭更需要静态的东西，不需要更动态的东西，需要更简洁、更加有韵味的东西，因为在家里更多是坐着欣赏的。而展厅里是短时间瞬时的欣赏，所以展厅和家庭不一样。
今天所构成的对草书的要求，跟古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对草书研究的角度，应该是多元的。一方面要关注怀素、王羲之，一直到黄庭坚、王铎，另一个方面也要注意这个时代的取向。因为草书，虽然它的实用性，尤其在东汉的末年，已经非常突出，但是，对艺术的自觉的追求比其它书体都早，几乎纯粹是作为一种艺术在追求。
发展到今天，草书不仅仅是一种纯艺术的追求，而且已发展成多种艺术流派，尤其是现代思维方式对草书产生了很多影响。因此，今天在认识和研究草书的时候，审视的态度和角度、研究的方法，以至于具体的审美的观念，都应该跟古人不一样。这样，才能够使时代的草书更好地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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