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无疑是那类天性聪慧的人，连清华老校长梅贻琦与老师吴宓都这么认为。吴宓甚至公开对清华教授们这么说：“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钱钟书不仅仅是天性聪慧，其读书用功之勤奋，怕也是世所罕见。据说钱氏在清华四年，竟“横扫清华图书馆”,把馆内130万册藏书，从A字一号开始，全部通览一遍，未有一册遗漏者。岳南在《大师远去 贰 爱恨情仇》这本书中《吴宓于钱钟书的恩怨是非》一文中认为“如此算来，每日读书数量为890册还要多一点，这个数字显然已超出了一般的传奇演义故事而变成神话小说了。”
才华出众，很容易个性张狂。钱钟书就有这个毛病，其张狂性格和随意臧否人物的本事，为众生所领教。陈福田在清华时，希望钱钟书进入清华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化研究增加几分光彩时，钱钟书一口拒绝了，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 吴宓为其解脱：“学问和学位的修取是两回事。以钱钟书的才质，他根本不需要硕士学位。当然，他还年轻，瞧不起清华现有的西洋文学教授也未尝不可。”学界还一度传闻钱钟书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曾对外文系三巨头作过评价：“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甚至于陈寅恪在其最得意的著作《元白诗笺征稿》出版后，赠送给钱钟书，钱只翻了翻，在一封信里评论说：“不喜其昧于词章之不同史传，刻舟求剑，故未卒读也。”此类种种事情引起学界轩然大波，其师吴宓因此受到学界抨击。钱钟书任教于西南联大是1938年，年方28岁。正是血气方刚之时，说话常有惊人之举，虽然在西南联大破格晋升为教授，但在西南联大任教不足一年，就悄然离开。离开之时，跟学校无半点交代。
期间，钱钟书自恃才情，还曾给老师吴宓不少的打击。这要从师辈人物温源宁向钱钟书约稿说起，温氏要钱氏为其《不够知己》这本书中专论吴宓的一篇文章中写个英文书评，拟在其主编的《天下》英文月刊发表。钱氏遵命以书信形式写了一篇寄出后，又觉得写得不够好，增补一篇长稿寄给吴宓，让吴宓转交温氏。结果吴宓看后勃然大怒。“至该文内容，对宓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致，而又引经据典，自诩渊博。”“至该文后半，则讥诋宓爱彦之往事。”钱钟书在文中对吴宓多有讥讽之意，不仅如此，还对吴宓的爱情及心中的白玫瑰毛彦文也多有讥讽之意。
即便钱钟书如此，吴宓内心生气，但仍与梅贻琦、陈寅恪等都认为人才难得。当时主持联大事务的梅氏仍致电挽留。吴宓则于校内一片反对声中力争再聘。那时，钱钟书已在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
钱钟书在离开联大后，轻狂的性格与心态有了很大的改变，逐渐变得谨小慎微，藏而不露，且大有老谋深算、养精蓄锐之态势。到了1993年春，吴宓女儿吴学昭整理吴宓的日记和遗著时，发现有许多关于钱钟书的记载，便写信给钱氏夫妇，问是否愿意看看她父亲日记中涉及二人的部分。征得同意后，吴学昭寄来了她摘录的日记片段，钱钟书看到早已过世的“傻得可爱”又“老实得可怜”的老师人生历程中那饱蘸深情与椎心泣血的记述后，真诚地向学昭女士自我检讨：“先师日记中道及不才诸节，读后殊如韩退之之见殷情，‘愧生颜变’，无地自容。”他深悔自己对老师恭而不尊，以致“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但事已至此，“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
一个人的才华是无法掩盖的，但倘若恃才傲物，目空天下，则于人于己多有不利。身为师长，负有教导之责，吴宓身为奇才钱钟书的老师，一边要忍受这位才华横溢的学生给他不停地带来的麻烦，甚至包括对自己的讥讽，一边又能够以极其宽容、呵护的心态去引导其成长，这是一份更宽广博大的爱，而这份宽容的爱恐怕是钱钟书在人生的前大半生涯中都尚未能仔细体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