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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文字,只有打工者的内心可以阅读

 高骏森 2020-10-13

这文字,只适合打工者的内心阅读

    ——从诗歌里探讨许立志自杀的究因

他想着想着
往前挪了一步
       ——许立志《跳楼》(2013年11月5日)

打工诗人许立志走了,放下了他还未写完的诗稿,未阅读完的书籍,未点燃的蜡烛,以及那抹常年没拉开的窗帘,那颗在深圳热土上寻找还未寻找到的温暖词语,带着24岁诗歌般的黄金年龄,在祖国65周岁生日凌晨零点留下了一句“新的一天”四字博文后,悲壮地在深圳市一幢17层高楼飞跃而下,去了另一个世界。他的死震动了诗歌界,也震动了千千万万个打工游子的心。

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做出让世人难以相信的悲壮举动?又是什么原因让一个生活在国富民昌的社会青年发出如此悲观绝望的哀鸣?我们在他的部分诗歌作品里,找到了一些究因。

写诗是他的副业,许立志的正规职业是打工,车间流水线上的一名普通员工,曾在富士康工作过两年。打工二字在今天的我们耳朵里听来,已没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么沧桑沉重了,主要原因是社会不断进步,国家对务工人员无论是物资收益,还是精神收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然而,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没有在大型工厂流水线上亲身体验过打工生活的人们,是怎么也感受不出郑小琼说的“打工是一个沧桑的词”含义的,正如许立志诗歌所说“这文字,只有打工者的内心可以阅读”。

国家教育部值得严重思考的话题

掩卷而思,打工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他们的命运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中?他们的未来定位到底在哪个方向?尤其是在工厂从事一线流水的卑微职工,他们和我一样,没有高学历,没有殷实的家庭背景,没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没有良好的人脉关系,为了生活,为了每月仅有的一点儿薪水,不得不整天面对暗无天日的嗡嗡车间马不停蹄的操作着重复千遍万遍让人麻木的同一动作,没有发言权,没有自主权,没有反驳权,没有对错之分。有的,是服从命令,任人吆喝、摆布。青春,就这样在流水线上流逝,一去不复返。

许立志在他的诗歌《我就那样站着入睡》写到:“眼前的纸张微微发黄/我用钢笔在上面凿下深浅不一的黑/里面盛满打工的词汇/车间,流水线,机台,上岗证,加班,薪水……/我被它们治得服服贴贴/我不会呐喊,不会反抗/不会控诉,不会埋怨/只默默地承受着疲惫/驻足时光之初/我只盼望每月十号那张灰色的薪资单/赐我以迟到的安慰”。在《在车间,我的青春在此搁浅》里写到:“白炽灯为谁点亮/流水线旁,万千打工者一字排开/快,再快/站立其中,我听到线长急切的催促/怪不得谁,既已来到车间/选择的只能是服从/流动,流动/物料与我的血液一同流动/左手用于白班,右手用于晚班/老茧夜以继日地成长/啊,车间,我的青春在此搁浅/我眼睁睁看着它在你怀里/被日夜打磨,冲压,抛光,成型/最终获得几张饥饿的,所谓薪水/我听到的打工生活略显疲惫/流经血管,它终于抵达笔端/扎根于纸上/这文字,只有打工者的内心可以阅读”。

我想,即使没有在工厂流水线上体验过的读者,当读到这两首诗后,也绝对会在心头颤抖一下,或许震动的不那么明显,但只要有,哪怕是小小的余震,也会引起高度的紧张与重视。而对于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体验过,甚至现在正在经历体验的读者来说,心中的震动就会地动山摇。我们在文字里反复咀嚼,一定能嚼出里面的辛酸、苦泪、麻木、无助,嚼出一个个打工者憔悴、沧桑、卑微、彷徨,和实际年龄不匹配的清晰面孔。

于是,我们不禁会放下所有,来思考一个严重的话题——在这个改革开放,人权自由的平等社会,请问,打工者的人权与身份,到底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打工诗人(作家)写出这么多让人心寒颤栗的作品?如果不存在,那么,再请问,在这个被称为人权自由平等的社会里,打工者是否就不能称为人?如果不被称为人,那么,他们又被称为什么?能在宪法上注明吗?这也就是许立志说祖国给了他痛苦,他要选择在祖国生日这天结束自己的生命。

当然,他的这句话说得非常孩子气,非常偏激,但我们也不得不从他这句话中思考出一些令人深思沉重的问题,那就是关于当今教育,为什么之前的学生读书后国家包分配工作,而现在家长花这么多钱培养一个孩子读完大学,毕业后工作不仅不包分配,就业还这么的艰难?我认为,这个话题值得国家教育部门慎重思考。之前我们的国家不够富裕,学生读完书书后工作分配,现在国家无论是物质、还是经济、教育,都发达了,工作却不再分配了,出现了新的名词打工,于是,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极其严重,也导致了这么多农民工在城市里生存悲剧的发生。这个问题其实国家完全有能力解决,但为什么就是不去做?作为同在社会底层打工的我,对这个问题经常反复思考,但最后得到的是无任何标准答案。国家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富强,都是由人来管理与建设的,每一个人,若都把他用到核心的位置,这样,不就公平、悲剧减少了吗?我们知道,这样做仍然做不到至善完美,但相对来说,要平稳许多吧,绝不会出现杜甫诗中所说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严重现象。

社会要对农民工具有密集的人文关怀

诗人同小说家,在大众人眼中与普通人是不同的另类人。他们把诗人称为精神病,把小说家称为疯子,这一说法不是没有道理。诗歌是所有文学体裁中语言最求凝练,艺术最求高档,理解最困难的一种文体。一件事情,小说家需要几千、几万字才能解释清楚的,到诗人这里,只需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就把它解释清楚了。所以说,诗人无论是情感,还是思想,也是所有人群中最敏感,最脆弱、最复杂的。精神病患者有自杀倾向,疯子一般是没有自杀倾向的,所以,精神病患者要比疯子可怕,拿到这里说,诗人要比小说家可怕。

现实生活中,我们看见的精神病患者,如果没有人日夜监守,他很容易就自杀了,这一点儿,在诗人身上体现的最多,古代有屈原、近代有王国维,当代争议最多的有海子、顾城、吾同树,以及最近的卧夫、许立志,他们都是诗人,他们都是自杀而死,他们的死亡原因各有不同,但也有一些是相似之处。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到现在,诗人在这片国土上已经没有任何的身份与地位,他们被人唾弃、鄙夷、谩骂、嘲讽。在诗人前面冠上“打工”二字,就更显得身份卑微。更让他们可悲的是,连自己同母异父的兄弟官方文学都不友好支持帮助他们,还被冷嘲讥讽。祸不单行的命运,可想而知,他们的精神、人格、地位,在这个社会何处安放?故乡也不再是小时候眼里的故乡,它变得越来越陌生、荒凉,正如郑小琼说的“城市是我们这群打工人呆不下的故乡,乡村是回不去的故乡”。

说了这么多,我最想说的,就是这个世界需要有人文关怀,心灵的疏通极为重要,尤其是对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农民工,否则,许立志的死,只是一个代表,一个开始,悲剧在今后将会继续上演,且越来越严重。读过许立志诗的人都清楚,他的自杀并不是什么谜,因为,他在自杀早几个月前,甚至更早(2013年开始)就在诗里公开发出了自杀信号,这信号说白了,是他向外界发出的求救信,而不是死亡信。他并不想死,只是现实被困的实在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方式让自己走出来。

一个人的力量再大,也有弹绝粮尽的时候。只是,他向外界发出的求救信号不是正面来的,而是从反面来的。这样的做法,原因有三,一、他现在所处的困境让他极度绝望悲观;二、所有文人都具有的高度自尊,拉不下面子直接向人说明主题需要帮助;三、诗人写诗一贯的风格、惯性使然。但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有一点儿摆在众人面前是非常明确、非常直观的,那就是,许立志想自杀,自杀倾向非常严重,我们必须及时挽救这个人,否则,后果将难以想象。这些信号诗作为活跃在诗歌界的朋友并不是没有看到,如果当时他们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接联系上他给他做思想上的梳理与开导、抚慰,让他孤独无助的心门打开,把里面的愤懑与苦愁放出来,让风和阳光输送进去,就绝不会有这次的悲剧发生。尽管,这次躲过了,我们不敢保证以后会不会有,但前面我已经说过,这个世界需要有人文的关怀,这个人文的关怀是要不断持续进行下去的,而不是一次性来个彻底,这是不负责任的想法与做法。但遗憾、令人痛心的是,当有人早已发现许立志向外界发出这些死亡征兆的信息后,并没有任何人及时去帮助他开导、疏通、化解,全都视而不见。

这是一种怎样的无情冷漠呀!让我想起了早几年前佛山市两辆大车碾轧两岁的小悦悦后,十八个冷漠的路人从小悦悦身边路过都视而不见的人,人性的冷漠竟然苍凉到这个程度,真的可怕、可悲!远的不说,我们说近的,许立志在今年7月9日发表在新浪博客7月2日同3日写下的三首诗歌里,完全能发现他自杀的信息越来越浓,也完全能发现他期待有人救他的心越来越迫切,《本命年》他写道:“本命年是一道槛/我怕自己过不去”。就这么两句,明显就是向外界发出的求救信嘛。

许立志是1990年出生的,1990年是马年,今年正好也是马年,许立志年满24岁。算命的都说,人遇本命年会有诸多不顺。许立志在这两句诗歌中的一个“怕”字,很明显很直截了当的就是希望有人能帮助他跨过这道槛。“怕”字的出现,证明他还是对生命抱有希望的,只是自己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希望有人指点迷津,可他盼来的是绝望。

3日写的《我弥留之际》就更充分的表明了他自杀的浓郁信息,但仍盼着最后一丝求救的光能射进来,“所有听说过我的人们啊/不必为我的离开感到惊讶/更不必叹息,或者悲伤/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里面的“人们”二字,暗示的就是所有看见他这首作品的读者,能发出一颗悲悯的慈心,伸出一只手拉他一把。“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这只是诗人的一句客套话罢了,完全不是他的真实心声。

然而呢,然而诗人最后盼来的,是彻底的绝望。其实,在诗人跳楼的那一刻,他的大脑一直是清醒的,不然,在他这首《我弥留之际》诗歌出来后,如果不是我说的求救信,那么,他马上就采取行动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但在这首诗歌写出来公开发表后,并没有自杀,这证明,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他在等,等待时机,让人发现后来救他,因为他也知道,发在网络的作品,不是一下子就有人去读的,总有个时间过程。

可结果呢?等了这么久,仍没有见一个人来。

7月13写的《我一生中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完》里面非常清晰的发出了求救信号:“我只能这样平躺着/在黑暗里一次次地发出/无声的求救信号/再一次次地听到/绝望的回响”;7月19写的《我知道会有那么一天》,到最后面对我们读者公开的最后一首诗歌,7月20日为他已逝去的亲人、祖先们写的《团聚》“孩儿离开这么多年,你们都寂寞了吧/来来来,孩儿这里有酒有肉,有蜡烛有纸镪/喝完烧完,孩儿将化成一把骨灰/以四处飘散的形式与你们团聚”,昭示着他生命走向终点。这最后的三首诗歌上传到新浪博客的时间是7月22日00点12分20秒,距他跳楼死亡的时间刚好70天。

这70天里,他是在一种怎样的希望等待与悲观绝望中度过的呀,如果这70天里,有一位人拿着他的诗站在他的面前或是坐在电脑前跟他心灵的沟通,悲剧还会发生吗?他在跳楼前四天,也就是9月27日晚上9点15分发表在新浪微博里的微信,“时刻铭记:不要给自己施加太大压力,不要压垮自己,完美主义是不存在的,中庸不一定就是贬义词,年轻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但也别忘了适时休息,只要命还在,阳光总会到来。”好吧,他想得到,说得到,理解的到,但就是做不到,这绝不是只有许立志一个人这样,在很多人身上都这样。

自身心理的封闭  心灵需要舒缓,心态需要调整

打工者的身份都很卑微,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有无数的基层打工者通过努力,等待、发现、寻找机遇,让自己翻身过来,在这座本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站稳了脚步的人。尤其像珠三角的东莞跟深圳两座城市,如今有本地居民户口的绝大多数都是最初从外地来这里打工的外省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勤劳、勇敢与智慧,血水、泪水、汗水,在时间的拼搏与洗礼中,闯出了今天。

但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同,接受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不同,长大后走进社会,所面对的人生命运也就不同。我们从许立志的诗歌作品里分析出他跳楼自杀的两种外在原因后,还有一种主导的内在原因,就是他的自身心理心态问题。许立志自杀,以及他诗歌里的悲观黑色文字,我们不得不去关注他的童年、少年生活,他的家庭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家里有一些什么人,他与他的这些亲人关系相处的如何?掌握这些信息是相当重要的。可惜的是,我对这些都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能力去到他家访问调查,在他博客里也没发现写关于他家庭的成员及小时候成长的环境与故事,只知道他是广东揭阳人,高中毕业后开始外出打工,四处漂泊四海为家,2011年到深圳打工至今,喜爱文学,尤爱诗歌,少数作品散见于《打工诗人》《打工文学》《特区文学》《深圳特区报》等刊物,更多见于网络或藏于抽屉,在生活的夜色里通过阅读和写作寻找阳光。

这是他的小档案,在他博客里看见的。通过他的个人诗观“在生活的夜色里通过阅读和写作寻找阳光”一句,能发现,生活中的许立志是一个不善言谈、低调、忧郁的人,这些,肯定与他小时候与家人相处、成长的环境有关。我们不得不说,一个生活在充满爱的家庭和一个生活在阴郁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出来社会后面对的生活信念也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儿,作为家长,是有很大一部分责任的,值得认真深思,同时,也值得每一个有孩子的家长去深思。

另一面,就是诗人个人的心态问题。诗人敏感脆弱,似乎是天性。当我们面对眼前的环境无法再适应,再待下去时,其实,完全没必要再死死坚守下去,否则,悲剧迟早会发生。我们要学会转角、拐弯,跟写诗一样,提笔换行,美就会随即而来。《周易·系辞下》里有句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古往今来,无论军事上,还是政界、商界,都把它拿来运用,在我们普通人身上,一样行得通。

工厂流水线上的生活实在难以适应自己,我们可以跳出来,改行做其他的。公司业务暂不去说,只说摆地摊做点小生意,这个行的通吧。然后根据生意行情,再来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梦想,价值观。24岁的年龄,毕竟还很年轻,大把的时光可以运用。可惜的是,你同许多诗人一样,都固执到了一个点上,这是诗人的悲哀。正如你诗歌《跳楼》所说:“他想着想着/往前挪了一步”。

让我想不明白的是,兄弟,在十月一日凌晨零点你在新浪微博写下“新的一天”后,站在十七楼的阳台上想什么想的入神往前挪了一步,导致灿烂如诗的生命就这样昙花一现稍纵即逝了呢?

风果子说:“你忘记绑上安全绳子才跳下去的,新的一天,祝你一切都好!”

我也只能说,天堂没有诗,你无须再多想,也无需再多挪一步,悲剧不会再在你的身上发生。新的一天,祝你一切都好!

      2014年10月5—6日 广州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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