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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公在古时是一种官职，泛指生员，秀才，举人。我的“熬相公”之路在充满心酸和艰辛之后仍然没有“熬”成，之所以把这个职业大家都叫“熬相公”，是因为很多吃公家饭的人，都干过“熬相公”这个差事，官方称通信员。
通信员，这个职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普遍存在于县、乡、镇政府及县级各职能部门的门卫室里，通信员不同于门卫，他们都是些想成“相公”的青少年，当然你必须有很硬的后门才有“熬“的资格，不是门卫但也肩负门卫的工作。
我的通信员生涯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说起，八九年初中毕业因太差中考未果辍学在家，那时父亲还好有些薄面，经过托人，送礼，请客终于在八九年冬天一个寒风凛冽，大雪飘飘的早晨，乡里捎话叫我先去一个叫铁炉沟的山顶报道，就这样我扛着蛇皮袋装着的铺盖，背着放着碗筷的黄背包，踩着没膝的积雪，迎着凛冽的对面风去了，当时的心情就像孙少平正式被大亚湾煤矿录取一样的激动，兴奋。
我所处的乡是一个地处秦岭深处只有四千人的小乡，因在华山的阳面叫华阳，乡政府是这里唯一的最高行政机构，乡党委书记，乡长就是这里的最高长官，华金公路横穿华阳全景，因金堆城钼业公司必须通过，领导协商之下，由钼业公司在铁炉沟山顶上建一个，可以解决山里人看电视的电视差转台，乡机关派不了人去，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我成了那个山顶唯一个，看守机器、开机、调台的人，那时正直亚运会召开，我可以使全乡人第一次从电视荧屏上看到祖国的盛会，我无比自豪，也好在，可以在那个没有第二个人的山顶上高歌，亚洲风咋起，亚洲雄风整天吼。
山上的生活是惬意的，正如我年少的心，吃饭喝水要到乡政府机关的灶上吃，一次下上，再上山，再走川道，到后来干脆就一天一吨饭，下午从灶上卖两个馍拿上，一样的饭票会买到最小的馍，因为他知道你是“熬相公”的。好在那时年少不懂白眼和势力眼。心里有更好的精神食粮就是电视，在那里我知道了，亚运会，知道了综艺大观，人与自然，曲苑杂坛，乌龙山剿匪记等等，我也知道了大山之外的世界，五彩缤纷，广博辽阔。
三个月以后临近春节，乡政府的大门需得有人把守我便成了不二之选，开始了我两年半的“熬相公”生涯。每天最早起床，秋扫落叶，冬除积雪，春交树苗，夏清积水，忙完清晨的事，打开大门，静听书记，乡长的咳嗽声，我便去他的办公室兼寝室，叠被，清扫，除垃圾，引炉子，打水洗脸烧开水泡茶。这一套程序算最简单，经常要清理他们酒醉之后的呕吐物，在那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宴请书记，乡长是一种荣耀。随之听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付乡长，付书记的烟熏之后的咳嗽声，统一程序按部就班。通讯员是没有人格和地位的，谁都可以指挥你干活，领导们经常因“分”我不公而闹矛盾，每到寒暑假还要增加一个任务就是带好他们那些顽皮的官二代，小政府机关的人是没有纪律制约的，很多时候晚上深夜也不能睡，因为要用架子车拉回那些酒醉的干部，还要随时为那些夜生活丰富的干部开门、关门。那时没有电话，如果通知开会，就要骑自行车到处找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风雪夜里为了一个通知、一句话要翻山越岭的去完成，在那个机关院里就是一个社会，帮派林立，勾心斗角，势力小人比比皆是，红人总是游刃有余，黑人总是忍气吞声，我曾试过用乡长的碗去打菜，肉确实多，量确实足，后来被识破，做饭师傅有些恼怒，现在想起也好笑，除了领导之外混得最好的也就是财政所长，机关会计，他们两个可以用钱买东西给领导，也可以自己逍遥，那是我最羡慕的。熬了两年多的时候，有次无意听说有个什么口半年后会有考试转正指标，我暗自窃喜，好像快熬出头，这也许就是我人生的转折，我开始认真复习，请教老师准备做最后的冲刺，然而有一天刚开完会，书记叫了我告诉我，华山有个宾馆在招工让我去报名，他“热心“的给我安排好了住的地方，还破天荒的给我批了50元的工资，年少的心没有一点防范，去了，也招工成了。此后的日子里我也知道我被套路了，潜规则也好，欺骗也罢，事已至此，地位卑微的我也无力改变了，接替我的人是一个机关红人的娃，在我没有离开时他就上岗了，然后几个月以后就有了那个顺理成章的考试机会，就成了国家人，现在也听说是个小官。
我的熬相公生涯从此结束，在曾经的梦想和现实之间我屈服于世故，也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而在这种复杂势力的人际圈子里我学到很多，人生有很多条路可以实现梦想，而我最初也最纯真的梦想却是在错综复杂的套路中湮灭，三十年过去，曾经最痛恨的人也步履蹒跚，甚至化为青烟，老想起一个名人说过的一句话，放下，不是放掉别人，而是放下自己，回想那些曾经的经历也是一种不错的积累和记忆。
庚子年国庆写
作者简介：华阳樵夫，原名刘方航，笔名雾色雨笠。陕西华山人，热爱文学写作，有多部作品散见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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