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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宋代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北宋开国初期呈现出文化人才大爆炸的现象，但是文学方面，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唐朝只占有韩愈和柳宗元两位，而宋代占六位，欧阳修、王安石、三苏、曾巩，基本都处于宋代初期，这不得不说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情。 作为同一时期的四个人，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这四个人还是有一定交集的，简单来说，欧阳修是比王安石、司马光要大一辈的，欧阳修为官主要时期在宋仁宗时期，王安石与司马光主要是在宋神宗时期。  苏轼是虽然与他们都同朝为官过，但是还是比王安石和司马光要年轻一点，在官场上地位也低一点。 详细来说就比较复杂了，那真的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而文人之间的那点事，更难理清。 欧阳修作为四人中最早当官的人，不仅因为年龄长，更主要是有才华。 大家都知道宋代科举相对容易点，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只不过是相对来说，不管哪朝哪代能考中进士，那都是读书人中的佼佼者。 尽管很多人从欧阳修多次科举考试才中进士，认为他科举之路十分坎坷，其实这是扯淡，欧阳修是在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中的进士，当时他才二十三岁。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是说五十岁的时候考上进士都是年轻的，尽管这是形容唐代科举之难，但是宋代也好不到哪去，二十三岁中进士，都是很难得的。 而且，欧阳修在殿试中位列二甲进士及第，虽然不是状元、榜眼、探花这种，那也是排名靠前的。 据说欧阳修之所以考这样的成绩，还是因为遭受主考官的“打压”，主考官晏殊也是在历史上较为有名的人物，他后来回忆说，欧阳修未能中状元，主要原因竟然是因为才华太盛，锋芒毕露，众考官决定挫挫他的锐气，以便其更好的成长。 其实与欧阳修同时期的名人也不少，比如晏殊、范仲淹等人，尽管在文学和官场都有造诣，但是能有欧阳修这样全面发展的人，是不多的。  欧阳修不仅在官场上是庆历新政的主要干将，在文学上也是宋代八大家之列，相比于司马光在史学上的成就，欧阳修编纂的《新唐书》在历史领域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后人在编纂历史的时候，喜欢把他们几个人放在一起，讲述他们之间的故事，其实并不尽然，有时候可能同处一个时代，但是不一定会有过多的交集。 比如有人曾说王安石和苏轼都是欧阳修的学生，其实并不尽然，王安石并非欧阳修的学生，而苏轼确实是。 王安石与欧阳修不过是正常的官场交情，虽然王安石年轻一点，欧阳修年老一点，但是王安石后劲很强，有后来者居上的感觉。 在王安石考中进士的时候，欧阳修还曾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赞扬王安石的文才，但是也仅限于此。  两个人最大的标签其实都是北宋初年的改革派，只不过王安石更激进的改革派，而欧阳修是老的改革派，改革派一老，那必然就是新的守旧派啊！ 在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欧阳修已经在地方为官，针对欧阳修的“青苗法”，欧阳修并不感冒，反而闹了一个大红脸。 相比于王安石与欧阳修的关系，苏轼与欧阳修那是铁打的关系，欧阳修担任主考官期间，录取了苏轼、苏辙和曾巩等文坛俊杰。 尤其是对苏轼很抱有好感，苏轼考中状元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欧阳修读来后，“不觉出汗”，认为苏轼是后生可畏，两个人好的时候几乎是穿一条裤子，可以说欧阳修对苏轼的影响很大。 这也间接影响力了王安石和苏轼的关系，比如在针对王安石的新法时，苏轼的态度和欧阳修是一致的，那就是变法过于激进，不容易实现。  结果在王安石掌权的时候，就把苏轼给下放地方了，苏轼一辈子做官坎坷，跟王安石政见不和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苏轼仕途不畅和司马光也有着巨大的关系，欧阳修岁数大了，在王安石主持变法不久就挂了，但是反对激进变法这杆大旗不能倒，最后就落到了著名保守派司马光的头上，真正与王安石针尖对麦芒的干的其实就是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一直是教科书中重头戏，当初选定教材的教委一定认为司马光童年的这个故事，一定会教会我们做事情要学会变通。 长大后学了王安石变法，我才知道，原来最不会变通的人其实就是司马光，司马光年轻的时候知道砸缸后把水放出，落缸小孩能够得救的道理，却不知道一个国家想要富强也是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不能从书本中找答案。 偏偏司马光一生最喜欢著史，希望把人世间一切的真理都融汇到《资治通鉴》中，结果编纂了四百万字后，司马光张口闭口要守“祖宗之法”。  王安石有一篇文章叫《伤仲永》，也是大家读书时候都学过的，我感觉王安石就是借讽刺方仲永的机会来映射司马光。 王安石变法虽然激进，但是整体上来说是为了富国强兵，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不激进一点，也许不会有效果，变法的方向没有错，问题就出在具体的方式上。 但是王安石变法遭到了司马光的疯狂反对，已经到了为了反对而反对，所有的变法都要遭受抨击。 由于宋代是文人政治，既得利益者太猖獗，最后的结果竟然是保守派占据上风，王安石被排挤出中枢权力之外。 按理来说，苏轼并不赞同王安石的变法，在司马光上台后，应该是咸鱼翻身，走上人生巅峰的时候，恰恰这个时候，苏轼竟然提变法的内容说话。  苏轼意识到了变法的必要性，但是反对变法激进的措施，并不赞同保守派对新法的清算，不久之后就遭受司马光的疯狂打压。 相对来说，王安石掌权的时候，只不过是把反对派下放到中央，司马光是砸缸出身，下手又黑又狠，一石头下去，苏轼后来就没机会再翻身了。 相对来说，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是文坛巨匠，都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影子，虽然有争论，也都是君子之争。 唯有司马光是一个车头撤退的顽固保守派，大概很多搞历史的人都受了司马光的影响，为了历史可以放弃发展，岂不是典型的顾屁股不顾脑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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