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王琳 在13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冒名顶替”入刑再度引发关注。据媒体披露，正在二审中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规定：盗用、冒用他人身份，顶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学历教育入学资格、公务员录用资格、就业安置待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组织、指使他人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入学、招录、安置等资格，关乎社会公平，也关系到个人梦想及人生命运。作为一部规范“犯罪与刑罚”的法律，刑法在保护公民的“出行安全”“舌尖安全”“头顶安全”等方面，均不缺失。但在保障公民“前途的安全”上，却存有空白地带。近十余年来，借助齐玉苓、罗彩霞、苟晶、陈春秀、王丽丽等个案，被“冒名顶替”不断成为舆论焦点，也吸引了大批网民争相围观。每一宗个案的舆情走向，都以完善制度强化惩戒填补法律漏洞等吁请为终结。
个案成为公共事件的背后，都有个人际遇与社会普遍心理的某种暗合。网友愿意围观“冒名顶替案”并呼吁修法，很大程度上源于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立法机关借助刑法修正，以“冒名顶替”入刑的制度设计来回应社会关切，这是专业机构与社会情绪之间的良性互动，既合乎法治要义，也尊重了民意表达。在“回应型立法”“回应型司法”成为显学的当下，仍值得点赞。 法治的“新十六字方针”中，“科学立法”排在首位。要确保立法科学，自然理性和专业理性都不可或缺。自然理性可校正精英专横，专业理性可防范多数人暴政。“冒名顶替”入刑来说，要不要惩戒，或要不要强化惩戒，这首先是个自然理性问题。如何惩戒，如何精准入刑，以及“冒名顶替”入刑之后如何理顺与相关个罪的关系，这更多是个专业理性问题。我说的是“首先”以及“更多”，因两者常常相互交织，不能说入不入刑就全交给自然理性，同样也不能在“如何入刑”问题上排斥民意的参与。 “冒名顶替”入刑的专业性是显而易见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纵观舆论场上的几起“冒名顶替”事件，事发均在多年前。随着户籍制度的日趋严密，个人身份数字化的加速，现在还想要“冒名顶替”难度已极大。既如此，“冒名顶替”入刑岂不是一枚“空对空”导弹？过往的“冒名顶替”案，因法不溯及既往，哪怕这次入刑也无法适用。新的“冒名顶替”案，大概率也难以等到了。
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但在我看来，“冒名顶替”入刑仍有其必要性。法虽不溯及既往，但“冒名顶替”这一行为，一旦入刑就是典型的“持续犯”——它不是在顶替那一刻就完结终了，而是一种持续的、不间断的行为。如果冒名顶替者在“冒名顶替”入刑之后，仍盗用、冒用他人身份，或顶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学历教育入学资格、公务员录用资格、就业安置待遇等，那就是“现行犯”，当然可以适用修正后的刑法。 当然，现实中的千姿百态，也可能冒名顶替者在冒名取得入学、录用或安置后，又改回了本名，这是否还是“持续犯”？其实，这些问题在司法过程中都不难解决，若实践中争议较大，也完全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来强化适法的统一。各种个案的假设，不影响“冒名顶替”入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另一个声音则认为，现行刑法虽无“冒名顶替罪”，但并非拿“冒名顶替”没辙。要成功冒名顶替，通常都涉及伪造公文，伪造身份证明等犯罪行为。要追究当事人刑责，并非无法可依。在今年6月20日山东省通报的两起“冒名顶替”事件中，共有16人被处分，其中就有包括冒名顶替者陈艳萍在内的多人被立案侦查。 但纵观过往的查处，多是操办者、协助者在帮助办理冒名顶替过程中的行为方式触犯了法律，因而被刑究。从惩戒操办者，转向一并惩戒受益的冒名顶替者，这是最近一两年来的新变化。但在惩戒冒名顶替这一主体行为上，现行法仍存在飞地。 “冒名顶替”入刑，除了打消那些冒名顶替者心安理得占有他人合法机会、合法权益的侥幸心理，终止这一持续侵害行为，更可警醒那些想通过冒名顶替来改变子女人生命运的父母：你们可能一时有帮助子女冒名顶替他人的能力，但同时也将因这一能力的滥用而毁掉两个孩子的一生。当然，“冒名顶替”入刑的最大意义，还在于借助刑法的惩戒作用和预防功能，来疏解大众对机会公平的焦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