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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66年，鲁襄公七年，羊年（乙未年）。这一年，《春秋》记事，一半是鲁国的内政外交，一半是救陈的“阳策阴谋”。鲁国的内政外交，体现不出中原诸侯国有多少仁义；救援陈国期间的阳策阴谋，则暴露出中原诸侯国之间的重重矛盾。郑僖公准备参加诸侯在（wéi）地的会议，他的大夫子驷就劝他说：“中原各国不值得归附，还不如归附楚国。”，“如果认为中原各国有仁义，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在我国国丧期攻打我们呢？如果认为中原各国强大，那么他们的力量不如楚国。”郑禧公不听从大夫子驷的意见，于是子驷就派人杀害了郑僖公。而事实上，已经参加会议的陈哀公，也觉得中原诸侯不靠谱，所以“逃会”归国。《诗》上有：“弗躬弗亲，庶民弗信。”意思是，不能亲自办事，百姓不会信任。虽然文化血脉相通，但郑国和陈国却不能坚定地信任和依靠老大晋国和中原诸侯兄弟，这与郑国和陈国自身有关，但与诸侯没有真正怀有仁义，取信于晋楚争雄边缘地区的国家有关。由此可见，“慎德怀远”，以信取胜，是赢得人心、民心和国家信任的根本。这或许值得那些雄心勃勃的统治者深入思考。 “七年，春，郯子来朝。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小邾子来朝。城费。秋，季孙宿如卫。八月，螽。冬十月，卫侯使孙林父来聘。壬戌，及孙林父盟。楚公子贞帅师围陈。十有二月，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郑伯髡顽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鄵。陈侯逃归。” 孔子老先生用101字记载今年11件事，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陈侯逃归”，这标志着晋楚争霸态势的微妙变化。 （一） “七年，春，郯子来朝。” 鲁襄公七年，春季，郯子来鲁国朝见。 郯国，己姓，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时候，商朝有位叫“武丁”的君王把他的儿子封到炎地（今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建立侯国，称炎国。周灭商后，周武王将其封给商王帝乙长子、商纣王的长兄微子启，归附于宋国所辖制，并允许享爵位，子爵。微子启派他的孙子鸷（zhì）管理炎地，成为宋国的附属国，后为楚所灭。郯国国君在《春秋》中一直以“郯子”记载，没有名姓。 10岁的鲁襄公继位7年，这是第三位来朝见者。尽管来者都是小国属国，但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这个时期的鲁国，内政相对稳定，与周边国家也保持了友好往来。 （二） “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 鲁襄公七年，夏季，四月。鲁国三次为郊祭而占卜，都不吉利，于是就不使用牺牲进行祭祀。 孟献子（仲孙蔑）说：“我从今以后才知道有占卜和占筮了。郊祭是祭祀后稷（周朝的始祖，长于农业播种和繁殖生产，今天在西北农林科技城杨凌就竖有巨型后稷雕像），而祈求农事顺利。所以一到启蛰节就举行郊祭，郊祭以后开始耕种。现在已经开始耕种再来为郊祭占卜，占卜不吉利是应该的。”（孟献子曰：“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従也。”） 孟献子说自己今天才知道有“卜筮”的话，是反话，是对鲁国执政者的讽刺。郊祭一般应该在正月举行，而启蛰也在正月，所以说“启蛰而郊”。春秋时期，二十四节气还没形成，后来启蛰改到了二月，称惊蛰。郊祭也是常祭，本来“常祭不书”，但如果没有按时举行，《春秋》里就要记一笔，以示讽刺之意。 （三） “小邾子来朝。” 鲁襄公七年，夏季，小邾子来鲁国朝见。 小邾国是“邾分三国”（详见【闲话春秋】之四十八）中的一个国家，郳（ní）国，应该是鲁国的附庸国。小国不断来朝，不知10岁的鲁襄公有什么感觉？就来朝者而言，真正目的是寻求和平友好，而不是朝见处于国君之位上的稚嫩幼童。 （四） “城费。” 鲁襄公七年，夏季，修筑费城。 费城（今山东临沂市费县上冶镇）是季孙氏的私邑。公元前659年，鲁僖公赏赐给“三桓”之一季孙氏始祖季友“汶阳之田”和“费”（详见【闲话春秋】之七十）。斗转星移，100年时间，“汶阳之田”早已不是季孙氏的产业，而是归于齐国所有。季孙氏或许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家国天下，没有天下的安宁，哪有什么国家稳定；没有国家的稳定，哪有家族的利益保障。鲁国“三桓”、特别是季孙氏在与公室争斗中，增强了家族势力，削弱了国家实力，最终还是家族利益受影响。 《春秋》凡记载筑城皆是讽刺，更何况季孙氏动用国家在夏季为家族筑城，更是劳民伤财的败德行为，必然遭到孔老夫子的口诛笔罚。“城费”的背景是这样的：有位叫南遗的人出任费邑县宰，相当于季孙氏家族的主管。叔仲昭伯（名带，惠伯的孙子）是遂正，负责从遂（远郊）居民中征调徒役的官员，想要讨好季孙氏，因而谄媚南遗。他对南遗说：“你去请求在费地筑城，我多给你劳力。”所以季孙氏在费地筑城。 （五） “秋，季孙宿如卫。” 鲁襄公七年，秋季，鲁国大夫季孙宿到卫国去。 季武子（季孙宿）去到卫国，这是为了回报公孙剽（子叔）的聘问，同时向卫国说明，之所以延迟回访问，不是对卫国不重视和不尊重，而是因为鲁国和季孙氏家族都遇到了困难。公元前572年，公孙剽子叔访问鲁国，那还是鲁襄公元年的事情。（详见【闲话春秋】之一百六十一） （六） “八月，螽。” 鲁襄公七年，鲁国发生了蝗灾。 螽（zhōng），即蝗虫。周历八月，夏历六月，是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期，鲁国发生蝗虫灾害，对百姓生活将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作为灾难加以记载。 （七） “冬十月，卫侯使孙林父来聘。壬戌，及孙林父盟。” 鲁襄公七年，冬季，十月，卫献公派大夫孙林父来鲁国聘问。二十一一日，鲁国与卫国大夫孙林父结盟。 孙林父（孙文子）来鲁国聘问，是对秋季鲁国大夫季武子（季孙宿）到卫国访问的回访，重温孙桓子（孙良夫，孙文子之父）时期鲁卫两国建立的友好关系。二十一（壬戌），鲁国与孙林父举行了结盟仪式。鲁襄公登上台阶，孙林父同时登台，而且走在鲁襄公的前边，这是以大国自居的姿态。叔孙穆子（叔孙豹，穆叔）是司仪，快步进上前对孙文子说：“诸侯会见，寡君（鲁襄公）从来没有走在卫君后面。现在您没有走在寡君后面，寡君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大夫您稍停一下吧！”孙林父没有话说，也没有要改变的样子。穆叔说：“孙子必然逃亡。作为臣下而和国君并行，有了过错又不悔改，这是逃亡的根本原因。《诗》说，‘退朝回家吃饭，从容自得（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诗经·国风·召南·羔羊》）’，说的是小心顺从的人。专横而又自得，必然遭受挫折。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晋国的韩氏公族。 《春秋左氏传》记载了“穆子辞卿”之事。冬季，十月，晋国韩献子（韩厥）告老退休后，晋悼公准备立公族穆子（韩无忌，韩厥长子）为卿，晋国每个姓氏的公族一般只可出一位卿，但他的不利条件是患有残疾。穆子辞谢说：“《诗》说：‘难道不是早晚都想着前来？无奈路上的露水太多（《诗经·国风·召南·行露》）。’又说：‘不能亲自办事，百姓不会信任（《诗经·小雅·祈父之什·节南山》）。’无忌没有才能，让给别人，也许可以吧？请立韩起（韩宣子）吧。起和田苏有交往，田苏称赞他‘好仁’。《诗》说：‘忠诚谨慎地对待你的职位，喜爱这正直的人。神灵将会听到，赐给你以大福（《诗经·小雅·北山之什·小明》）。’体恤百姓是德，纠正‘直’是‘正’，纠正‘曲’是‘直’，把这三者合而为一是‘仁’。像这样，那么神灵就会听到，降给他大福。立他为卿，不也是可以的吗？”初九（庚戌），让韩起朝见，于是他就告老退休。晋悼公认为韩无忌具有仁德，让他做首席公族大夫。（“晋韩献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废疾，将立之。辞曰：“《诗》曰：‘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又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无忌不才，让，其可乎？请立起也！与田苏游，而曰好仁。《诗》曰：‘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如是，则神听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晋侯谓韩无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八） “楚公子贞帅师围陈。” 鲁襄公七年，冬季，楚国令尹公子贞帅师包围陈国。 楚国依然采取每到冬季农闲之时就出兵讨代陈国的战略思想，通过这种方式胁迫陈国顺服，也让晋国领导的中原诸侯国因为救援陈国而疲于奔命，从而达到消耗晋国之目的。 （九） “十有二月，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鲁襄公七年，冬季，十二月，鲁襄公和晋悼公、宋平公、陈哀公、卫献公、曹成公、莒子、邾子在鄬地举行正式会见。 楚国侵陈，晋国迅速召集诸侯在鄬地（wéi，郑地，在今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境）会合，本来是以救援陈国为目的的，但让晋国和兄弟们心凉的是，帮助对象陈国国君陈哀公并不领情，而是偷偷地溜走了，这让诸侯集会失去了意义，于是就拉拉家长，沟通一下，就各自散了。楚国既然已经包围陈国，应当是包围得并不严密，所以陈哀公才能够参加会见，向诸侯求救。但估计是满怀希望而来，而希望破灭而归，陈哀公逃归，总是让人感觉事出蹊跷，诸侯和陈哀公双方，总有一方不靠谱。一旦陈哀公逃归，陈国就顺服了楚国，这等于是釜底抽薪，诸侯也就失去了与楚国作战的动力，不与楚战，各自罢归，没有救援，所以只说“会”，不言“救”。
（十） “郑伯髡顽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鄵。” 鲁襄公七年，郑僖公髡（kūn）顽来参加会见，还没有到达诸侯会见地鄬（wéi），十二月十六日，就死在了中途的鄵（sāo）地。 郑僖公做太子的时候，在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和大夫子罕（公子喜）同去晋国，对子罕不加礼遇。又和大夫子丰同去楚国，对子丰也不加礼遇。公元前570年，郑僖公元年，去晋国朝见，子丰想要向晋国控告郑僖公，让晋国废除郑僖公，子罕劝阻了。等到将要在鄬（wéi）地会见，子驷（公子騑）是相礼（主持者），郑僖公又不礼遇子驷。有侍者劝谏，不听；又劝谏，杀了说话的人。十二月十六日（丙戌），到达鄵地（郑地，在今河南郑州市的新郑市和平顶山市鲁山县之间），子驷派人夜里害死僖公（据说是让厨子下药），而用疟疾的名义讣告诸侯。僖公的儿子子嘉当时五岁，就奉立他为国君，就是郑简公。 郑僖公，姬姓，名恽，一做髡顽，郑成公的儿子。郑国第十六任君主。公元前570年－公元前566年在位5年。郑僖公是郑国国内的新晋派，准备实施“弃楚从晋”的国策，但他与几位坚持“亲楚”或者“晋来从晋，楚来从楚”国策的祖爷爷（子驷、子丰、子罕等），产生了政治分歧，加上郑僖公的为人缺陷，终招杀身之祸，这是势在必然。 （十一） “陈侯逃归。” 鲁襄公四年，冬季，陈哀公从诸侯之会逃回陈国。 《春秋左氏传》对陈哀公逃会是这样解释的。陈哀公去参加晋国组织的“鄬地之会”，陈国国内的亲楚力量便利用了国人对楚国的担心。亲楚派大夫庆虎、庆寅对楚国人说：“我们派公子黄去，你们逮住他。”楚国人听从了。二庆又派人到会报告陈哀公，说：“楚国人抓住公子黄了。君王如果不回来，群臣不忍心国家宗庙的被楚灭亡，恐怕会有其他想法（意思是，你不回来，我们就换个国君，归顺楚国）。”陈哀公于是就逃了回来。这种说法，看上去也挺合理。只是，如果晋国领导的中原诸侯如果能够有切实可行的措施，能够与已经到会的陈哀公共同面对，陈哀公还有必要临阵换“老大”吗？凡正跟着谁混都是混，都得事奉“老大”！ 读点春秋，知点礼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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