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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传说就有了历史。传说是口头化的历史，史书是文字化的历史。如果没有考古发现，万年前的长安就是沉沉的万古长夜，既没有传说，也没有历史。在公元前8000年前后，也就是距今大约1万年的时候，有一位伟大的女性：华胥氏，她作为上古神话中的创世女神，出现在中国的神话故事之中，也就自然地出现在中华文明史之中。借助神话传说，“长安万年”开启，华夏龙脉肇始，长安有了人类自主的历史，中华文明的大幕也徐徐展开。 公元前8000前左右，长安地区的东南的灞河河谷地带（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华胥镇及临潼区骊山一带），活跃着一个繁荣的母系氏族部落，即华胥古国。华胥氏是华胥古国的杰出女首领，她有两个对中国文明史具有深远影响的儿女：伏羲和女娲，她也是后来著名的炎帝和黄帝的远祖。据传说，有一次，华胥氏外出，在雷泽（又名雷夏泽，首见于《尚书·禹贡》，在今天山东省河泽市南部）中无意看到一个特大的脚印，便好奇地用自己的脚去比较大小，结果在不知不觉中感应受孕，怀胎12年（看仔细！是年，不是月）后，生下了伏羲和女娲。原来，之所以如此神奇，是因为雷泽中脚印的主人是雷神，雷神其实也就是龙神（龙之声音是雷声，龙之形状是闪电），因此，伏羲和女娲便有了不凡的身份背景，一跃成为龙神的儿子和女儿，这就是中华民族自称“龙的传人”的最早源头和文化诠释。 神话是现实的升华，正如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在“东方智人”大荔人之后的那段慢长岁月（大致20万年左右），原始人群开始向母系氏族社会过渡，这些先进的社会变革都体现在神话故事中。母系氏族是建立在母系血缘关系上的社会组织，是按母系计算世系血统和继承财产的氏族制度，是氏族社会的第一阶段｡在氏族出现之前，原婚人群实行“血缘内婚制”，也就是现代所说的“近亲结婚”，而且非常非常亲近，即兄弟姐妹母子父女都可以婚配，只讲男女，不讲伦理。《左传》所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fān）”，这种婚姻制度使社会生产力发展极为缓慢。母系氏族的出现，是原始人群克服“血缘内婚制”的弊病，逐渐向“氏族外婚制”转化，从而形成了一个内部不能婚配的血缘亲属集团——氏族便产生了，从而实现了社会性质的重大变革和质的飞跃。 华胥氏可谓是当时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华胥氏的出现，反映出当时社会完成了原始人群向氏族制度的过渡，而这时，正好是公元前8000年左右，“长安万年”的起点。长安地区的母系氏族社会发展的高度成熟，表明当时长安地区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地区的水平。为了生存和发展，她带领部族民众不断地迁徙，踏遍了中华大地的山山水水，在今天山东的济宁、四川的阆中、甘肃的天水、陕北的延川都留下了她的足迹，这种整个大陆式的“旅游式”生存方式，是需要雄厚实力的支撑的，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华民族之母的华胥文化随之传播到华夏大地，正因为如此，而华胥氏被视为中华“民族之母”。 放眼中华大地，中华文明最古老的传说来自于长安，而神话传说的主人公也生息于长安。华胥氏的一只脚正好跨进了“长安万年”的大门，她和她的一双优秀儿女共同创造了作为中华民族之源的“华胥文化”，这在当时的华夏大地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也“龙的传人”的精神家园。在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仍然有一个叫华胥镇的地方，位于西安市中心和蓝田县城之间的灞河河谷地带，这里就是中华始祖母“华胥”的故里和归葬地，华胥镇西侧还有“华胥陵”。《陕西通志》记载：“骊山巅三皇祠（今仁宗庙）祀华胥氏､伏羲氏､女娲氏｡盖伏羲氏､女娲氏皆华胥氏所出,故祀于故里｡”因为华胥氏繁衍了伏羲氏、女娲氏等部族，经过几千年后的繁衍，到春秋时期，汉族的祖先已经被称作“中华”或“华夏”。泱泱中华的“华”字由此而来。 按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来看，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华胥氏所处长安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应该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因而，作为生产关系体现形式的文化和社会形态较其他地区发达，才有可能占得先机，最先以神话传说的形式流传后代，从而成为中华文化雏形的塑造者，成为中华文明的渊源的开创者。 华胥氏是“长安万年”的发端，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端。想要真正了解长安，有机会移步华胥镇，感受中华始祖母的华胥氏的气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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