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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周人在周太王（古公亶dǎn父）的带领下走出高原大山，来到关中平原北缘的岐阳定居下来时，商朝的气数已经差不多快尽了。庙号为“高宗”的商朝倒数第8位商王武丁已死，生前治理得还算强盛的古老殷商，在最后几位商王的折腾下，开始走上不归路，直到被最后一位商王帝辛，即商纣王，折腾个精光。 武乙是殷商的倒数第4位商王。他在位期间，做了一件“周人瞌睡，商人送枕”的事情。据史载，公元前1150年至公元前1100年，周人首领古公亶父立志振兴周族；而公元前1147年至公元前1113年在位的商王武乙，封周古公亶父为诸侯。周人在历精图治，处在上升通道，一只眼睛盯着自我发展壮大，另一只眼睛盯着东进灭商。而处于下降通道的商朝的统治者，在这个时候却赋予周人政治地位，这对周人是如虎添翼，而对商人是自掘埋墓。 正如周人心中始终把商朝作为仇敌一样，商朝也始终惕防着周人的发展壮大。殷商政权建立初期，借着消灭夏朝残余势力，商朝也对周人痛下杀手，逼得周人不得不退出富庶的长安地区，在艰苦的西北地区流浪了将近500年之久。周人退出后，殷商立即将受自己控制的“崇”国安排在长安地区，作为西部屏障。“崇”国，是殷商防周的另一项重要措施，也成为周人东进的巨大障碍。 崇国的历史非常悠久，国名最早来自古地名：崇山。由于我国古代许多部落曾活动于崇山周围，所以，“崇”作为国族名称，应该起于唐尧虞舜时期，在夏、商两个朝代都有崇国。 唐尧时期，因夏禹之父“鲧（gǔn）”建造城郭有功,尧把崇地(在今天河南登封市嵩山周围)封给了鲧，并让他负责管理那里的土地和人民，称“崇伯鲧”。《尚书·禹贡》把现在的嵩山称为“外方”，后来称为“崇山”，夏、商时称“崇高”。“崇山峻岭”中的“崇山”原意指的此山，“崇高”一词也缘于此。至于现在我们熟悉的“中岳嵩山”的称谓，东周时才定为中岳，五代以后改称为嵩山。 由此可见，“崇”国最初可能是活动于嵩山附近的一支夏人部落，地位很高，受夏禹的父亲领导。商汤灭亡夏朝后，崇受制于商王朝，为了生存和利益，屈服于商朝，接受殷商的安排，西迁到今天的长安地区，成了商朝在西部边陲的一个重要方国，充当着监视、压制、阻击周人东进的重要任务和独特角色。 “崇”国在历史上的表现却很差强人意。夏朝被殷商亡国，作为异族的周人，以“后稷”（农师）之职，尚且能够与夏朝共进退，宁肯随夏朝的一支流浪西北，也不与仇敌殷商妥协屈服，以坚定的周人品德、坚强的周人意志，走出了一条周人独特的道路，被后世称道。而作为夏朝的前身，大禹的父亲之国，夏人的先祖之邦，却苟且偷生，毫无进取精神，为利益而弃大义，任由殷人摆布，甚至主动充当其工具和爪牙，真是夏朝的耻辱！ 我们熟悉的“助纣为虐”一词，就是缘于“崇”国的表现。这在今后还会讲到。“崇”国既然是周人东进的绊脚石，那么，第一个被东进的周人踢开，便是其命运的必然。 “崇”国，夏族的本姓姒（sì）姓。根据考古判断，其国都在长安地区的沣河西岸一带。2010年11月，在陕西西安灞桥区燎原村北考古发掘了老牛坡遗址，这里被推断为“崇”国的一个重要遗存。尽管发现较晚，但它一经被发现，便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此可见其意义之重大。 老牛坡遗址是新石器时代至商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前1100年）遗址。其中商代遗存包括房址、灰坑、墓葬与车马坑、陶窑等，出土各类铜、陶、玉、石、角器。发现有一座东西长37.5、南北宽约15米，总面积达560平米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遗址中发现青铜冶铸残渣，出土有陶范、草拌泥墙皮残块等。从其规模和结束年代来看，也与“崇”国情况吻合。
这么有特色的古国遗存，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看噢。去的时候，记得心中默念“崇山峻岭”、“崇高”、“助纣为虐”等违和感极强的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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