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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济南

 高处不胜寒676 2023-01-19 发布于山东

几千上万年之前的济南是什么样子?

很难全面回答,只能依据考古发现、文献记载约略推断描述。

考古学将史前时期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距今200万年前至1万年前,人类使用石器进行采集、狩猎等活动;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万年至4千年前,人类磨制石器、烧制陶器,从事原始农业和饲养家畜。

就现今考古来说,济南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的痕迹,所有遗址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最早的,如历城区张马屯、章丘区西河、长清区月庄等地的遗址,测定为后李文化(距今9000年至7500年之间)——考古习惯上将具有同一种文化特征的遗址,以最先的发现地来命名,1992年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后李村首先发现这种文化遗址,所以命名为“后李文化”。

其后,以长清区张官遗址为典型代表,属于北辛文化(距今7300年至6300之间,得名于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北辛村);以章丘焦家遗址为典型代表,属于大汶口文化(距今6100年至4600年之间,得名于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而以济南本土的地名命名,影响最大、最能代表济南史前文明的,是龙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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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考古学家吴金鼎在龙山镇城子崖,发现了龙山文化。龙山镇城子崖的行政区划最初隶属于济南市历城县,1945年改划归章历县,1953年章历县并入章丘县,其后章丘县又经撤县设市、撤市设区,现今城子崖隶属济南市章丘区龙山街道办事处。距今大约4600年至3900年的龙山文化,经两期(第一期是1928年至1931年,第二期是1989年至1991年)发掘、考察,呈现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手工业发达,制陶工艺特别是黑陶技术更是达到巅峰状态。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多种工具,标志着社会分工已细化、深化,手工业已脱离普通的物质生产而转向高度专业化。制陶已普遍采用轮制,掌握了高温烧制技术,陶器色调基本一致,多为磨光黑陶,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例如蛋壳高柄杯,超薄而坚硬,泥质而金声,漆黑而光亮,精美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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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农业、畜牧业已成为重要的经济门类。龙山文化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渔猎固然存在,但锄耕农业已发展为“支柱产业”。人们用石铲、骨铲、蚌铲等工具挖掘、翻松土壤,种植粟、黍等农作物,用石刀收割庄稼。城子崖遗址曾出土一件容积较大的陶瓮,大概就是当时存粮的器物。遗址还发现众多兽骨、鸟骨、贝壳等动物骨骼,兽骨中以猪骨、狗骨最多,其次是马骨、牛骨,这说明比较稳定的畜牧业已成为经济生活的补充。

第三,筑城而居,出现了城邑。古语称村落为“聚”,城市为“邑”,大城为“都”。早在大汶口文化中,就已开始出现城址(章丘焦家遗址即有考古发现);龙山文化承袭大汶口文化,城子崖的城址,平面近似方形,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墙为夯筑。城邑,表明人口达到相当的规模,氏族需要聚集管理,出现了运作权力的组织、机构,带有一定的政治性质,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请注意,济南地区最早的城市,是在城子崖一带,春秋时期称平陵,战国时期在平陵之东另建新城,称“东平陵”。东平陵在汉代始终是济南郡、济南国的治所,到西晋末年才西迁至历城县(即现今济南老城的位置)。

龙山文化的时代,大体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的五帝时期。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先后为部落联盟首领。舜是最后一帝,儒家赞之为圣王,关于他的身世,孟子很早就说是“东夷之人”,现代学术研究也认为是东夷族人。先秦诸子乃至汉代史书,多记载“舜耕历山”的传说,然而“历山”在全国多达十几处,究竟在哪里,说法不一。当代学者徐北文、张华松研究认为,舜既是东夷人,济南处于东夷的中心区域,舜族在山东境内又有自东向西迁移的行迹,因此历山在济南。考虑到济南从古至今多有以舜命名的地名、风物,又称“舜城”,济南当与舜有深久的文化渊源。

舜以前传说的东夷部族首领,尚有太昊、少昊、蚩尤等。济南乃至山东境内的远古居民,是东夷人,他们支系繁多,但总体上以鸟为图腾。城子崖出土的陶鬶造型,整体就像一个鸟形,反映了东夷人对鸟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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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舜的属官伯益,相传为嬴姓的始祖,嬴姓是上古东夷部落,在山东等地广有分布。例如立国于今章丘区一带的谭国,早先就是嬴姓古国;今莱芜区羊里镇城子县村有嬴城遗址,以“嬴”命名城邑,当是古代一支嬴姓部落的聚集地。

新石器时代结束,进入青铜器时代,即中国历史的夏、商、周三代。

夏朝,是文献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其开创者大禹有许多传说,最著名的是治水。相传大禹疏通了众多江河,足迹遍及九州,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和工程技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多有夸张的成分;当是人们将各地治水的成绩,汇总归纳到名声巨大的大禹一人身上。

但是,从宋代朱熹到近现代很多学者,都考证大禹治水的重点在古兖州。古兖州,是《尚书·禹贡》所描述的九州之一,地处古黄河和济水之间。《孟子·滕文公上》记载“禹疏九河,瀹(治,疏通)济、漯而注诸海”,认为大禹治理过济水、漯水等济南附近的河流。济南龙洞一带有禹登山、东佛峪有禹登台,北部邻近县市有禹城、夏津,这些地名也可佐证大禹曾在济南一带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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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类文明,都离不开河流的滋养,济南得益于济水的哺育。济水发源于河南省王屋山,东流入海。济南位于济水的下游,拥有丰厚的水利资源。古代将四条独流入海的大河称为“四渎”,即长江、黄河、淮河、济水,长江代表南水系,黄河代表北方水系,淮河代表中部水系,而济水代表东部水系,足见济水在水文地理中举足轻重。古时,黄河并不流经济南,但济水因为距离黄河较近,深受黄河改道的影响,一直在黄河的牵制下顽强流淌,直到1855年被黄河大改道彻底夺占才消失不见。此前,济水一直是鲁西北最大的河流,堪称济南的母亲河。

商朝,公认是以鸟为图腾的东夷族系。商朝多次迁都,但无论亳(今山东省曹县)、邢(今河北省邢台市)、奄(今山东省曲阜市)、殷(今河南省安阳市),都离济南不远,济南应处于商朝的中心区域之内。

甲骨文的发现,阐明和印证了殷商的世系及很多史实。甲骨文中,经近代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罗振玉辨识,有一个字“泺”,指称的是济南的泺水;因此有人建议古为今用,以“泺”作为济南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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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考古发现济南地区有一百多处商代遗址,以大辛庄遗址最有典型性。该遗址位于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镇大辛庄东南,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共发现房址12座,水井8眼,墓葬42座,出土陶、石、骨、蚌、铜器等700余件,还有卜骨和卜甲。青铜器中,有许多商代兵器戈,证明这里可能是商朝的军事据点。商朝虽是东夷族系,但与位置更靠东的夷族为获取经济资源而有争战,曾以大辛庄为桥头堡,征服了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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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姓古国谭国,活动在章丘城子崖一带。商朝打败谭国,废黜原先的嬴姓首领,改立王室亲贵子姓为首领;统治者易姓之后的谭国,成为商朝东进的基地和大本营。

商朝在与东夷的征战中获取了利益,也埋下了杀身之祸。特别是末代殷纣王连续十多年取道济水、济南,攻打缁水、潍水流域的东夷,国力大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西方的姬姓部族乘势攻灭殷商,建立周朝。对此,春秋时期晋国政治家叔向曾评论说:“殷纣王打败了东夷但丢了性命”——《左传·昭公十一年》的古文原话是“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西

周族,崛起于西北泾水、渭水流域的黄土高原,统治中心在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推翻商朝、建立政权后,如何管辖中原的殷商遗民和遥远广阔的东方地区,这是个难题。周朝一方面安抚殷商遗民,封殷纣王的儿子武庚为诸侯以管理商朝旧都,又派周武王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坐镇商朝旧都的附近以监视武庚;另一方面派出亲信奔赴更遥远的东方,实地掌控东夷地区:封足智多谋的军师姜太公在营丘(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建立齐国,封周武王的另一位同母弟周公在曲阜建立鲁国(周公在朝辅政,长子伯禽就国)。

然而安抚工作并不顺利,武王克商后两年即去世,儿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管叔、蔡叔、霍叔对此心生怨恨,不但不监视武庚,反而联合武庚殷商旧部,并鼓动东夷一些方国,共同举兵造反。新生的周王朝面临危机,周公率军东征,历经三年战争,击败反叛势力,稳定了东方的局势。

周公东征,诛杀武庚、挫败“三叔”之后,进攻薄姑(今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等东夷时,济南是必经之地,济南也蒙受了这场战争灾难。朱家桥遗址(原属平阴县,今属东平市旧县乡),曾发现有商代晚期的一个村落,考古发掘报告认为它是因突然的迁徙而废弃的,或许就缘于周公东征以暴力驱散殷商居民。

西周初年,济南夹在齐、鲁两个周王室的亲信诸侯国之间,但齐、鲁的疆域有限,并未直接管辖济南地区,济南一带散布着一些小的诸侯国,有谭、邹、牟、祝、邿、逄、历等国。

谭国,殷商时被征服过,周公东征时又被迫臣服于周,坎坷多难。周初,它的东面是与周王室结盟联姻的姜太公齐国,北面是周武王兄弟召公的儿子姬克统辖的燕国,南面是周公的儿子伯禽治理的鲁国,西面是周武王兄弟康叔受封的卫国,四面都是周王室的嫡系,茕茕独立,风雨飘摇。殷商旧部和东夷的叛乱,使周公深感镐京位置偏西,不便于控制东方,于是大力修建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西周因此形成东、西两都:西边的镐京称“宗周”,管理陕塬(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以西的地区;中原的洛邑称“成周”,管理陕塬以东的地区史称“分陕而治”。洛邑以东的地区,根据距离的远近又有不同的称呼,离洛邑近的东方叫“小东”,远的叫“大东”。谭国,属于大东地区,处于洛邑向东辐射的济水沿岸的交通要道,既要负担徭役,又要供给财赋,还要忍受周人的歧视,痛苦,郁闷。不平则鸣,有位谭国的官员,写了一首诗倾诉悲苦,这首诗题为《大东》,保存在《诗经·小雅》。

这位没留下姓名的谭国人,应该是济南最早的诗人,创作了济南有文献记载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大东》具有多方面的认识意义:

一、“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周道平坦如磨石,笔直如箭杆),说明周道经过谭国境内。周道又称周行,是周王朝修建的政府专用道路,以洛邑为中心,向东、南、北三个方向辐射,平直宽阔便于战车奔驰。向东的周道,中经谭国,远达齐国都城,可以说是古代济南最早的“高速公路”。

二、“小东大东,杼柚其空”(无论近东和远东,织布机上全空空),说明山东一带虽擅长桑麻纺织,但已被周人搜刮一空。所谓“齐纨鲁缟”,山东丝织业素称发达,看来是有历史渊源的。

三、“有冽氿泉,无浸获薪”(流泉清冷清澈,不要浸湿柴火),证明济南具有多泉的地理特征。济南称泉城,不但中心城区有趵突泉等四大泉群,东部章丘也有百脉泉等多个泉群。《大东》说谭国清泉遍流,甚至抱怨泉水太多太旺,缺少放干柴的地方,这有意无意的描写,真实反映了泉城的自然特点,是济南泉水文化的最早记载。

四、使用了天汉(银河)、织女、牵牛、启明、北斗等词语,足见诗人具有丰富的天文星象知识。尤其需要关注的是织女星、牵牛星,诗中用来隐喻周朝统治者,讽刺他们不劳而获,这虽与后世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不同,但是首先将这两个星象拟人化,开启了人们的思维。所以,牛郎织女的故事追本溯源应该是发端于谭国人的浪漫想象,济南是这一传说的策源地。

邹国,“邹”亦写为“驺”,姚姓侯国,故地在今章丘区东部至邹平市一带。

牟国,始建于商,周封为子爵国,故城在今钢城区辛庄赵家泉村。牟是小国,先后依附鲁、齐,战国末期被楚国所灭。

祝国,是殷商旧国,周初重封,国址多有迁徙,西周后期居于今槐荫区段店古城村至长清区、肥城市一带。

邿国,邿又作“寺”,在今长清区、平阴县一带。1995年,在长清南大沙河上游的北岸,发现仙人台遗址,有西周墓葬,出土众多器物,乐器尤为精致,说明邿国虽是小国,但经济、文化却颇有高度。

逄国,“逄”又写为“逢”,姜姓,原本立国于今滨州市博兴县一带,后迁居今济南市济阳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在济阳的姜集乡(后并入曲堤镇,济阳撤县设区后为曲堤街道办事处)刘台子村,发现一处西周早期贵族墓地,出土多件精美青铜器,青铜器的铭文有“逄”“逄彝”等铭文,证明是逄国的遗址。

西周是青铜器发展的重要时期,而铭文是青铜器的重要特征,其内容可与古文献相互印证,对于考古学、文字学和历史学等都具有珍贵的价值。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一个字“歷”(历),据此有研究认为古有历国。历国,族姓无考,在济南境内,南依泰山,北临济水,或是殷商旧国,春秋时期归化齐国。甲骨文有“泺”字,由此衍生出泺源、泺水、泺口等;青铜器铭文有“历”,由此引申出历山、历下、历城等;称“泺”称“历”,偶见于古文物、古文献,只是局部称谓,并非济南地区正式通行的名称。从洪荒到秦朝,济南的名称一直悬而未决,直到汉代才开始叫响“济南”

说起西周的封邦建国,东方海岱地区最重要的当然是齐、鲁两个诸侯国,后世也以“齐鲁”指代山东。但是在西周早年,济南既不属于齐国,也不属于鲁国,而是由诸多小国组成,处于齐、鲁两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在周天子律令制度严整的时期,它们尚能自保,但是后来随着王纲松弛、诸侯自专局面的出现,大国开始蚕食、兼并小国,齐国即西进侵占谭国北部的大片土地,鲁国北上对邿国虎视眈眈。

周王室自身也衰败而遭遇危机。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赶走周厉王,史称“共和元年”,从此中国历史开始有确切纪年。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次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历史进入东周前期,史称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周天子地位、实力、威信大幅下降,诸侯国各自为政,相互攻伐,小诸侯国势单力孤陆续被吞并。

济南地区的祝、谭、牟等诸侯小国,多数被齐国兼并;邿国虽亡于鲁国,但后来邿国故地大半也被齐国占领。因此,济南绝大多数地区逐渐纳入齐国的势力范围。齐、鲁两国在争夺济南地盘的过程中,时而兵戎相见,也有谈判商议。公元前694年,鲁桓公与齐襄公在泺水之畔会见,《春秋》记载“公会齐侯于泺”,这是“泺”字第一次载入史册,也是文献中济南地区最早的历史事件。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的第一霸,他西进中原争霸,必经济南,因此在吞并谭国后,把管仲、鲍叔牙等重臣分封到济南,开发经营。管仲的封地在谷邑(今平阴县东阿镇),构筑城池,巩固边防;鲍叔牙的封地在鲍邑(今历城区鲍山一带),建城聚民,促进经济。管、鲍两位名人都经略过济南。

齐国西进的劲敌并不是鲁国,而是晋国。公元前589年,齐、晋爆发“鞍之战”——鞍,在今天桥区北马鞍山,这是春秋时期发生在济南的一场大战,极具戏剧传奇色彩。

挑起这场战役的是齐顷公。晋国本想与齐国联手对抗楚国,派遣大夫郤克出使齐国,凑巧鲁国的季孙行父、卫国的孙良夫、曹国的公子首也出访来到齐都临淄,更凑巧的是,这四个使臣都有身体缺陷:郤克瘸一腿,季孙行父秃头,孙良夫盲一目,公子首驼背。齐顷公为逞一时痛快,竟然恶作剧羞辱对方,会见时故意派同样的残疾者相应引领四位使臣,宫中的妇女见状,忍俊不禁。郤克等遭此奇耻大辱,发誓要报仇。待到条件成熟,晋国以郤克为主帅,联合鲁、卫两国,出兵攻打齐国。齐顷公亲自率军迎战,他和将领骄狂轻敌,大将高固豪言“余勇可贾”,齐顷公号召“灭此朝食”。双方混战,晋军一度形势不利,郤克中箭流血,曾萌生撤退的念头;关键时刻,车夫解张、卫士郑丘缓激励郤克坚持,驱车擂鼓奋进,晋军士气大振,齐军溃败。齐顷公乘战车东撤逃跑,一直跑到华不注(今历城区华山)山下,晋军司马韩厥紧追不舍,双方战车绕山奔驰数圈。危急之时,齐顷公的卫士逄丑父假扮成齐顷公,骗过了韩厥,齐顷公得以逃脱。齐国战败讲和,退还侵占的鲁国土地,双方停战。

鞍之战的失败,沉重打击了齐国,齐国痛感必须加强西部边防。齐灵公时,在平阴邑(今长清区孝里街道东障)利用河流湖泊的堤防修筑军事防御工程,称为“巨防”,这是齐长城西部的起点,也是中国最早的长城。

春秋争战频繁,济南地当东西南北的交通要冲,因而多处都是著名的战场。除了爆发于济右走廊(东西走向)的鞍之战,在鲁道(齐、鲁之间的通道,南北走向)还发生了长勺之战、艾陵之战。

长勺,在今莱芜区杓山一带。公元前684年,齐、鲁两国在此交战,齐败鲁胜。长勺之战的规模并不大,精彩的是“曹刿论战”,创造了“肉食者鄙”“一鼓作气”“彼竭我盈”等名句。

艾陵,在今莱芜区境内。公元前484年,吴国远征军北上,联合鲁国与齐军在此展开大决战。史传记载这是春秋时期最大规模的会战,各有十万人参战,吴国预留了精锐的中军,在厮杀进行到白热化时突然出击猛攻,齐军大败被围歼。

齐国是东方大国,但文献所记载的几次战争,却都以齐国失败而告终,可见虽是大国,却非强国,军力平平。自齐桓公之后,齐国经常陷入内乱,齐人又素来“怯于众斗,勇于持刺”(《史记·货殖列传》),这与“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史记·商君列传》)的秦人形成鲜明对照,所以虽然诞生了军事理论名著《孙子兵法》,实战却只能兼并兼并小国,军事势力未能冲出济南地区向西进发,到战国时期也攻少守多,甚至惨败于北方的燕国;统一天下的使命,注定由秦国来承担。

秦国的国君姓嬴,原本也是东夷族,后远迁到西北地区。艰苦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坚韧勇悍的性格,形成了独特的族群精神:重武力,重功利,轻文化,轻伦理。特别是商鞅变法之后,大兴耕战,走的是军国之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封禅泰山,多次东巡琅琊(今青岛市黄岛区),固然受方仙文化等影响,但也有寻根问祖的因素——他第二次东巡所立的《之罘刻石》,就有“原念休烈,追诵本始”(畅想盛美的事业,追述创业的先祖)的语句。

东周后期,诸侯国经过兼并而数量大减,出现 “战国七雄”(齐、楚、燕、赵、韩、魏、秦)的格局。

齐国继续以内斗(新兴的田氏取代姜姓为国君)迎来战国时期。田齐立足未稳,从晋国分化出来的韩、赵、魏大举进攻齐国,齐国战败,被迫议和,济南西部的一些地区为赵国占领,大约在齐威王时代才归还齐国。齐威王痛定思痛,继续构筑齐长城,强化防御体系。今长清区、章丘区、莱芜区境内,如大石关、锦阳关、黄石关等,都有齐长城的关隘遗迹。

齐国军力虽不强,但文化发达,位于国都临淄稷门附近的稷下学宫,学术昌盛,是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典型。鲁国到战国时期虽已严重衰弱,但孔子儒学仍具有广泛的影响。济南处在齐、鲁的文化浸润中,出现了医学家扁鹊、思想家邹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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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扁鹊的籍贯,古文献说法不一,但从汉代开始,一般认为是卢人。卢,是齐国春秋时期的封邑,故址在今长清区归德街道卢城洼。《史记》有《扁鹊列传》,剔除其神化夸张内容,可资参考的医学成就有三。第一,开创了望、闻、问、切四诊法,尤长于望诊、切诊。在齐国临淄,扁鹊判断齐桓侯(田午)疾病的加重过程,指出病在腠理(皮肤)、血脉、肠胃、骨髓,主要靠的是望诊,而这种望诊已具有预防医学早发现早治疗的意蕴;在晋国诊视赵简子(赵鞅),判断“血脉治也”,靠的是切脉;在虢国起死回生医治虢太子,主要靠问诊而推断是“尸蹶”(昏倒,假死)。第二,救活虢太子,用的是针灸术,铁针在磨石上磨尖,然后针刺穴道,这说明铁器时代医疗器械有更新,铁针已取代砭石。第三,子阳、子豹等弟子协助扁鹊行医,说明扁鹊注重培训医疗团队——如果说孔子首开私塾办学以从事教育,扁鹊则是首开私人收徒以传授医术。

阴阳五行学说的创立者邹衍,《史记》记载是战国中后期齐国人,与邹忌、邹奭号称“三邹”,都是稷下学宫的著名学者。三邹所在的地域,即今章丘区东部至邹平市一带的邹国,邹平古代隶属济南,又据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邹衍“葬齐州章丘东十里”,因此徐北文先生考证“邹衍是今济南市章丘出生者”(详可参阅《徐北文文集·阴阳五行学派大师邹衍》)。邹衍的社会政治思想,主要有两大内容。第一,四时教令的政治思想。邹衍总结古人对天地间阴阳二气运动规律的认识,提出“顺天授时”“阴阳刑德”“方物服色”三大主张。所谓“顺天授时”,就是要根据一年四季阴阳消长的规律来安排农业生产,春播夏长秋收冬藏。“阴阳刑德”,则是将自然阴阳之理应用于政治领域,春夏为阳,应实行德政;秋冬为阴,应实行刑政;而且一年之季春夏在前、秋冬在后,所以施政要先德而后刑。“方物服色”,是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合流,它根据五行相生的运转次序,将五行分配于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并同一年的四季(为凑足五而另设“季夏”)相配合,规定何时何地对服饰、起居乃至饮食等日常生活的特殊要求。四时教令的思想,秦汉时期广为流传,《礼记》的《月令》,《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淮南子》的《时则训》,阐发的都是这种思想。第二,五德终始的历史哲学。五德即水德、火德、金德、木德、土德,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对应的一德,五行相胜,五德运动不已,因此王朝不会永久、必有更替。然而从秦始皇开始,历代统治者都断章取义使用这一理论:只标榜自己得某德理应取代前朝,吹嘘万世一系,而绝口不提自己也会被取代。在社会下层,看风水、择吉日、占卜算卦之流也经常利用阴阳五行而摇唇鼓舌。

东方的齐国龟缩自保,西方的秦国则鹰扬虎噬,相继灭掉韩、赵、魏、楚、燕。公元前221年,秦军兵临齐都城下,齐王献城归降。

战国结束,中国历史进入中央集权的王朝时代。

齐烟九点,上古时期济南的要素也可总结概括为九点:

1、城子崖龙山文化代表济南史前文明的最高成就;

2、“舜耕历山”的传说,历山在济南;

3、古济水是济南的母亲河;

4、殷商时期,济南是商王室经略东方的中心;

5、“泺”“历”是专门指称济南的单字;

6、《诗经·小雅·大东》是济南最早的文学作品

7、春秋战国时期,济南是战争高发地;

8、发端于济南境内的齐长城,是中国最早的长城;

9、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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