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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朝”在短短的四年间，瞬间便变成了“汉王朝”，秦人的列祖列宗奋斗了700年成果，刘氏集团仅用4年便得而有之。完成这奇迹般乾坤大挪移的，正是“汉刘”充分利用了“赢秦”法治之“苛”。 汉王朝建立后，刘氏集团的统治理念调整首先从“法”开始。汉文帝刘恒坚持“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既吸收法家的“执法”“守法”思想，又基于“安民”“惠民”的立场，对法家的“重刑轻罪”（不论罪名如何，都处以该罪名最重的刑法，相当于上世纪经常听到的“严打”）主张进行了深入的改革，使汉初法令更适合社会需要。 “黄老之学”不仅要求“君正”，而且要求“法正”。法正，即善良的法律体系；君正，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这种思想作用下，汉初统治者坚持除秦苛法。“黄老之学”有以下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一是“黄老之学”不但不轻视律法，而是特别重视律法，坚持“守法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毫无作为，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规定。“法”是“无为”的界限，而无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废”，就是指立法之后不轻易变更，要“循守成法”。 二是“黄老之学”不是不严格执法，其“赏罚信”的思想，主张的恰恰是严格执法，即使皇帝，也只有“执道生法”的权力，而不得犯法。汉文帝刘恒就身体力行，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 秦法“苛”，百姓感受“残酷”；汉法“正”，苍生感觉“释然”，正如汉代著名的执法者张释之。张释之是汉文帝时期的大臣，以正直、敢于犯颜直谏知名。“文景之治”时的法治，张释之是缩影。而张释之的存在，也只能在汉文帝之时！仅举其执法二例。 一是太子犯法也遭弹劾。有一次，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和梁王刘揖乘车进宫，未按法令规定在司马门下车，被时任公车令的张释之拦住。张释之非但不让他们进宫，还郑重其事地上朝弹劾太子以权凌法，要求依法处罚。此事惊动了疼爱孙子的薄太后，但她也认为孙子刘启做得不对，儿子刘恒没有尽到教子之责，并深明大义地支持张释之执法谨严，张释之由此名声大噪，汉文帝刘恒也发现这个张释之与从不同，便 擢升为中大夫，后又升为廷尉。当然，汉景帝刘启继位后，因当年张释之弹劾他“过司马门不下车”之事，将张释之贬谪为淮南国的国相。汉代、乃至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律法的公平与正义，如流星在长安的茫茫夜空中划过，消失在黑暗之中。 二是庶民犯法也依法量刑。一次，文帝出行中路过渭桥（有说是灞桥的），有人从桥下走出，使文帝乘车的马受惊。文帝受到惊吓，非常生气，便下令逮捕此人，交给自己提拔和器重的廷尉张释之处理。没料到，廷尉张释之却按“犯跸（bì）”（皇帝出行，清道禁止行人，称“警跸”，犯了“警跸”即“犯跸”）判处此人“罪金”（罚四两金），因为汉令规定：“跸先至而犯者，罚金四两。”对这样的判决结果，汉文帝刘恒相当不满意，他希望处死这位敢于挑战皇帝权威的庶民。张释之向皇帝说：“国家法令应是天子和百姓一起遵守。如今法律有明文规定，若因冒犯皇帝而加重处罚此人，这是国家法令不能取信于民的表现。当时如果陛下想处死他，直接说此人是刺客，当场格杀即可，既然交由尉处理，就是想维护法律的公正，廷尉只能依法公平办事，一旦因为您的权威而随意执法，天下用法便随心所欲，或轻或重，没有标准，那么，老百姓如何相信法令呢？请陛下明察！”汉文帝沉思良久，最终表示廷尉做得对。 除了执法的公平、公正外，汉文帝刘恒在继位的当年，即公元前179年12月，废除了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就实行的“收孥（nú）连坐法”。明令：“废除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这此举动与废除肉刑、诽谤妖言罪等一起，是从立法层面对旧法治传统的否定，是对汉初法律制度的根本改革，是在建立善良的法律体系，在中国人文史和法制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对维护中国古代社会普通百姓的人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南阳人张释之因执法严明，得到了长安百姓的普遍赞誉，时人称赞他说：“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很可惜的是，汉初的法治思想、法律制度和执法实践，只是昙花一现，便湮灭在统治者的私欲之下，之后中国2000多年来始终如此！但无论如何，汉文帝刘恒、廷尉张释之，在长安向我们演示了一番法治社会的理想雏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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