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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最大的新闻，当属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被确定为汉文帝霸陵。不过看新闻评论，有的询问是不是文景之治的那个文帝，有的咨询是不是《美人心计》里的那个刘恒，有的新闻干脆以汉武帝爷爷的墓被发现作为标题。由此可见，事实上汉文帝并非广为人们熟知。其实也难怪，谁让他的父亲刘邦与孙子刘彻名气更大呢？ 
刘恒谥号孝文，可见其孝之一面，他是历史上唯一以皇帝身份载入“二十四孝”的。仁孝不仅为其赢得好名声，也获得了帝位。诸吕被铲除后，大臣们论及皇帝的候选人，最终选定代王刘恒的原因是“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於天下，便”（《史记·吕太后本纪》）。其中尉宋昌亦指出刘恒的这一特征，“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史记·孝文本纪》）。十四年冬，匈奴犯境，“帝欲自将击匈奴，群臣谏，皆不听。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臣子百般劝谏，文帝都不听，待母亲发话后才作罢，可见其孝顺之心。而此前的十三年五月，缇萦欲“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为此文帝深受感动，废除了肉刑，此亦是由己之孝推及他人之体现。除了孝，《史记》中更是多次赞扬文帝之德与仁。“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汉景帝对其父的评价是“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司马迁在赞语中，更是感慨地说道：“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於今。呜呼，岂不仁哉！”在《史记·孝文本纪》中，刘恒俨然是好皇帝的代表，后世的榜样。不过《史记》的一大特色是“互见法”，在其他人的传记中，我们看到了刘恒的并非完人的另一面。李商隐在《贾生》中写道：“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对于才华横溢的贾谊，文帝询问的并非国计民生，而是寻仙长生之事，其微词不言而喻。这并非全是李商隐的想象，《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文帝因为“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便“后以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张释之冯唐列传》中，则借冯唐之口说出文帝赏轻罚重、不能用人的特征，“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本传中，张释之亦一再强调文帝处罚太重，如：廷尉奏当，一人犯跸，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其后有人盗高庙坐前玉环，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释之案律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之无道，乃盗先帝庙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孝文本纪》中记载文帝极为节俭，“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并郑重举出一例：“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不过我们翻看《佞幸列传》，却发现完全不是这样，对于“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的邓通，文帝极为喜爱，“赏赐通巨万以十数”。待听到算命人说邓通“当贫饿死”后，“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百金尚且斤斤计较，而对于巨万之资却毫不介意，再看看邓通为文帝“唶痈”的书写，真明白什么是打脸。关于霸陵，《文帝本纪》中写道“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可是我们读罢《张释之冯唐列传》，会发现文帝的这一做法并非出于“欲为省，毋烦民”，而是有着其他方面的考虑，原文如下：从行至霸陵，居北临厕。是时慎夫人从，上指示慎夫人新丰道，曰：“此走邯郸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惨凄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蕠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郄；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由此不难发现，文帝这一做法更是出于担心被盗墓的考虑。从张释之的答语中，可以侧面反映出文帝还是希望墓中多贮金银诸物的心思。如果不是顾忌于此，不知霸陵中会有些什么。当然这也只是史书记载，也期待着发掘工作的新进展，看看是否相符。
本次考古中，也提及薄太后墓。薄太后其人的一生，可谓不幸中有大幸（具体可参看《史记·外戚世家》）。因为刘邦的一念怜悯而怀有文帝，因为很少得到刘邦宠幸，才为多嫉的吕雉放过。薄太后比文帝晚去世两年，不过吕后已和刘邦合葬长陵，只好特自起南陵，靠近其子刘恒的霸陵。不知是效仿，还是巧合，薄太后墓与夏太后（秦始皇的奶奶）墓的选择极为相似，“始皇七年，庄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华阳太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夏太后子庄襄王葬芷阳，故夏太后独别葬杜东，曰：'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后百年，旁当有万家邑”（《史记·吕不韦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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