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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首句：“元年，春，王正月。”意思是隐公元年春季，周王朝历法的正月。这里的元年，是指公元前722年，己未年（羊年），黄帝纪年1976年，周平王49年。鲁国编年史《春秋》记事始于此年，这一年是鲁隐公元年。《春秋》记录“月”，凡遇“春”季，则在月份前加“王”字，其他月份则没有如此规定，代表鲁国作为诸侯国，使用周王朝的历法纪年。读《春秋》先明了这些小机关，后续阅读会更流畅。 
《春秋》直接以鲁隐公“元年”开始，而没有记载在当年正月发生的鲁隐公即位之事。按理说，鲁隐公即位，是当天鲁国“新闻联播”的头条，鲁国当年的十大新闻之一，但孔子著《春秋》却只字不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回顾一下隐公的身世，就明白了《春秋》之意啦。
隐公的老爹鲁惠公，公元前768年从鲁孝公那儿承袭了鲁国的第13任国君之位。惠公原配夫人娶的是宋国一个叫孟子的女子，孟子没有生子或者至少没有生儿子就死了，但是孟子当年由宋国嫁到鲁国时有很多陪嫁的女子，当时把这种人叫做媵（ying）。这群媵中，有一个叫声子的女子，因为机缘巧合，幸运地得到隐公老爹也就是惠公的宠幸，更幸运的是她还为惠公生下了个儿子，名叫息。这是惠公第一个儿子，又是长子，但不是适子（即嫡长子），而是庶长子。《春秋》中适子的适，读di，同“嫡”，即明媒正娶的妻子生的儿子。
有了儿子的惠公，心满意足地过起了平静而幸福的日子，直到，惠公晚年的某一天，他决定为庶长子息迎娶宋武公之女仲子时，人生的平静才被再次打破。当宋武公的女儿、自己未来的儿媳妇仲子到达鲁国时，惠公老先生眼晴都直啦，见仲子漂亮，便“自纳之”，儿媳妇摇身一变成了自己的媳妇，并被立为了夫人，即正妻。不得不佩服惠公老先生的鲜活生命力，不久，夫人仲子就为惠公生了个儿子，名叫允。娇妻贵子，子凭母贵，允作为适子（嫡长子），理所当然地被立为太子，也理所当然地将会成为鲁国第14任国君。但世事难料啊，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惠公46年即公元前723年，惠公的突然离世，彻底打乱了鲁国的政治秩序和息、允两个儿子的政治生涯。太子允年纪太小无法继位，鲁国第14任国君便旁落庶长子息，即鲁隐公。瞌睡遇到枕头，鲁隐公正式登上历史大舞台，以次年（公元前722年）为隐公元年，《春秋》纪录开始。
“春秋三传”之一的《春秋公羊传》曰：“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鲁国当时的政治生态是，“适子当立而不能自立，庶子不当立而能自立矣”。如果隐公（公子息）推辞不即位，后来的桓公（太子允）能不能被立为国君，也是个未知数。如果桓公（太子允）被立，恐怕那些大夫们都未必能够辅佐襄助幼小的国君。应对惠公老爹留下的这个两难局面，鲁国的政治智慧是：“隐公立而奉之”。也就是说，公子允以庶长子自立为鲁国国君，并承诺：奉养幼弱、待嫡出的太子允长大成人，然后归政于他。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每个人都怀着纯真美好愿望出发，但到最后却丑恶得不堪目睹，成功地把自己活成了自己讨厌的人。鲁隐公初心是先代理金鲁国国君，等弟弟成年后归政于他，但后来的却没能战胜自己的欲望，保持他的初心。十一年后，隐公恰恰因庶嫡之道处置不当而丧命，公子允被立为鲁国第15任国君，即鲁桓公。“春秋三传”之一的《穀梁春秋传》曰：“《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常言道，最大的轻蔑是无视。孔子很看不惯鲁隐公这种不顾礼义、违反天道，既不义、又邪的做法，所以削《春秋》之第一刀，就拿鲁隐公奠旗，来个直接无视隐公自立即位这件事，以彰显大义。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直接舆论封杀。这就是为什么《春秋》开始便不记录鲁隐公即位一事的原因。
关于此事，孔子理想的解决之道，可以用宋代苏辙的话来表达：“立桓而己为政，及其成人而授之，于是可谓礼矣。”意思就是说，把太子允立为鲁国第14任国君，公子息象周公一样辅政，等到允长大成人了，再归政于他，这就是所谓的大道！如果真的克服私欲，按大道而行，鲁隐公或许真的可以免除杀身之祸。此是后话，随后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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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于道，自觉于法，自在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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