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玉刚 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 包玉刚（1918年11月10日-1991年9月23日），企业家，出生于浙江宁波，毕业于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被外界称为“世界船王”[1]。他早年创设环球有限公司，经营印度至日本间煤炭运输，之后创设环球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并任董事会主席[1]，曾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被比利时国王、巴拿马总统及日本天皇授于勋章、奖章[1]，于1991年9月23日病逝中国香港。 人物生平 关于世界船王包玉刚的照片 1918年11月10日，包玉刚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包兆龙是一个商人，常年在汉口经商。尽管他事务繁忙，但却对子女非常严格。由于家庭还算富裕，他决定让子女接受当地最好的教育。宁波地处东海之滨，是浙江省最大的港口城市，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商帮——宁波帮。包玉刚家所在的村落，离海不远，但自从跟其父到镇海后，他念念不忘那无边的大海和海上的商船，他上学时最喜欢的就是去看海，去看船，在这里，他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时光。 13岁那年，父亲送他到上海求学。到上海不久他就一头扎进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前身）学起了船舶。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了重庆。在这里，他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愿继续进大学深造，而是自做主张跑到一家银行当了一名小职员。 1938年，包玉刚来到上海，在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工作，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在银行里积累的经验，在7年短短的时间里，他就从普通职员升到了衡阳银行经理、重庆分行经理，直到最后的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前面的路途可谓一帆风顺。但在这时，他却辞职了，因为在这个方面没有兴趣，亲友对此都迷惑不解。 包玉刚终于可以一圆自己的海上之梦了！虽然这个路程十分艰难，而当时他已经37岁了。 开始的时候，资金不够，在朋友的协助下，筹集了70多万美元，包玉刚专程到英国买回了一艘以烧煤为动力的旧货船，这艘船已经使用了28年，排水量也只有8200吨。虽然这艘船很破，但包玉刚却像得了稀世珍宝一样，请人将它整修油漆一新，并取名叫“金安”，这艘船就是事业的开始。1955年，包玉刚成立了“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并与日本一家船舶公司谈妥，将“金安号”转租给这家公司，从印度运煤到日本，采取长期出租的方式。 事实上，就是这种稳扎稳打的方式让包玉刚区别于其他的船主，最后坐上了世界船王的宝座。 人物事迹与邓小平交往在香港会德丰大厦18层，环球集团总部包玉刚的会客室，墙上主人与各国政要会见的大幅照片分外瞩目。而在这些照片中，包邓两人的照片不但排在第一，而且是最高的位置，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包玉刚心目中的地位，他们的握手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特写镜头。 包玉刚自从解放前夕移居香港后，曾经数次回到内陆，但第一次与官方接触是1978年。1980年3月，六机部以部长柴树藩名义邀请包来访，在给国务院的报告的附件中说：“1978年包应廖承志的邀请，曾以私人名义来华访问，会见过廖承志、孔原、卢绪章等同志。”这次包玉刚来京是和六机部谈合作造船的，这是包玉刚第一次正式访问祖国内陆，他在北京受到了隆重的礼遇，包括华国锋、叶剑英在内的中国最高领导接见了他。 其实包玉刚最想见到的人是邓小平。是邓小平1977年以来关于中国船舶要打进国际市场的英明决策，把包玉刚召唤回来的。船王需要造船，如果国内的船厂能够造，那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事实上，邓小平是安排了要见包玉刚的，只是临时因事而失之交臂。 包玉刚向邓小平介绍了自己搞航运的经历，从1955年第一艘船，8700吨，到1981年拥有210条船，总吨位2100万吨，包括在国内订造的6条。邓小平静静地听着，有时也提一点问题，而“如何发展中国的造船业的问题”就成了他们的热门话题。邓小平是殷殷嘱望，包玉刚则是满怀信心，邓小平非常高兴：“那好啊，你帮我们把这事搞起来嘛！”会见不知不觉地进行了38分钟，该握手告别了，邓小平意犹未尽地说：“过去我们没有见过，这次见到了。”“是的，谢谢，感谢邓副主席的接见！” 对包玉刚来说，从这第一次会面他就深深感受到了邓小平的政治魄力和人格魅力，感受到了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雄才大略和务实作风，而这一切都凝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向心力。从此，邓、包就常常见面了，有时甚至一年数次，有时是两家人亲如一家的欢聚———他们的关系从个人的友谊发展成了通家之好。说到邓小平的政治魄力与人格魅力，包玉刚忘不了邓小平和他谈起的哈默的故事。原来，就在他们见面的前三天，邓小平刚刚会见了哈默。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休斯顿，举世闻名的石油大王哈默先生慕名拜会了小平。小平对石油大王说：“中国许多人都知道哈默先生，你是列宁的朋友啊。苏联困难的时候，你帮助过他们。我们欢迎你到中国访问。”哈默说：“我很愿意到中国去，可是我年纪大了，坐民航飞机受不了，中国又不让私人飞机降落。”小平当时就说：“这个很简单，你来之前先来个电报，我们会做出安排的。” 但是令包玉刚父子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热心肠遇到了冷面孔。当时的思维习惯是：难道我们要接受一个资本家的捐赠？而且还要用私人来命名？所以，尽管卢绪章为局长的国家旅游总局在1980年4月和1981年5月两次给国务院打报告，尽管国务院两次都批准了，但眼看包玉刚都要来了，他的那张1千万美元的支票还是没有人敢接。 报告终于又摆到了邓小平的面前。小平发话了：“用他一个名字，也没有关系嘛，为什么不可以？人家有贡献也可以纪念啊！别人不同意，我来替他题字。”不久，邓小平批示：“兆龙饭店问题是政治问题，包玉刚捐献一千万美元，并非投资、合营，搞得不好，谁还来呀！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包玉刚听到了消息，说：“好！我马上把支票送过来。”转眼就是包玉刚父子到京的日子。1981年7月3日，包氏父子一行9人来到北京，这是包兆龙老先生几十年来第一次来到自己国家的首都。 邓小平接过了包玉刚当面捐赠的1千万美元的支票，并且践诺题写了“兆龙饭店”，而且后来还破天荒地为一个饭店剪了彩。一年后的1982年11月11日，包兆龙去世。他一定欣慰有个人终于帮他圆了他为他的祖国做了一点贡献的梦。邓小平不仅题写了“兆龙饭店”，此后还题写了“宁波大学”，在包玉刚去世后还题写了“包玉刚画册”。在包、邓第一次会面十年后，包玉刚溘然长逝，邓小平发了唁电深情悼念。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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