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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秋天，全国的中小学都开始复课了。此前在校的三届高中和三届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我们小学的4、5、6三个年级同时升入中学。 升入中学，开始复课，并没有进入实质性的文化课学习当中，而是继续在革命的浪潮中随波逐流。当时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各个级别的革命委员会，对已经揪出的各类敌对分子也进入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作为这个时期革命风潮的外观记录和对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极至，全国各地掀起了“红海洋”的运动，全国各种建筑物从里到外，都要恭恭敬敬地挂满毛的语录，每个单位门前都要挂起毛的巨幅画像，每个单位还要有一至几个巨幅的宣传栏（当时叫做“大批判专栏”）。如此巨大的革命宣传任务对于相应的实用美术人才的需求突然间剧烈猛增。我也就在这个背景下被选择成为革命宣传的实用美术人才了。 本来我所在学校有一位美术专业和美术教育非常厉害的徐世政老师（文革后全国著名的中学美术教育家），当时他是大连市绘制毛主席画像的五大金刚之一，一直在市里忙于此道，学校的美术宣传无暇顾及。但这些工作还要有人做，我就临时挑起了这个大梁。 来到这个叫做“红代会宣传组”（红卫兵代表委员会宣传组的简称）的地方，我才知道我们的工作任务主要有三项：一是在钢板上刻蜡纸的方式制版，印刷揭发学校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材料；二是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经常在学校的外墙上书写张贴革命宣传标语和各种革命大字报；三是为校内各班级提供可能的宣传书写方面的帮助。应当承认，我在小学时虽然学过美术，但那都是隔三叉五地画画水彩写生或创作。这些书写美术字和大字报毛笔字的功夫还是非常欠缺。所以，刚刚接受任务的我，很有一点力不从心和难以胜任的感觉。不过好在那时候街面上贴出的大标语的艺术水准，绝大多数的质量和我也不过半斤八两。所以尽管我心里发虚，但校方为了“革命形势”的需要，并不挑肥拣瘦。和今天的大学本科或研究生辗转辛苦面试而往往百无一中的惨状相比，我那时真是太幸运了。当然，我的美术字和大字报毛笔字之所以尚能差强人意，很重要的原因是文革几年中那些铺天盖地的大标语、大字报从内容到书法艺术对我的熏陶。 那时候的大标语和大字报的书法艺术水平可谓参差不齐。有的烂字写得简直不堪入目，有的却龙飞凤舞，令人赞叹不已。我在看大字报、大标语的同时，往往也对那些书写精彩的文字驻足留步，欣赏玩味其韵味所在。对美术字书写的大标语，往往看看人家的间架结构如何安排；大字报多半是用行书或少量草书楷书，我则择其优者看其草书或行书的连笔怎么处理，并默默用手比划记下。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位街头书法家，一是写毛笔字的一位老先生。大约1967年夏季，有一位衣衫褴褛，弱不禁风的老者经常出没于大连火车站前小花园里。他手执一枝毛笔，一个搪瓷茶缸。用毛笔蘸着茶缸里边的水，嘴里半唱半吟地振振有辞，在地上书写毛主席诗词。那书法苍劲古朴，而又绝无匠俗之气，气韵灵动，真是令人拍案叫绝。人们折服赞叹他的书法，但又惋惜他用水写在地上的字转瞬即逝。有人就请他写在宣纸或白纸上，他提出的条件也不高。只消献上白酒二两，即可换来书法一件。那时很多人拿来白酒宣纸，请他留下墨宝。当时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看他的书法表演。其苍劲灵秀的字迹至今尚依稀留有印象。此翁来去无踪，有些神秘兮兮。他在书法作品上留下的署名是“辽南李小白”。有人说他曾经给张作霖作过秘书，不知真假。
大约是1968年底，外出工作的徐世政老师回到大连十五中，我们的宣传组由他接管领导。他还把宣传组改名挂牌为“红画室”。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的美术宣传能力提高很快。其中美术字基本上成为所在中学学生中的一把手。学校重要的大会会标和街道墙面的大标语徐世政老师都是交给我来写。 印象最深，也是我一生中写过最大的一幅标语是代表所在中学在墙面上书写的庆祝中共九大召开的大标语。这幅标语每个字由四张普通标语纸拼接而成。长约两米一，宽约一米六。也就是说，一个字要比现在的普通双人床还要大。当时是先在屋里写好，然后搭梯子桥板粘贴上去的。写的时候光脚上去，用最宽的刷子拖着走笔画。每个笔画的宽度等于三个刷子的宽度（大约三十公分）。标语贴在学校对面一片高十几米的空白墙上。这条街道又是当时全市集会的必经之路。所以这幅标语在当时大连市也是小有影响。当时没有人统计调查是不是当时或后来最大的一幅标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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