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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尚书房前天几推送的一篇文章曾经说到， 钱三强的岳父何澄、钱学森的岳父蒋百里， 这两个老泰山竟然都曾经在保定军校任教， 不折不扣地两枚保定教书先生。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篇文章， 专门讲讲这位蒋百里先生。 我所知道的蒋百里 我了解蒋百里先生，还是在1997年5月，我由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调任保定军校纪念馆馆长之后。为了当好文博单位的馆长，必须要熟悉业务，掌握其中的历史知识。我抱着此种敬业精神，开始阅览有关保定军校的史料书籍，对每一个著名人物进行研究。 在众多历史人物中，最能打动我的，能够激励我把事业干的出色的人物，就是保定军校第二任校长蒋百里先生。我被他那强烈的爱国思想，走军事强国道路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他的思想和精神成为我这20多年里把文博事业干好和把保定军校纪念馆发展起来的强大动力。 蒋百里，名方震，字百里，又字澹宁，出生于1882年10月13日，浙江省海宁县（今海宁市）硖石镇人。因我国在解放前，对人称字不称名，故人们都习惯称他为百里先生。1901年，蒋百里由杭州求是书院上学后，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日本东京成城学校。1904年初，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1905年初毕业时曾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获日本天皇颁赐军刀的特殊荣典，与同期同学蔡锷、张孝准被称为“中国三杰”。1906年初回国后，应盛京将军赵尔巽邀请，为东北督练公所参议，后因受旧军人排挤，赴德国学习军事。他在德期间，成绩优异，被保荐到德国军队第七军充当实习连长，受到德国军事家小毛奇的重视，调德军参谋部学习。宣统二年（1910年）回国后，任禁卫军管带；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1912年民国成立之后，任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参议，深受袁世凯的器重。但袁对蒋存有戒心，怀疑他与国民党有关系，从不授与军队。1912年12月15日，任蒋百里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少将校长，便是出于袁世凯的这种心理。 蒋百里有强烈的爱国思想。自1894年甲午战争后，他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民族存亡迫于眉睫，为拯救中国，亟须借军事教育以发扬尚武精神。他提出了练兵雪耻的条陈，主张改变以往天津小站练兵的老办法，实行改革，采用德国的军事教育方法，而不用日本的方法。他的主张受到以袁克定为首的德国派的赞赏，袁世凯也对此表示满意，并经统帅处办事处批准蒋百里的条陈。 自1912年12月17日蒋百里正式上任来到保定军校后，认真整顿学校，调整人事安排。他经常向学生宣讲他的教育计划以及实行计划后的预期效果。他还身体力行，经常与学生们在操场雪地里一起摸爬滚打，一起趟过冰水河，督率学生操演，每天查夜岗，关心学生的生活，从而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蒋百里的所作所为受到全校师生的一致爱戴。民国初年，各派政治势力角逐十分激烈，除南方的革命党之外，在军界内还有“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派”、“保定北洋速成武备学堂派”、“日本士官学校派”、“德国军校派”之争。蒋百里推行的一套既遭到“北洋速成派”的嫉恨，还受到主张一切按日本的样子干的“日本士官派”的反对。当时，这两派势力很大，控制着北洋政府大权。他们对蒋百里拟定的改革方案横加攻击，不予通过，采用一切手段破坏保定军校的教学。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陆军部军学司少将司长魏宗瀚。魏宗瀚是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第六期步兵科幼年班、保定陆军军官学堂（陆军大学）第一期速成科毕业，是段祺瑞的心腹，他控制的军学司是按段祺瑞的旨意办事的。 魏宗瀚利用手中的职权，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千方百计的破坏蒋百里改革计划的实现。对此，军校内具有正义感的职员十分不满，向陆军部呈递了上告书，列举了种种不正常的情况：如军校有的教官不负责任，经常旷工不上班教学，军学司非但不予治罪，反而说此人很能干，进行嘉奖；有的教官敬业心强，积极肯干，反而受到处分或受到压制；有的学生不遵守校规校纪，不让处分，反而遵守军纪的倒受到申斥。 除以上这些外，诸如申请武器、马匹、资金之类，人事方面问题等，军学司无不掣肘，从中作梗。此外，还散布各种流言蜚语，恶意中伤蒋百里。蒋百里整顿军校的雄图大略化为泡影，使他极为痛心。他当时刚刚30岁，血气方刚，志气远大。他本来想把保定军校改造成世界第一流的军校，培养出的军官是最优秀的军官，以后训练出的军队是最精良的部队。他想把这些军官铸造成日本的武士、欧洲的骑士、中国历代忠臣良将的综合体。如今成了英雄报国无门的境遇，终于导致自杀未遂的悲惨事件发生，实现“不成功，便成仁”的承诺。 蒋百里自戕案发生后，由于陆军部挟私曲断，蒋百里心灰意冷，伤痊愈后，便于1913年9月1日辞去保定军校校长一职，遂任总统府军事处一等参议。 其实，蒋百里仅任过保定军校第一期的校长，而且任期只有短短半年，但是所有前后各期的保定军官系学生，都叫蒋百里为老师，而历任校长之名，则均默默无闻。这是因为，蒋百里是近代具有权威的军事学者，各期学生均以有这样一位老师为荣。蒋百里之后的六任校长，也基本是按蒋百里任校长时规定的训练大纲和教学计划教学的。 蒋百里到保定军校任职校长的第一训为清洁与严肃。这本是一条浅近的法规，蒋百里却认为这是一国文野盛衰的明显标志：不清洁象征民族的衰老，不严肃代表国民散漫而无组织。他下车的第一件事是叫西装裁缝用皮尺量好全体学生的体裁，每人发给一套新军服，皮鞋、马靴和一切装备也都换上新的。他对学生的仪表非常重视，凡有帽子未带正、扣子未扣好、皮带未扎紧的，他必令其止步，亲手替他们纠正。第二件事，他每天必巡视厨房，考察食物的营养成分，并与学生同桌进餐。第三件事，规定了学生相互帮助，互相监督，每七人为一组，一人犯规，全组同罚。第四件为认真教课，对外语和战术两门非请假不许缺课，如遇教官请假，他就自己来代课。所用教育长张承礼（字耀亭），是他的日本士官学校第四期同学，所聘教官一色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第五件是课外行动，上下午必带副官巡视操场一次，每晚必查宿舍一次。 他经常集合教官指示战术教学要点，除按教材教课外，还应讲述可能发生的临时变化，指导学生临机应变的技能。每逢星期六下午，他必集合全体教官和学生举行演讲会，讲述中外古今军事名人的言行，注意军人修养，提倡精神教育。他自己签名赠送学生每人一册梁启超所著《中国之武士道》，内容都是军人忠于国家和忠于职守的嘉言懿行。并给学生们制定了训词，每次上课前都要求学生们背诵一遍，即：“守信、守时、苦读、勤练、爱校、爱国”十二字，被称其为保定军校精神。 蒋百里仿照德、日两国的成规，定期举行师生大会餐，以养成共同生活的相互促进的感情。 他任事三个月后，次第举办了野外、课堂、内务、人事管理的各种检阅，无论从形式或精神看起来，这个学校确实都有显著的进步。学生对校长的信仰增加了，尤其爱听他演讲，甚至希望教官多缺课，好听他代课时发表其独特的见解和口若悬河的妙论。 保定军校尚武堂，也就是校长办公室门前楹柱上有一副袁世凯的抱柱联，即：“尚父鹰扬简练揣摩传一派；武侯经略鞠躬尽瘁法千秋。”意思是让军校学员刻苦学习，把前辈姜子牙和诸葛亮威武的兵书和用兵方法的精华学到手，把全身力量贡献出来，形成自己的一派指挥风格，千秋万代传承下去。 蒋百里在给学生讲课时常讲两个题目，第一题为《参谋官之品格》，第二题为《知与能》。 关于第一题，蒋百里认为：“参谋二字是从日文中译来的，我们原来叫做‘军师’或‘幕宾’。姜太公被尊为‘师尚父’；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时，告以‘读此可为王者师’，如此说来，参谋长便是帝王的先生。姜太公穷的以钓鱼为生，要周文王礼聘至再才肯出山，这便是参谋官的‘品’；张良世代为韩相，韩亡后散尽家财誓为故国报仇，不惜牺牲一己，这便是参谋官的‘格’。 张良的无我精神一直传授给诸葛亮，他对刘先帝说：‘臣本布衣，躬耕南阳。’就是说他不找事也有饭吃的意思。一直等到先生三顾茅庐，然后才‘感激’，才‘驰驱’。而一出茅庐之后，人家把皇帝送给他做，他却报之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参谋官的地位由‘军师’降为‘幕宾’，虽不在三军主帅之上，但还是处于平起平坐的对等地位。自从中国成立新军以来，参谋长再降而为军曹，甚至成了司令官的‘马弁头儿’，可以招之使来，挥之使去。今天要恢复参谋长的荣誉和原有地位，只有拿人格去争取，如果不能自重，休怪别人不肯敬重我们”。 抗战前后蒋百里（前排右二）与胡适（前排左二）等人合影。 关于第二题《知与能》的问题，他说：“前面讲的品格问题就是有骨气，气要高，骨头要硬，这是做人的基本条件。但在讲学问的时候，却要两种相反的原理，就是心要虚，脑子要柔软”。 “学问是要去求才能取得的。求就是仰面求人，不一定教授可以教你们，一个士兵也可以给你们宝贵的经验。讲学问一定要有大海般的心，才能吸收世界上的一切细流。其次脑子要软，软得像水一样。世界上最柔软的东西是水，盛于方则方，盛于圆则圆，大路流不通就走小路，小路走不通就走地下的路。这便是能够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的道理。如果一个人的脑子硬化，就不能接受新的事物，就没有求学的资格”。 “各种地形不同，各种敌人的情况也不一致。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没有一件事是像演戏一般完全一致的，每次都有新的情况，全靠我们能虚心，能体验，能适应，所以能变就能打胜仗。这是讲学问的基础常识”。 蒋百里在保定军校时，曾命各学员把手中怀表都缴上来，做了一次实验。他检查了十个怀表，发现有三十分钟的差距。他认为中国人不认识时间的重要性，是个最大的缺点。在这三十分钟之内，如果德国跟捷克作战，他们的飞机早已粉碎首都布拉格而有余。 蒋百里在保定军校时，北洋政府正在闹穷，北洋政府的全副精神都摆在制造内战和扩张私人武力的军费上，保定军校虽也属于军事部门，但与军队究有轻重缓急之分。军校因增加设备及改善学生服食、聘用得力教官，经常向陆军部里请求临时经费。部里始而还有所点缀，但不能有求必应，总是劝蒋百里节约开支，莫做极端改革的事。蒋百里则认为，要办第一流的军校，就该不惜任何代价，他不愿维持现状，替国家造就一个有名无实的装饰品。后来，部里就把军校请领临时经费当作一件十分讨厌的事情，往往批示不准。旧时代的中国，官场中的人事关系最关重要，用人标准不在于称职与否，而在于长官个人的恩怨和喜怒。所以善于做官的人们，总是以结人缘为第一要义，而实心任事的人们，往往不屑于钻门路，走内线，且亦无暇及此。后来，蒋百里请款的电报往往因朝里无人而被搁置起来。 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就是官场中的党同伐异之见。段祺瑞身边也有新旧两派，旧派是天津小站的老兵老将，他们视其地位为终身制，而保定军校是个作育新材的学府，新旧两派当然如水火不相容。段手下的新派如徐树铮等，与蒋百里素无历史渊源，也不肯助以一臂之力。蒋百里请款发生困难，校务无法推进，只得亲自到北京向部里交涉，同样得不到结果。1913年6月17日下午回到保定来，即电总统府辞职，袁世凯不予照准，再电陆军部里请款，部里仍旧置之不理。导致第二天早晨自杀明志的事件发生。 1913年6月18日早晨六点钟左右，全校教职员及学生共二千余人站在尚武堂后厦的讲台前听校长蒋百里训话。蒋百里着少将军服、配指挥刀，从办公室踱出来，把手枪藏在衣袋里，用沉痛而低沉的语调说道：“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不能尽责任就得辞职，但是中国的事情到处都是一样，这儿办不通，那儿也未必办得通。你们不要动，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清脆的枪声一响，划破了黎明前万里长空的沉寂。 蒋百里就是个有骨气、讲气节的人，所以他终其身处于当权派尊而不亲的地位。自民国成立以来，官场中重奴才而不用人才，早已相沿成风。衮衮诸公见了奴颜婢膝的属员，便认为此人至少是他的忠实信徒，往往加以提拔，而不问其能否称职。这样一来，宦海中就充满了卑污苟贱的奴才，而真人才不愿与鸟兽同群，便都望望然去之，这便是中国政治腐败和人才缺乏的原因。实际上，没有人格的奴才，决不会忠于他的主子，只是逢君之恶，朝秦暮楚，恬不知耻。而一个有骨气有作为的人，往往能够见危授命，见义勇为。而这些都不是眼光如豆的大人先生们所能理解的。 蒋百里既不是国民党员，也不是共产党员，他只是一个极为爱国的职业军人。他离开保定军校后，尽管先后给蔡锷、孙传芳、吴佩孚、唐生智当过总参议或总参谋长，那只是他反对军阀独裁统治，探求军事报国的道路而已。 1936年，蒋百里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高等顾问名义，奉派出国考察欧美各国的军事总动员法。由欧渡美时会见了由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学习航空工程的钱学森。钱学森是蒋百里好友钱均甫的儿子，蒋百里鼓励支持钱学森好好学习，除了学习航空工程知识外，更应在学习理论上下功夫。蒋百里认为，中国如果建立强大的国防，必须要建立强大的空军。钱学森谨记前辈的教导，刻苦学习，后来成为我国航空科技事业“两弹一星”最杰出的功臣，并成为蒋百里的佳婿。因此，钱学森后来说：“蒋百里先生不但是我的岳父，而且是我最早的师长和引路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内和谈气氛很浓。蒋百里的伟大战略观点：“感谢我们的祖先，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蒋百里还坚持一句老话，对日战争无论是胜还是败，“千言万语，只是不能跟他们讲和。”蒋百里是最早提出用持久战的方法拖垮打败日本侵略的战略家。
蒋百里、佐梅夫人（左）和他们的四个女儿 壮志未酬身先去，留取丹心照汗青。1938年6月，蒋百里又出任陆军大学中将代理校长。当时，正是武汉会战时期，为了躲避日寇的轰炸和进攻，蒋百里带领陆军大学近2000名师生由湖南桃园县往贵州遵义转移。他一路到处演讲，鼓励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于11月4日去世在广西宜山县，时年仅57岁。次年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上将。 蒋百里一生著述颇多，他的《国防论》一书驰名中外。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主席都曾阅览和研究过《国防论》。蒋百里的“军学泰斗”之称是名副其实的。 我们纪念蒋百里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的那种强烈的爱国思想，民族气节，傲骨的精神，敬业精神，把我们所干的工作尽职尽责的去干好，完成好，为早日实现中国梦，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大的国家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是非成败转头空，浪花淘尽英雄。虽然蒋百里先生早已去世80周年，保定军校的学子们也皆已作古，但他们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幕或威武或昂扬，或悲壮或苍凉的活剧，永远记在了中国的史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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