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是一个国土面积不大的国家，从马来半岛最南端的新马边境到最北端的马泰边境大概只有700多公里，充其量只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可以骑行穿越整个马来半岛。可是，我在马来西亚却呆了足足有半个月之久，这又是为何呢？
正如上一篇文章中提及的，我在马来西亚的骑行一路向北，途径新山、峇株巴辖、马六甲、吉隆坡、怡宝、太平、槟城，都有当地侨团无缝连接的接待。每一天需要骑到哪？跟谁对接？去参观哪儿？行程都是提前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压根不需要我来操心。虽说马来西亚是个蛮适合骑车的国家，但是给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却是华人社团，因为跟侨团在一起的时间甚至比在路上的时间要来的多，这也给了我一个非常宝贵的调研机会。
吉隆坡双子塔
海外侨团是中国文化走向国际的一个缩影。如何与当地民族和睦共处？如何融入到当地的社会当中？又如何在创造自身利益的同时，促进当地社会的共同发展，达到一个共赢的局面呢？相信在从明朝开始就有大量中国移民的马来西亚 ，当地侨团应该可以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这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在海外的落地将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借鉴。
海外华人在一个国家的处境好不好，作为中国第一侨乡的泉州最清楚，只要看看来自哪个国家的归侨最多， 哪个国家的排华就最厉害。在泉州，人数最多的归侨来自于印尼，而马来西亚的华人虽然很多，却几乎没有听说有归侨。
论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情况，它们同是伊斯兰国家，尊伊斯兰教为国教，跟中国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印尼语是从马来语为基础所发展的语言，所以两个国家在语言沟通上并无多少障碍，也有不少风俗相近。两个国家的经济同样都是被华人所掌控，马来西亚从来没有发生过排华事件，而印尼则经常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华人身上，曾经多次出现排华事件。
在殖民统治时期，英国殖民者为了取得马来封建贵族的合作，曾与马来各邦苏丹订立协定，承认马来人是当地的主人，承认并维护马来人在政治、经济和文教等各方面的特权。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一样，马来人经济比华人经济落后，这往往成为引发马、华两族矛盾的一个导火索，但由于马来人经济一直得到政府的保护和扶持，因经济不平衡引发的不满没有印度尼西亚那么强烈。
马来人虽然在政治上占有绝对优势，但由于人口众多和代议选举制度的影响，华人在当地政坛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可以对政府施加一定的影响。马来西亚独立后40多年间，华人政党一直是合法存在和发展的，在我认识的侨领中就不乏有参与政治竞选议员的。华人政党参与执政，为马、华两族之间的沟通和磋商提供了最大的方便，政府得以及时了解华人的情况，并据此制订较有效的应对措施，两族间的不少纷争和矛盾在激化之前就得到了解决或缓和。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华人热心参与社会公益，为马来西亚做出杰出的贡献，获得了“拿督”的荣誉称号。在接待我的侨领中就有不少拿督，其中有马来西亚雪隆泉州公会拿督李万行会长，还有马来西亚刘氏总会拿督刘国泉会长等等，他们搭建了中马友谊的桥梁，树立起良好的华人榜样和形象。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马来西亚的教育水平要比印尼高很多。从我骑行的观察来看，任何一个马来西亚人都能够说很流利的英语，比起印尼全程语言不通的经历来说，那是何等的幸福！如果用刘岘良的话来说，在马来西亚不懂英语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马来西亚和中国一样也是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不仅学费全免，甚至连课本都是全免的，这一切都是由政府补助，还有什么理由不去读书呢？正是因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人的思维变得理性，也就不容易受到鼓动，做出偏激的事情来，这也是马来西亚不排华的主要原因之一。
马来西亚政府虽然也限制华文教育，要求教育马来化，但仍继续资助华文小学和改制的华文中学，同样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并同意华人社会建立大专院校。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一直可以合法存在，建立了从小学到中学直至大学的较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其教学方式完全和中国同步融合，不管到大中华任何地区求职升学都可以顺畅无阻，这在中国境外是绝无仅有的。如今，由于华文盛行和中国崛起，懂得华文就意味着在未来的竞争中可以获得一定的优势。除了华族之外，也有马来族和印度族的学生到华文学校来求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消除了文化上的隔阂，增进相互的融合。 除此之外，对于华文报刊、华人社团、华人的姓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马来西亚政府基本上不予干预，甚至还个别予以支持，所以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随处可见。相较之下，前文中印尼雅加达的联通书局因为年轻人不懂中文，只能倒贴钱艰难维持。只有学好华文，才能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才能以文化把当地华人紧密的团结在一起，才能把握好和中国携手共同发展的机遇。 
华文学校
再把话题转回到侨团来，此次接待我的侨团主要是以地缘为纽带的泉州公会和血缘为纽带的刘氏公会。在马来西亚，有诸如宗亲、乡亲、商会、慈善、社会、宗教等各种不同属性的社团，它们凝聚了当地华人的力量，从而达到自我保护的作用。同时，也带动了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的发扬和传承，并行形成与祖籍国的常态化的文化交流。而类似商会这样的社团，更是融合当地不同族群，促进了跨文化的交流，从而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
中华民族是传统的定居性农耕民族，无论是在商周时期的封建制，还是在秦始皇以后的郡县制，人们总是对于故乡有着很强的归属感。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域造就了独特的文化，人们往往以地域为区分，形成以祖籍地为主题的社团。就以接待我的泉州公会为例，拿督李万行会长祖籍安溪，会员们也都是祖籍来自泉州各个县。令我很惊奇的是，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家族已经过来马来西亚有上百年之久了，可是依旧能说一口很地道的闽南话，也保留了喝功夫茶的习惯，就连对饮食菜系的偏好也都跟家乡一模一样，令我有一种回到泉州的错觉。都说出门在外靠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在初到异乡之时，很多华人都是选择投奔老乡，在大家的共同抱团互助下，才逐渐落地生根的。正是社团的力量使得有着同样成长背景和价值观的乡亲们能够凝聚到一起，兴建起各个籍贯的会馆，使得各个地域性文化得到很好的保留，形成一个多元共存的现象。所以，马来西亚华人通常一句话里面会夹杂六种语言：闽南话、广东话、客家话、普通话、英语、马来语。哪怕是占了华人人口比例1/3的福建人也没有同化来自其他地方的华人，甚至还要学习不同的方言以便交流，各种籍贯的华人在马来西亚百花齐放。
马来西亚雪隆泉州公会
对于宗亲文化的崇拜与执着对于维系华人之间和华人与祖籍国的关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以全程陪伴接待我的刘岘良来说，虽然远渡南洋，却还保留着完整的族谱。刘岘良是来到马来西亚以后的第六代人，从清朝末年过来马来西亚的第一代太太太公刘朝云，一直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间的世系繁衍都有详细的记载。至今，他仍然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祖籍地是在泉州市安溪县蓬莱镇，时不时还会回老家探望亲戚。虽然远渡重洋，时隔百年，但是依旧没有忘记根 在文化上始终跟故乡一脉相承。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祖先崇拜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点之一，从华夏文明诞生之际，国家就是以供奉祖先的宗庙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在当时一个国家最重大的事情也不过是祭祀和打仗。因为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黄河流域定居下来，形成了大面积的、单纯的定居农业模式。在定居文明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过是对上一代的重复，老年人的经验和智慧是至关重要的，是永远的权威，所以他们掌握了一切的社会资源，甚至支配整个家族。在商朝和周朝的封建制度，把自己的兄弟叔伯分封到各地，更是把血缘的力量淋漓尽致的应用到国家的统治之上。 
刘氏族谱
从华夏文明始祖黄帝，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创立郡县制之间的2400多年间，国家的统治和社会的运转都建立在祖先崇拜和血缘关系之上，时至今日依旧对中华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原汉人在五胡乱华时期衣冠南渡到福建，在明朝和清末明初又远渡南洋到马来西亚，可是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不忘记寻根问祖，落叶归根。马来西亚的刘氏公会不仅促进了全马宗亲之间的交流，还带动了他们与世界各国宗亲之间的联谊。世界刘氏联谊总会就是于1997年在马来西亚由丹斯里拿督刘南辉太平局绅创办的，每两年在不同国家举办一次大会，在国际上取得了巨大的影响。传统的中华文化从中原流传到南方，又漂洋过海来到南洋，散落在各地的中华文化之间进行着持续的多维双向交流，甚至还可以从海外反哺故乡，这也是中华文明历经磨难依然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马来西亚雪隆刘氏家族会 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明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这些社团的形成原因归根结底源自于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由春秋时期的孔子所提出，当时就跟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提倡全面复古，回到西周的生活方式。所以，儒家的开创者可以追溯到“先圣”周公，而“先师”孔子则是传授者。在经历了秦朝短暂的“焚书坑儒”之后，从汉武帝时期开始，中国便一直处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情况。儒家思想足足影响中国达3000多年之久，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海内外华人华侨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儒家思想体系建立在仁、义、礼、智、信之上，历经不同朝代逐步进化演变：
在汉朝，儒家与跟其水火不容的法家相融合，形成了法家化的儒家，一方面，让皇权获得了仁义道德的外衣，对皇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约束；另一方面，却又不妨碍皇权的实际操作。在宋代，儒家发展为理学，其统治地位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儒家思想经过几千年的时间的考验，通过借鉴学习，结合各家之长，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庸之道。这样看似没有什么棱角的思想却反倒充满了顽强的生命力，在历经元、清两次被外族灭国之后，中华文化不仅没有灭亡，反而把侵略者给同化了。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文化之魂，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传播到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环中华文化圈。它引导着海外华人继承和传播优良的中华传统，同时也不断吸纳、融合当地的文化，从而达到跟当地各族群和谐共存的命运共同体。
我的好朋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路项目专家王强博士对于海外侨团提出了“社区赋权”的概念，他的观点是：
各种形式的侨团以互助、慈善和自愿活动的形式，通过开展家庭、社区互助和慈善活动，得以奠定社会组织的基础；同时被视为对抗帝国王朝权力和猖獗海盗的缓冲机构。当王朝的作用仅限于塑造家庭和当地社区等基本社会机构的发展时, 宗族、同乡会或其他类似的民间组织，主动承担起助学兴教、扶贫济困、组织青年习武强身以自保、传授贸易等谋生之道、提携后进，特别是在促进贸易和分配机会等方面，对个人来讲发挥了积极的安全保障作用。特别是在帝国王朝权力所及崩溃后，以及几个世纪的封关禁海等消极政策出现时，闽南社会虽然也曾经历过艰难和不幸，但沿海地区自由贸易和社区赋权的传统却应运而生，并得以延续和发展，并形成了完整的价值观体系与中是社会公益的理念。古代刺桐城的繁荣和现代泉州的复兴故事表明, 鼓励人们达成社会共识、增强社群凝聚力最有效的途径, 就是找到个人、家庭、社区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共同点。在探索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努力中, 闽南人民很好地体现平等互助的理念。新儒学与闽南价值观的合作理念，囊括“修、齐、治、平”四个主题, 即加强自身修养、重视培养年轻一代, 探索社会赋予个人权力与追求共同发展之间的平衡点，通过建设公平社会打造具有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除了走出去之外，还要引进来。王强博士和我也探论过如何让东南亚的华人新生代回到中国，我们达成了一致的结论：无论时代怎么改变，当初华人下南洋跟现在回中国的初心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寻找成长的机会。
通过社区赋权，我们搭建一个侨界的社交平台，就像一路上持续给予我支持的世界泉州青年联谊会和泉州侨界青年联合会一样。然后，通过这些平台，大家可以共享并获取更多的资源，共同成长，这就是我们闽南文化中的相互扶持。“社区赋权”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元文化部部长杜杜迪安所提出的：智慧与道义相互扶携，是世界和平的趋势。 
除了传统文化之外，华人们还把源于中国的许多民间信仰带到了马来西亚。闽南人都说爱拼才会赢，拼不过怎么办？拜天公呗！当年华人们下南洋的时候都是九死一生，它们把家乡的神像作为精神寄托一同带了过来，经过几代人的发展，逐渐把它们从家庭里的神龛慢慢建造成为寺庙。正儿八经的寺庙一路上早已见多不怪了，感觉马来西亚在民间信仰上反而比中国保存的更好，在这儿见到了许多从来没听说过的神明。其中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一个非常小的家庭式寺庙，那是在刘岘良外婆家的桃花仙姐庙，初一进门的印象跟普通家庭的神龛并没什么两样。刘岘良指着墙上一个看似营业执照的证书跟我说：“你看，这是马来西亚社团注册局颁发的证书，别看庙小，这里已经有64个年头了，有不少信徒呢！”
我凑近了仔细看，可惜上面都是马来文，一个字也看不懂。刘岘良继续补充道：“马来西亚政府对于这些信仰挺支持的，还专门划拨了一块土地让我们兴建寺庙呢，接下来我们计划发动大家一起筹资，把桃花仙姐庙给建起了。”
也许是因为远离宗教中心就不太拘泥于形式，也许是因为长期跟华人融合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作为穆斯林国家的马来西亚，在信仰上的态度还是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的，这跟我在保守的沙特的见闻简直是天差地别。
泉州是一座“半城烟火半城仙”的古城，五步一寺，十步一庙。明清年间，祖籍泉州的华人们把民间信仰带到了马来西亚，以道教为主，兼收并容了佛道儒的神佛与圣人。闽南民间信仰就像希腊神话一样，人与神比邻而居。如果仔细观察不同神明的供桌，会发现许多有趣的东西：桃花仙姐的供桌上放在胭脂、口红和香水，济公前面放着各种美酒，玉皇大帝面前则是摆着香烟……神明并非遥不可及，就如同身边亲密的好友一般。人与神明的对话则是通过小小的圣杯来交流，在向神明禀告所需指引之事后，将圣杯掷出，通过不同组合结果得出指示：阴杯代表不接受、圣杯代表赞同、笑杯则代表没意见。 
桃花仙姐庙
随后，刘岘良又带我到了另一处寺庙——法华宫。这座寺庙的外观融合了现代与传统，一楼是一个可以用于集会的大礼堂，可以遮阴挡雨，适合马来西亚当地的气候；二楼则是浓浓闽南风，屋脊上标志性的“燕尾脊”，房梁上色彩斑斓的麒麟和飞龙，屋檐上制作精美的彩色泥塑，以及墙面上精雕细琢的惠安影雕，就像一个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一座寺庙，就是一个传播中华文化的道场。寺庙的装饰表现出祈福教化、趋吉避凶与自我表彰的题材内涵，可以强烈地激发观赏者的内心共鸣并激发其对宗教的虔诚。雕塑和影雕的题材以忠孝节义、古圣先贤故事居多，传统民间信仰重伦理秩序、善恶分明，强调三纲五常与天人合一的精神。刘岘良跟我说：“别看这寺庙不大，可也耗资五百多万马币呢！我们家也经常承接一些寺庙的建设工程，近几年来修建寺庙的单子越来越多了！”
寺庙的兴起代表着以及华人们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和传承，经济的繁荣势必会带来文化的复兴。我望着飞龙走凤的寺庙，好奇的问道：“这个寺庙的建筑风格跟泉州一模一样啊！这是怎么做到的？”
刘岘良嘿嘿一笑：“这还不容易啊？这个寺庙的很多雕塑和建材都是直接从中国进口过来的，甚至连安装的师傅也是从中国请来的！”
一座座寺庙就如同一颗颗种子在海外落地生根，还需要从它们的根——中国，不断地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最终成长为参天大树。
带着对寺庙的赞叹，我们下到一楼的礼堂，正好碰上了寺庙的理事会一行人。其中有一个黝黑的面孔在一群人中显得有点突出，看来应该是个印度人。正当我刚想开口跟他说Namaste的时候，他却令人意外的飚出了一句：“鲤喝（你好的闽南语）！”
当我还在惊讶之际，他继续用闽南话跟我解释道：“我的父亲来自泉州安溪，我的母亲来自印度，但是我觉得自己更像一名华人，所以经常来这里拜拜，我还是法华寺的理事呢！”
各个族群的融合在马来西亚并不少见，在明朝有峇峇娘惹，在近代也有许多混血儿。如何让他们认同中华文化？我想，这应当是通过从教育、宗教、民俗、社团等全方位的影响的结果。一个强大崛起的中国，也是造成海外华人对于中华文化倍感骄傲自豪的主要原因。
法华宫
走回到法华宫的入口处，那里有一个类似中国的土地公模样的神龛，可是里面的神像却充满了异域风格。我走近一看，里面是一个从来没见过的身穿马来传统服饰的长者，连忙问道：“这又是什么神呢？”刘岘良回答道：“他叫‘拿督公’，是马来西亚的原住民，这可是我们这儿特有的神明呢！”千年来华人都有拜土地公的信仰传统。华人逃荒离乡背井，从中国南来东南亚，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求生活，华人都有安奉土地神的习俗。华人们入乡随俗，把马来人在伊斯兰文明传入东南亚以前就已经存在的神灵——拿督公（Datuk Keramat），依照和土地公相同的仪式，以香烛、生果、冥钞的传统方式祭祀，祈求庇佑地方的安宁。演变到后来，华人社群会在住宅区、商业区或工业区处，设置一个角落専门供奉拿督公神龛，视为保佑地方和生活的地基神。华人对拿督公的信仰，一方面可以说是种族交流的结果，把异族的信仰进行改造；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在矿区及林野工作的先辈，把他们与本地活生生的拿督们的关系，包括进贡之风或怀念之情，都投射在人神关系上。从拿督公的信仰上，既尊重了马来本土文化，又传承了中华传统习俗，实现了信仰的融合改造，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济，海纳百川的独特文化。在“一带一路”倡议走遍全球的过程中，与不同种族、信仰、文明的融合势在必行，“拿督公”便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典型案例。
拿督公
最后再来聊聊在东南亚传播最广的妈祖信仰。天后宫是吉隆坡当地的标志性华人庙宇，在寺庙中还有当地的婚姻登记处，经常可以看到刚刚办完登记手续的新人们在此拍摄婚纱照，在庄严神圣之余，增添了一丝人情味。妈祖是流传于中国沿海地区的汉族民间信仰。妈祖文化肇于宋、成于元、兴于明、盛于清、繁荣于近现代，妈祖文化体现了汉族海洋文化的一种特质。汉族民间在海上航行要先在船舶启航前要先祭妈祖，祈求保佑顺风和安全，在船舶上立妈祖神位供奉。这就是“有海水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妈祖”的真实写照。而影响所及，妈祖由航海关系而演变为“海神”，因此形成了海洋文化史中最重要的汉族民间信仰崇拜神之一。
吉隆坡天后宫 海洋文化具有强烈的吸纳和扩散功能，一是海纳百川的兼容、宽广的心态，二是不安于现状，开放、冒险的精神。同时，海洋文化又是开放竞争与和平发展的共同体。
温柔慈祥的妈祖作为女性的海洋保护神形象，体现中国和平共享的海洋精神。 肌肉贲张的波塞冬手持三叉戟，具有鲜明的开拓、竞争、侵略性的海洋精神。对照欧洲与中国的海神属性，中国的海洋文化实践更多体现了和平与发展。
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源自中华文明历经沧桑始终不变的“天下”情怀。从“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和平思想，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处世之道，再到“计利当计天下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判断……同外界其他行为体命运与共的和谐理念，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薪火相传，绵延不绝。新时代，中国人民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追求的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关于命运共同体的传统理念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
波塞冬与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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