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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5月，盛宣怀在上海黄埔路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发行纸币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为了中国金融业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银行开办之前，国内林立的金融机构非票号莫属，而相比于在银行工作来说，在票号中工作绝对是难以承受的。此时问题来了，古代票号内的规矩究竟有哪些？票号又为何最终被银行取代？如果您想知道，就让小编来为您揭秘：
(本文所有图片，全部来自网络，感谢原作者，如侵犯您的权利，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图片与内容无关，请勿对号入座） 票号亦被称为“票庄”、“汇票庄”、“汇兑庄”，是一种旧式金融信用机构，由于大多数票号都是由山西人开设，故此也有“山西票号”或“西号”之称。山西票号以平遥、太古、祁县三帮势力最大，其中的佼佼者便是日升昌票号。 日升昌票号创立于1823年，财东为平遥西达薄村的李大全，掌柜是雷履泰。早年间，李大全经营颜料生意，成为了当地的首富，后在雷履泰的一度劝说之下，以30万两白银的资金投入，开办了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素来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当时开办的分号遍及全国，甚至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地。
作为当时票号中的魁首，日升昌票号自然有自己的规矩，否则也无法在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屹立于巅峰而不倒。如果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能在银行找到一份工作，则此人身份地位自然与众不同。可是在当时却不然，在日升昌票号中工作的小学徒们，却完全享受不到优厚的待遇。 日升昌票号之内的职位，共分36档，最底层的自然是学徒，他们不但没有任何的福利，甚至连应得的报酬都没有，只能苦苦在票号中修满年限，才能成为伙计，得到每年不到10两白银的工资。由于日升昌总部在全国分号较多，不少伙计都要被派往外地出差，时间多为3年。在伙计去往外地之前，所携带的一切生活用品，都要在总部全部登记，直至3年后归来时，必须进行再一次的核对。一旦出现在册物品丢失的状况，则伙计必须给出明确的说法，并根据物品的价值对其进行赔偿。不仅如此，3年期满后，伙计不能从外地直接回家，还是要先回到票号总部，从外地额外购置的物品，更不能寄回家中，而是要经过总部验看之后，才能送往家里。如此做法并非票号吝啬抠门，而是以他人防生疑，杜绝票号内员工损公肥私，以公家财产填补自己的腰包。 除了物品上的严格管制之外，日升昌规定，所有员工一律不准给总部写信，如果是公事，则必须由指定的上司写给指定的人，并将信件内容公开明示于店铺之内。如果是私事，所写信件的信封也严禁封闭，一律以开口信的形式由上级一一审视，而上级也必须遵守规定，对于员工的隐私进行保密。如此透明公开的做法，正是票号上层为杜绝地方员工与“朝廷大员”相互勾结，继而做出令票号有所损失之事。 正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日升昌的伙计们无一例外地想爬向高处，而高处的风景，却是“金钱花盛开的世界”。相比于学徒之时的“只管饭，不给钱”来说，高层员工的待遇便有所不同了。高层员工不仅有着丰厚的工资，而且还能依据个人能力拿到“身股”，手中的职权也相对较大，最重要的是，工作量也要比学徒小很多。不过要从学徒爬到高位并不容易，即使是一个聪明勤奋的小伙子，想要越过“36层险关”，起码也要30年左右，届时他已经从一位少年变成了年过半百的老人了。
日升昌票号煊赫百年，所依靠的秘诀并不仅仅是熟练的业务以及金融信用，最重要的，还是其上下一心的凝聚力。日升昌票号从建立伊始，便开始了“一言堂”的模式，领导者独具魄力，不但能够做到一呼百应，而且还能惩罚分明，令所有人都心服口服，即使前面有刀山火海，下属员工们也都拼命狠冲，从没有一丝犹疑。 不过相对而言，“一言堂”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模式往往会出现“有效果，无效率。有速度，无方向”的局面。正所谓“人多力量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与角度，可是日升昌高层却一概否定所有建议，无疑是将未来的产业推入到了死胡同中。
举个例子，在1908年时，随着各地多家银行的入驻，日升昌分号的少壮派开始纷纷上书，谏言顺应时机开办银行。但是大掌柜雷履泰却认为此举可能是有人想借机夺权，因此断然拒绝该提议，直接为日后票号的没落埋下伏笔。 日升昌的管理机制虽然看似如此严密，实则漏洞颇多，其管理重心主要偏重于中下层员工，却忽略了上层员工所带来的巨大的破坏力，如此也造成了许多员工侵吞公款的大案。
光绪初年，山西省发生了极为严重的旱灾，当地巡抚曾国荃设立了晋捐局，并筹集各省的赈灾款，而所有往来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经手汇兑。直至4年过后，官府才查出票号高层员工与官府书吏相互勾结，将赈灾款私自侵吞，完造成了万两银子的亏空。 除此之外，票号总部一直存在一个叫“余庆昌”的秘密账号，专门进行放贷营利活动。余庆昌当时是众多有身股白领、金领的秘密小金库，相当于现今的“老鼠仓”，它的存在，直接凸显了票号管理的漏洞。
更加讽刺的是，日升昌严令票号工作人员禁止有沾染黄、赌、毒等行为，可上层掌柜却终日泡在烟馆、赌坊之中，终日不能自拔，生活奢侈无度。 自我封闭、家族管理、独裁制约，以上因素都是日升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被银行彻底取代的原因，而它的消亡，同时也给后世的金融企业敲响了长鸣的警钟。 文澜海润工作室主编文秀才，本文撰写：特约历史撰稿人：常山赵子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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