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木|“狂人”的越境之旅 ——从周树人与“狂人”相遇到他的《狂人日记》（上）

 二叶亭四迷译《二狂人》题图，冈田三郎助绘，载《新小说》第十二年第三巻卷首，明治四十（1907）年三月一日》

“狂人”的越境之旅

——从周树人与“狂人”相遇到他的《狂人日记》

李冬木

内容提要 本论所述“狂人的越境之旅”，是指从周树人在留学时期与“狂人”相遇到他创作《狂人日记》从而成为“鲁迅”的精神历程的某一侧面，是在前论所完成的“狂人精神史”背景的基础上，对从《摩罗诗力说》到《狂人日记》之间的叙述空白的一个补述。笔者认为，在这两者之间还缺乏有机关联的说明，而由文艺作品翻译、创作和批评所搭建的与周树人相伴并且互动的“狂人越境之旅”则刚好构成了二者之间的精神衔接。本论呈现了周树人在这一历程当中遭遇“果戈理”和三种《狂人日记》的现场，“尼采”话语下的“高尔基”和“安特莱夫”，起始于“契诃夫”的“精神诱拐结构”，“狂人美学”的确立过程，乃至“明治俄罗斯文学”的精神和创作实践意义。周树人通过翻译，实现了超越跨语际意义的“狂人”之“境”的移植。《狂人日记》是“狂人越境”的精神抵达，也是37岁的周树人携同既往的新的一页的开始。       

关键词 狂人日记；周树人；果戈理；高尔基；安特莱夫

一 “果戈理”与鲁迅的《狂人日记》

本论所述“狂人的越境之旅”，是指周树人在留学时期与“狂人”相遇到他创作《狂人日记》从而成为“鲁迅”的精神历程的某一侧面。由既刊拙文可知，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有一条由“狂人”言说所构成的“狂人精神史”相伴随［1］。本论试在此前提下，就业已提出并有过初步探讨的“文艺创作和评论中的‘狂人’” ［2］问题做进一步的发掘和展开，以揭示文艺中的“狂人”对周树人文艺观、审美取向和文艺实践活动的影响，从而呈现一条文艺机制上的通往《狂人日记》的精神轨迹。

对于鲁迅《狂人日记》的探讨来说，“果戈理”仿佛是一个悖论式的存在：既明示着两篇同名作品的关联，又不足以用来说明鲁迅的《狂人日记》。鲁迅说他的《狂人日记》因“‘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但“这激动”，是由于人们对外国文学不了解——“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因此他在“欧洲大陆文学”这一线索下，提到了自己的创作与1834年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和1883年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关联［3］。但他也同时提示了与果戈理和尼采的区别，即“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4］。强调“区别”是其中的重点所在。

周作人作为身边重要关系人，也早就指出果戈理“发花呆”的主人公与鲁迅的迫害狂的“狂人”形象乃至主题的不同［5］；竹内实曾认真比较过二叶亭四迷日译《狂人日记》与鲁迅文本，发现了两者极大的不同，甚至在“形似”或“构成上一致”之处，也有微妙的不同［6］；而捷克学者马里安·高利克（Marián Gálik，1933- ）在30年前甚至断言“鲁迅的说法和一些学者的努力都未能成功地让我们相信, 除了那个标题, 果戈理还给了鲁迅更多的东西；因为他们的主人公以及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是非常不同的”［7］——这种说法虽未免有些极端，但也和两者对照阅读之后的实际感受相符。尽管如此，如果借用某篇文章里的说法，那么就是，虽然“不能把鲁迅的创作发生限定在与果戈理或中俄之间的某一条线索”，但“比较、对照性分析”这两篇“同题小说”，仍是现在大多数论文“无法回避的思路”［8］。不过，对于探索鲁迅《狂人日记》的成因而言，这一思路的有效性却早已引起怀疑，于是，寻找与鲁迅的“狂人”精神相通的人物也就成了自然选项，而继果戈理、尼采之后，又有了对安特莱夫、迦尔洵乃至更多作家作品与《狂人日记》关系的探讨［9］。这些探讨对于走出已经定型化了的“无法回避的思路”，无疑具有开放性意义。但同时又由于它们大多是“平行比较”作业的产物，故而与彼时的周树人无论在事实关系上还是在文本层面，都有很大的距离。即，都没能回答周树人在他当时所处的现场目睹并面对的是怎样的“狂人”。

1966年9月，北京鲁迅博物馆意外获得了“鲁迅留日时期的两个日式装订的剪报册”［10］，后来命名为《小说译丛》［11］。《小说译丛》剪贴有三篇果戈理作品，包括《狂人日记》［12］。可以说，这是彼时的周树人与“果戈理”以及“狂人”相遇的确凿证据，也是他与果戈理终生结缘的开始——晚年译《死魂灵》并自费出版《死魂灵百图》［13］，当然是后话，却是他早年与果戈理相遇的一个决算。整个明治时代，果戈理被日译的作品并不多。自明治二十六（1893）年到四十四（1911）年，18年间只有17篇［14］。周树人在1906年5月到1907年5月一年内，集中收藏了三篇，不能不说对果戈理倾注了很大的关注。那么，他关于果戈理的知识来自哪里？或者说究竟是什么使他注意到果戈理？

周树人手写“小说译丛”目录。该图片由北京鲁迅博物馆提供

二 关于“果戈理”的介绍与评论

除了作品之外，首先可以想到的是关于果戈理的评论。果戈理在日本的最早翻译，是上田敏译自英文，发表在明治二十六（1893）年一月《第一高等中学校校友会杂志》上的《乌克兰五月之夜》［15］。同年有人在评论“非凡非常之俄罗斯文学”时，重点在评普希金，却借了“诗伯果戈理”的话：“普希金乃非凡非常之显象也”［16］。明治二十九（1896）年十一月，西海枝静首次详细介绍了“俄国文豪果戈理的杰作《检阅官》（笔者按，即《钦差大臣》）”以及他拜谒果戈理墓地的情形［17］。一年以后他又详细介绍了果戈理的《死人》（笔者按，即《死魂灵》）及其文学特征，即“暴露不惮直言”，“嘲笑手腕高超”，“令读者在捧腹失笑之余”，产生对篇中人物的思考［18］。除此之外，关于果戈理的评论并不多见。例如，在上田敏翻译果戈理的同时，桑原谦藏也发表题为《俄罗斯最近文学之评论》的长文，旨在介绍“近五十年俄罗斯出现的小说和文学者”，在《早稻田文学》上连载五期，却并没提到果戈理的名字［19］。

直到升曙梦登场情形才为之一变。升曙梦被史家评为日本“明治三十八、九年以后，在俄罗斯文学勃兴期登场的”翻译家［20］。不过，如果从评论介绍的角度看，他的登场或许要更早一些。这是因为他在明治三十七（1904）年六月就已经出版了《俄国文豪果戈理》一书。这是日本第一本关于果戈理的专著，也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全书对果戈理的生平、创作和思想以及社会环境都做了全面介绍。尤其是四、五、六、七、十一章专门介绍果戈理的创作及其社会影响，涉及了果戈理的主要作品，也提供了许多后来被经常引述的与果戈理的创作相关的素材，如《检察官》上演引起了公众不满，而皇帝下令予以庇护等。顺附一句，很多年以后，鲁迅在做《暴君的臣民》时，还记得果戈理的例子：“在外国举一个例：小事件则如Gogol的剧本《按察使》，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21］升曙梦的果戈理评传，已经远远超出了同时期的只言片语和个别篇目的介绍，而有着压倒性的充实内容。尤其在果戈理的作品只有5篇被译成日文的时代［22］，这一点就更加难能可贵。

果戈理肖像，载昇曙梦著《俄国文豪果戈理》卷首，春阳堂明治三十七（1904）年6月

在与本论相关的意义上，升曙梦的这本《俄国文豪果戈理》有三点不能不注意。第一，作者之立言，旨在匡正介绍俄罗斯文学时舍本逐末的偏颇，因此对果戈理有明确的文学定位，即他和普希金一样，代表着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是最近俄罗斯文学的源泉、前提、基础和光明之所在”；在19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学发展史的背景下，“他处在前代文学和最近文学的过渡期当中”［23］，代表的方向是“国民性的表现者”和“写实主义”［24］。

第二，是关于“果戈理”的形象塑造。“吾人在此书中的用意，专在果戈理文学之根底和他的内心生活。因为吾人期待在叙述果戈理的创作生活及其峥嵘的天才之主观历史的同时，也能对现代思潮的神髓有所触及。”这里所说的“天才”“内心生活”“现代思潮的神髓”，代表了升曙梦的果戈理观，即强调这个“天才”不为世间所容，遭受迫害的一面，从而呈现“近世俄罗斯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怎样以牺牲天才为代价”［25］。

第三，是关于《外套》和《狂人日记》的介绍。升曙梦说这两篇作品，两个主人公相似，“描写了彼得堡中流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他尤其详细介绍了《狂人日记》，并评价：“吾人读此作，不能不对作者描写狂人之感性以及病态的深刻痛快感到震惊”；“果戈理重在指出人生的黑暗面……力图以嘲笑促成社会的自觉”［26］。

以上三点都与周树人有关。周树人关于《狂人日记》和果戈理的知识，不一定完全来自这本书，但无法和这本书或者说升曙梦在当时的介绍脱离干系。一年以后的明治三十八（1905）年八月，升曙梦在著名的《太阳》杂志上再发长文《俄文学的过去》，介绍从公元十世纪以后到果戈理的俄国文学的“过去”，实际是他果戈理评传的文学前史。在这篇长文的最后，他仍以前著《俄国文豪果戈理》当中的关于果戈理的结论来完整对接。即强调果戈理开创的“写实道路”：“到了晚近虽有托尔斯泰那样的大家和高尔基、契诃夫那样的天才辈出，但终不能出这种写实主义的道路之外。”［27］无独有偶，就在发表升曙梦这篇长文的同一期《太阳》杂志上的“评论之评论”栏里，还刊载了《俄国文学的写实主义》一文，介绍“克鲁泡特金在他的近著《俄罗斯文学》当中有趣的议论”，说“把社会要素纳入文学当中分析，剖析俄国内部的状态，加以批评的社会观，以果戈理为嚆矢” ［28］。由北冈正子的调查可知，克鲁泡特金的《俄罗斯文学的理想与现实》，也是《摩罗诗力说》的材源之一［29］，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涉及。

升曙梦在明治四十（1907）年十二月出版了他的长达312页的第二部专著《俄罗斯文学研究》［30］之后，明治四十一年四月又发表《俄国的自然主义》［31］一文，把此前介绍过的果戈理纳入到当时正在讨论的“自然主义文学”话语中予以再确认。明治四十二（1909）年的四五月间，在纪念果戈理诞辰百年之际，他除了在《东京每日新闻》上连载六次《近代俄国文学之晓星》之外，还在《太阳》杂志上发表专文，以《俄国写实主义的创始者》为题定位果戈理，同时还以《钦差大臣》和《死魂灵》这两部作品为例，提醒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家们：果戈理的“写实主义”在实体观察的基础上，发挥了“想象力的作用”来构筑他的作品，与“我邦自然派所标榜的客观描写，照葫芦画瓢的照录主义”完全不同［32］。除此之外，升曙梦介绍俄罗斯文学的文章还有很多，如果再加上其他人的就更多，但是关于“果戈理”的评论大抵不出以上范围。可以说，升曙梦是“果戈理”知识的主要提供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树人开始关注果戈理并收集其作品。剪贴在《小说译丛》中的三篇，都集中在同一时期收集绝非偶然。周树人并没收藏（或者说没有收集到）早前译成日文的果戈理中篇《肖像画》［33］，也是一个佐证。

昇曙梦肖像，1908年。转自和田芳英著《俄罗斯文学者昇曙梦与芥川龙之介论考》，和泉书店，2001年1月

三 二叶亭四迷以前的两种

《狂人日记》

事实上，二叶亭四迷名下的日译《狂人日记》，并非果戈理同名作品在日本的首译，而是第二次翻译。第一次翻译是明治三十二年（1899），译者署名“今野愚公”，登载在《天地人》杂志同年三月号上，《狂人日记》的标题前有“讽刺小说”四字，标题下有原作者名：“露人ゴゴル作”（笔者按，即“俄人果戈理作”）。从三月号到六月号，共连载四期。后来有研究者对照了前后相差八年的两种日译，认为和今野愚公的翻译相比，二叶亭四迷的翻译更加传神［34］，不仅订正了前者的误译，而且在文体上也下了番仔细的功夫，与前者翻案色彩浓厚的“汉文调”不同，做到了彻底的俗语化［35］。今野愚公的日译《狂人日记》不一定和周树人直接相关，但对那个时代创作风气的影响不容忽视，可以作为“狂人”形象出现的背景来考虑。此可谓“狂人越境”之第一站：果戈理的“狂人”登陆日本。

二叶亭四迷肖像，1908年。载《二叶亭四迷全集》第二卷，岩波书店，1964年11月

在此之前，笔者一直对松原二十三阶堂的《狂人日记》在1902年出现感到不可思议，推测他写这篇小说是和他视为兄长的二叶亭四迷有关。不过目前看来，松原二十三阶堂的同名创作在文体上与今野愚公的译本更加接近，两者都具有戏作的风格。松原二十三阶堂，本名松原岩五郎，别号乾坤一布衣，是一位明治时代关注底层的小说家、新闻记者，明治二十三（1890）年步入文坛，其《长者鉴》［36］因揭露“社会之罪”而博得好评。同一时期结识二叶亭四迷，让他“眼前一亮，产生别有洞天”［37］之感，在后者的影响下，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并一同深入底层社会展开调查。明治二十六（1893）年他加入《国民新闻》当记者，在该报上连载各种发自贫民窟的调查报告，翌年一月，由民友社出版单行本《最暗黑之东京》。该作是明治时代报告文学的代表作，揭露明治二十年代产业社会的阴暗面，影响很大，再版5次。作为“记录文学”，它“生动记录了所谓创作文学丝毫没有传递的这一时期的日本社会的底层”，“准备了明治三十年代文学的新倾向”，而署名作者“乾坤一布衣”也成为引领那个时代关注社会问题的先驱者［38］。

松原二十三阶堂对“明治三十年代文学新倾向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他自己的创作上。这就是他明治三十五（1902）年三月发表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39］。这篇小说是继《最暗黑之东京》之后在同一主题意象下的文学创作，不论曝光“暗黑”的广度还是揭露的深度，都可谓前者的升级版。

主人公名字叫“在原”，是在一家贸易株式会社上班的小职员，却是个“夸大妄想狂”。这个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性格的设定，和果戈理《狂人日记》里的九等文官“波普里希钦”［40］非常相似。小说以“拔萃”主人公自3月3日至7月10日之间的10篇日记的形式构成。开篇就抱怨周围挤满了“小人和俗物”，有眼无珠，对“予”“有经纶天下之大手腕和弈理阴阳的大伎俩”一无所知。“予”提出拯救经济界的贸易计划，却遭到冷嘲热讽……就这样，主人公的“绝大无比的天才”意识和“独步天下的人杰”意识，便与他所处的现实发生尖锐的冲突。他住在漏雨却又得不到修缮的出租屋里，欠着房费和裁缝的钱，到处躲债，却想像着自己到“新开地”北海道或台湾以大贸易攫取巨利，或成为置田万顷的大地主，而就在这想入非非之间，一向令他害怕和敬畏得不得了的社长、主管等都被他等而下之地看待，同时他也一改平时的小气吝啬，给会社小当差的一下子买了十份鳗鱼饭，吓得对方目瞪口呆。他想到某局长会安排他去做官，最差也得是个“书记官”，“呜呼，书记官实乃一县之内总理县政的重大官职”；而别人尤其不知道的是，他才是“将来的总理大臣”！小说通过这样的“狂人”之眼，描写了种种世相：他前后多次进入、潜入、跟入总理大臣的官邸、富人的豪宅和矿山大亨的别墅，目睹了那里的骄奢淫逸、纸醉金迷乃至大臣、议员和社长的肮脏交易。而另一方面却是将要倒塌的贫民危房和巡警抓住的乞丐以及围观的人们。最有趣的是他在赶往神户的火车的一等车厢里见到一位老绅士带着两个包养女郎和价值千元的鸟笼和鸟，一位年轻的绅士力劝他加入“道德会”并对该会有所赞助。小说最后在矿山大富豪小妾的后花园结束：三名医学士飞车赶来，原因不是小妾生了病，而是一只猫仔“奄奄一息地横卧在缎褥上，看上去颇为滑稽”。这是日本进入明治三十年代中期社会膨胀的缩影和时代精神，通过一个自我膨胀的“狂人”呈现出来。

松原二十三阶堂明治二十五（1892）年就在报纸上撰文呼吁“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41］，由此可知，他很早就开始关注俄罗斯文学。虽然他和二叶亭四迷有着非常亲密的师弟关系，但后者翻译《狂人日记》是在五年之后，而且当时二叶亭四迷已经搁笔多年，正处在“讨厌文学达到顶点的时期”［42］，加上不在现场——同年五月动身去了中国哈尔滨［43］，因此就关系而言，和二叶亭四迷相比，松原二十三阶堂的《狂人日记》与三年前出现的今野愚公的《狂人日记》应该有着更近的距离。主人公的社会地位和性格设定，谐谑滑稽的笔法，今野和松原文本所呈现的“类似性”都可以佐证这一点。因此，如果说今野的翻译意味着俄罗斯“狂人”在日本的登陆，那么松原的创作，则是借助《狂人日记》这一作品形式讲述日本故事并使“狂人”主人公获得了本土化处理。后者虽属于社会问题小说，却开启了“狂人”作为本土主人公在明治文学中正式登场的先河。此可谓“狂人越境”的第二站，即日本的本土化。

就在松原发表这篇作品一个月后，周树人从上海乘坐“神户丸”到达横滨。他当时是否关注到这篇作品不得而知。从上文可知，他关注果戈理并且能够找到材料，是1906年他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从事他所说的“文艺运动”以后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后来查阅的过程中没有与这篇作品相遇的可能。因为发表该作品的《文艺俱乐部杂志》也是他文学上关注的对象和重要材源。前面介绍的《小说译丛》10篇小说当中，有两篇就剪裁自《文艺俱乐部》［44］。但是更重要的，或许还是松原加在这篇作品前面的小序。

一日在郊外散步时，在原上树荫下得此日记。封面施以布皮，装订纸数百余页。文章纵横无羁，逸气奔腾，慷慨淋漓，可知非常识家之笔。故从中拔萃数章，权名之为狂人日记。［45］

这种“偶然”得到日记并且将其展现给读者的方式，与后来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不是很像？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明治时代的三种《狂人日记》，从右至左：今野愚公译“讽刺小说”《狂人日记》，1899年3月；松原二十三阶堂作《狂人日记》，1902年3月；长谷川二叶亭（二叶亭主人）译《狂人日记》，1907年10月。图片为本文作者的裁剪笔记。

四 从“果戈理”到“高尔基”

那么，上面谈到的明治三十年代的“果戈理”和三种《狂人日记》，对周树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是篇名和“狂人”也可以写“日记”的这种文学形式的示范性不言而喻，更何况正准备投身文艺运动的周树人，还是一个悟性很高的人。其次，他虽然在这个阶段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关于欧洲和俄罗斯乃至日本文学的知识，也开始关注包括果戈理在内的众多作家和诗人，但就他当时的文学偏好和自身建构的精神素材而言，“果戈理的写实主义”和类似《狂人日记》的讽刺作品还不是他的兴趣点。他关注的是那些张扬个性的浪漫主义诗人。例如，在他当时最为用力，也最能体现他的文学观的《摩罗诗力说》中，他构建了一个由八位诗人构成的“恶魔派”诗人谱系，该谱系从英国拜伦开始，延及俄国、波兰、匈牙利，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茨基、克拉旬斯奇、裴多菲相继登场：“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46］但是和普希金、莱蒙托夫同一时代的果戈理却没能成为其中的选项。

若夫斯拉夫民族，思想殊异于西欧，而裴伦之诗，亦疾进无所沮核。俄罗斯当十九世纪初叶，文事始新，渐乃独立，日益昭明，今则已有齐驱先觉诸邦之概，令西欧人士，无不惊其美伟矣。顾夷考权舆，实本三士：曰普式庚，曰来尔孟多夫，曰鄂戈理。前二者以诗名世，均受影响于裴伦；惟鄂戈理以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与二人异趣，不属于此焉。［47］

“普式庚”即今译普希金，“来尔孟多夫”即今译莱蒙托夫，“鄂戈理”即今译果戈理。由上文可知，果戈理因“异趣”不仅没有成为“选项”，反倒是有意处理的“舍项”。据北冈正子考证，《摩罗诗力说》里的“普式庚”，材源主要来自八杉贞利的《诗宗普希金》［48］，“来尔孟多夫”主要依据克鲁泡特金的《俄罗斯文学（理想与现实）》［49］而以升曙梦的《莱蒙托夫遗墨》［50］和《俄罗斯文学研究》［51］加以补充［52］。前面已经提到，《太阳》杂志上曾发表《俄国文学的写实主义》，主要介绍“克鲁泡特金在他的近著《俄罗斯文学》”中的观点，重点是果戈理。但周树人在拿到这本书后，只是选了其中的莱蒙托夫作为自己的素材。又，升曙梦的《俄国文豪果戈理》应该是周树人关于果戈理的主要知识来源，但是他在《摩罗诗力说》里，除了那句“惟鄂戈理以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以外，几乎没有动用这方面的知识。把“果戈理”作为“舍项”，在周树人看来固然是其与八位摩罗诗人“异趣”使然，但更主要的还是和他彼时的文学偏好“异趣”使然。换句话说，像果戈理那样的“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的文学，对于崇尚拜伦式的反抗的他来说，还是此后的课题。不过反过来也可以说，也许正是从那时起，“果戈理”成了他此后文学的契机。

那么，除了上述《狂人日记》以外，同时期是否有与后来鲁迅的《狂人日记》文体相近，神气暗合的创作呢？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在《趣味》杂志推出《狂人日记》的同时，《新小说》杂志推出的二叶亭四迷的另一篇译作《二狂人》。这篇作品一直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下，直到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百年之际，才被重新发现［53］。

《二狂人》原作系高尔基的《错误》（ОШИБКА，1895年），由“二叶亭主人”直接由俄语译出。与出自同一译者之手而“青史留名”的《狂人日记》相比，《二狂人》后来几乎默默无闻，不受重视，不仅在以网罗日本近代文学全般事项为能事的巨型“事典”［54］中找不到其踪迹，就连岩波书店出版的《二叶亭四迷全集》“解说”都把该作品出自哪篇原作弄错，指为“《旧式地主》的部分翻译”［55］，令人误以为同样是果戈理的作品。但是与后来的落寞形成鲜明对照，《二狂人》在推出的当时，却是一次轰轰烈烈的闪亮登场。明治四十（1907）年三月一日，《新小说》在刊登该作的“第十二年第三卷三月号”上不仅特意配了“二狂人”卷首插图［56］，还特以《高尔基的人生观真髓》为题，附升曙梦译86条高尔基语录［57］。同月，《狂人日记》在《趣味》杂志上连载。翌年，二叶亭的翻译作品集出版，收录了四篇作品，包括《二狂人》［58］，却没收《狂人日记》。这些都说明当时人们更看重前者。

《二狂人》的梗概大致如下：在统计局当统计员的基里尔·伊凡诺维奇·亚罗斯拉夫采夫，是个与思想为伴的人。他捕捉不到思想的形态，也摆脱不了思想的束缚，起初还顽强地同思想进行斗争，后来就任凭思想摆布自己。这一切因他受同事之托，去看护另一个患了精神病的同事而发生改变。发疯的同事叫克拉夫措夫，症状是胡言乱语，滔滔不绝，时而鬼话连篇，时而至理名言。小说前一半写亚罗斯拉夫采夫自己的思想斗争，后一半写他陪护发疯的同事克拉夫措夫的一夜当中两个人的“思想交流”。最后陪护者终于认同了被陪护者的主张，认为他不是一个疯子，而是一个正常人。当第二天早晨精神病院的医生带人来接患者时，陪护者予以阻拦，结果陪护者也被当作疯子一起带走了。作品尾声是两个人都在医院，为师的快好了，弟子却没救，放风时见面，还是跑过去，脱帽致敬，请求老师：“先生，请再讲讲吧。”很显然，这篇作品里的狂人比果戈理的狂人更加震撼人心，更何况还是两个。所以《帝国文学》很快就这两篇作品发表署名“无极”的评论，题目叫做《狂人论》。评论者“无极”介绍了《二狂人》主人公的精神特征、思想变迁及其原因，并将其与《狂人日记》进行对比。

顷者，我文坛由二叶亭主人灵妙之译笔，而新得俄罗斯种三狂人。他们是高尔基《二狂人》及果戈理《狂人日记》的主人公。《二狂人》的心理解剖令人惊讶。仔细看过题头插图之后，捻细灯火，眺望黑风劲吹的窗外，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院子里的树丛间发出蠕动的声响，并且窃窃私语。克拉夫措夫仰头指天，亚罗斯拉夫采夫则蹲在他的脚下。当两个人站起身来，碧眼散射着可怕的光芒，慢腾腾地向这边走来，好像要扒着窗户往屋子里看时，我甚至担心自己是否会成为第三个狂人。幸而有那个“走起路来就像披着口袋的乌龟”的九等官先生出来充当了这角色，我才放下心来。

……

《狂人日记》并不像《二狂人》那么厉害和深刻。盖《二狂人》的厉害之处在于其经历描写发疯的全过程。读者一开始，是把其中的主人公当做与自己同等的真人来看待，也把他的烦恼多少拿来与自己作比较，对其同情并认可。然而这个同类当中的一个，却眼看着渐渐发疯，最后终于丧失全部理性，悟性大乱，很快丧失人类的资格，混化为动物，便不能不被一种凄怆感所打动……想到这比死还恐怖的结局，谁都不能不战栗。然而《狂人日记》的主人公，因为从一开始就是地地道道的狂人，所以读者完全可以采取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可以作为诗的假象界的人物来鉴赏。倘若作为诗的对象来看，那么狂人则有一种妙趣。［59］

“战栗”和“妙趣”是这两篇作品留给当时的不同阅读感受。就狂者“意识流”的形态和不断发展演变而言，很显然是《二狂人》与后来鲁迅的《狂人日记》更为接近。加上那些看似疯话，实则精密的精神披露和鞭辟入里的文明批评的话语方式，就使研究者更有理由把两种文本拿来做对比研究。这就产生了“高尔基”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留学时期的周树人与他身边的“高尔基”到底有怎样的关系？

无极《狂人论》，《帝国文学》，1907年7月

五 周树人身边的“高尔基”

及其“尼采度”

自从周作人说了当年“高尔基虽已有名，《母亲》也有各种译本了，但豫才不甚注意”［60］之后，“高尔基”便长期消失在留学生周树人的周边，直到有学者指出鲁迅早年藏书当中有6本高尔基小说集，才纠正了周作人所带来的认识偏差，使人们意识到“豫才”当年其实是“翻阅”高尔基的作品“并有较深的印象”的［61］。不过这位学者同时提出的高尔基没有“引起鲁迅思想上巨大的共鸣”，“主要是在于高尔基对人物思想和精神的解剖，以至表现方法，都和当时鲁迅对人生探索的轨迹有着较大的距离”［62］的看法却未免武断。

这里姑且不展开讨论前面已经指出的《二狂人》与鲁迅《狂人日记》在“人物思想和精神的解剖，以至表现方法”上的极大近似性，而只就“高尔基”当年如何登场，因何登场而论，也会发现他“和当时鲁迅对人生探索的轨迹”不是“有着较大的距离”，而是有着很近的距离。

和果戈理相比，高尔基在日本的登场要晚得多，整整迟到9年，但作品翻译数量和推出的力度都远远超过前者。自明治三十五（1902）年三月到明治四十五（1912）年十月，也就是在明治时期的最后10年间（刚好和周树人的留日时期相重合），可以说是日本出现“高尔基热”的时期，共有译作84篇，包括一本收入6篇作品的短篇集［63］。这和前面提到的18年间仅有20次登场的果戈理形成鲜明的对照。那么高尔基何以被如此热读，拥有如此之高的登场率？按照当时重要介绍者之一升曙梦的说法，这和同时期发生的“尼采热”直接相关，人们追逐尼采追逐到了文学界，把高尔基作为文学世界里的“尼采”来读。

高尔基的名字被介绍到我国文坛来，是明治三十四、五年。从那时起，他的作品已经陆陆续续被翻译进来。明治三十四、五年相当于西历1901、1902年，正是高尔基的文坛名声在俄罗斯本国达到顶点，进而轰动国外的时期。

当时我国文坛正值浪漫主义思潮全盛期。从此前的一两年前开始，尼采的个人主义思想被高山樗牛和登张竹风等人大肆宣传，思想界正出现狂飙时代。在尼采主义的影响下，发扬个性，扩充自我，憧憬理想的情绪，不断向文学注入新的生命，催生个性的觉醒。在这样的时代迎来高尔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国读书界从一开始就是把他作为尼采流的超人主义作家来接受的。［64］

因此，当时文学青年“怀着怎样的惊异和热情”来读高尔基，“是今天所难以想象的”。那么，这个“尼采流”的高尔基，给当时的文学青年带来了什么呢？

在当时的浪漫青年和高尔基之间，在理想上，在气氛上，在欲求当中有着某种相通的东西。他们在高尔基那里首先看到了一个在神思中展现伟力、勇猛和人生之美的浪漫主义者，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对新世界的思想热情所掀起的巨大波涛。他从一开始就以梦想、神思和改造的呐喊在无聊而散漫的生活中展现雄姿。这为当时的青年所郑重接受。也就是说，他们想在高尔基那里学到作为人而应进化到的真实的人生和社会。所以他的影响从那时起就格外显著。［65］

以上是升曙梦在三十多年后对当时“高尔基热”的回忆。而他自己也是高尔基的热烈的介绍者之一。从明治三十九（1906）年到四十五（1912）年，他翻译高尔基的作品3篇（部），撰写评论高尔基的长文5篇。其首篇高尔基论就长达20页，题目叫《高尔基的创作及其世界观》［66］。这篇文章主要介绍高尔基的作品《底层》，并借助作品的内容来探讨“高尔基人生观的转变”。他那时即认为高尔基从浪漫主义变成了“个人主义和尼采教的代表”，《底层》的核心在于“尼采教与基督教的战斗”［67］。把高尔基看作“尼采教”的代表，显然是由于他戴上了上面引文所提到的高山樗牛和登张竹风等人所提供的“尼采”滤镜使然［68］，其中所谓“在神思中展现伟力、勇猛和人生之美”等表达方式，显然就是“高山式”的句子［69］。已知周树人是明治三十年代“尼采言说”的精神参与者，也是高山樗牛和登张竹风的热心读者和汲取者，而如果说这个在文学领域内作为“个人主义和尼采教之代表”的“高尔基”，处在他关注的视野范围之外，显然不符合逻辑。是否可以说，在“尼采”的延长线上与“高尔基”相遇，显然更符合“当时鲁迅对人生探索的轨迹”？更何况《二狂人》还是一部“尼采度”很高的作品，通篇都可以读到那些荒诞而睿智的尼采式的句子。

“不论走到哪里，你们都无处不在……你们是苍蝇，是蟑螂，是寄生虫，是跳蚤，是尘埃，是壁石！你们一旦接受命令，就会变换各种姿态，做出各种样子，去调查各种事……人在思考什么？怎样思考？出于什么目的？都要一一调查。”［70］（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我要走向旷野，召集大家。我侪在精神上是乞丐……的确。我侪是把信仰的甲胄丢弃在战场，手持残破的希望之盾，退出这个世间，所以也不能说不是败北。不过你看现在，我侪有着多么惊人的创造力，又裹着自信的坚甲。我侪在神思中畅想幸福，要把那神思中的清新美丽之花缠在身上，所以你也不要碍我的事，让我完成这建功立业的壮举！”［71］

“哎，诸君！诸君！你们要把克拉夫措夫怎么样？难道那些热望他人获得幸福者，伸手去救人者……对那些被生活所迫，同类相噬的可怜的人充满深厚的怜悯之心去热爱者，在你们眼中，就都是狂人吗？”［72］

这些“疯话”完全可以置换为斋藤信策（野之人）笔下的“狂者之教”［73］，也可以置换为《摩罗诗力说》“恶魔者，说真理者也”［74］这句话当中的“恶魔”之言，当然，更可以置换为后来的鲁迅《狂人日记》里的被“疯子的名目罩上”的“我”的那些“疯话”。就从这一脉相通的精神气质来看，明治时代的“高尔基”，应该是一个足以“引起鲁迅思想上巨大的共鸣”的存在，而不是相反。当把观察“狂人”的重心由形似调整到神似，由“果戈理”调整到“高尔基”，就会发现对于当时正在进行自我精神建构的周树人来说，后者和他有着更近的距离。而《二狂人》显然是被前者的《狂人日记》所遮盖了的周树人与“狂人”相遇并产生关联的重要契机。如果说果戈理的“狂人”是“表狂人”，那么高尔基的“狂人”就是“里狂人”，他们共同构成了一种立体的“狂人”示范。而后者的“尼采度”，又显然是当时的周树人把握小说创作势态并作出自己的审美选择的一种尺度。他追寻和崇尚的是那种“具有绝大意力之士”［75］，关注的是那些“每以骄蹇不逊者为全局之主人”［76］的作品。而由此线索不仅能看到他当时所盛赞的易卜生，也可以看到与他后来的文艺活动有着密切关联的安特莱夫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