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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世珍 《中庸》一书为“至圣”孔子嫡孙子思所作，子思，名伋，字子思（前483—前402），终年八十二岁。子思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参，孔子的思想学说由曾参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子思上承孔子，下启孟子，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有重要地位。元朝被追封为“述圣公”，后人由此而尊他为“述圣”，与“复圣”颜回，“宗圣”曾参，“亚圣”孟轲一起，称为孔门“四配”。 《中庸》的文字不长，仅有3568字，原为《礼记》中的一篇，不分章节，后经孔颖达、朱熹注疏时将其分为33章。首章是《中庸》一书的“破题”，阐明根本道理，被称为“宗旨篇”。中间部分被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分为三个片段，称作“中庸”三支，第一支是2—12章，称为《明道篇》，乃子思索引夫子之言，讲明儒家为人处世的基本道理——中庸之道；第二支是13—20章，称为《行道篇》，此引孔子之言，以继大舜、文、武、周公之绪，主要讲中庸之道的应用，集中讲解了儒家“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第三支是21—32章，“子思承夫子天道、人道各章之意而立言也”，主要讲“诚明”“明诚”修德的方法，阐述了儒家道德修养的根本原则是“至诚之道”；最后一章是全书的总结，子思引用大量《诗经》中的文句，对掌握了中庸之道的君子的德行进行艺术性的描绘，因此将其称为《境界篇》。 《中庸》的写作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决定的，战国时代，诸侯割据，战乱不止，生灵涂炭，民众在水深火热之中，诸子百家都在寻找解决这一社会现实的办法，“中庸”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为人处世，子思认为这正是解决当时尖锐社会矛盾的最好办法。二是与学术有关，朱熹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忧道学之失而作也。”《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著作，“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也；庸者天下之定理也。”中庸之道教人保持中正的恒常不变之道。其实，在儒学创立之前，中庸的思想已经萌芽，尧在传位于舜的时候告诉他“允执厥中”（《尚书·尧典》），舜在传位于禹时，又扩充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已形成了圣人修身治国的千古“心传”。《中庸》的著成可算是继承、创作、发展的治学过程。 中庸之道对当今的现实意义，可参照孔子为人处事的所作所为，在认识事物时把中庸当成方法论，“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种执其两端而得其中的认识方法，是巧妙的推理方式，是人类思维的辩证法。在解决问题时，孔子认为“过犹不及”，“子贡问：'师（子张）与商（子夏）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意思是办事过头和达不到目标一样，都不妥当，最好是恰到好处。在生活态度上，自觉遵从中庸之道，待人接物“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透出了温文尔雅又正气凛然的君子形象。在渔猎时“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斩尽杀绝，使得生态维持平衡。“丧致乎哀而止。”丧礼是寄托对亡者的哀思，不主张哭的死去活来，丧礼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肉可以多吃，但不要超过主食，酒不限量，但从不醉酒乱性。处处保持谦谦君子之风。上升到人格高度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错综复杂的矛盾，难以用单向度的、理想化的方法解决，这时“过犹不及”“素位守常”“明哲保身”就派上用场，绝不是无原则、滑头主义、折中主义。 中庸之道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是体悟式的，可概括为“圆而神”，在道德社会伦理研究方面见长。与西方不同，古希腊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形式逻辑的，通过严谨的分析归纳、综合演绎形成自身的逻辑体系，可概括为“方以智”，在研究自然科学知识方面有优势。但涉及到道德伦理方面，就转向了古希伯来文化传统，从对上帝的信仰中寻求答案。 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与禅宗的“不二”思维也有差异。中庸之道的思维模式可形象的设立成“思维杠杆”，是在杠杆中找一个“平衡支点”，有线性思维特征，体现允执厥中。禅宗的思维有着新的、别样的思维品质，如禅宗六祖慧能的“幡动、风动、心动”公案，慧能就没在幡动、风动之间找平衡支点，而是跳了出来有了“心动”，有着球形的立体思维特征，体现圆融无碍。像球在平面上，只有一个支点，永远不会失去平衡而倒，能任意转动，不受局限。 2019年12月7日 ——本文刊载于2019年《北海道》冬季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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