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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评价文字多少与书籍质量不成关系，全凭个人心情。 1.《最危险的书》：“当你翻开一本书，你就已经走到了一段漫长路程的尽头。”《最危险的书》是一本学术专著，却具有文学质感。从第一句话起，读者就沉浸在伯明翰的叙述之中——最伟大的文学革命世界已经打开。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北岛语），但有时候，他是高尚者的难言之隐。如果你以为，这是一本通篇赞扬乔伊斯的书，那你就小看了作者。《最危险的书》擅于“先扬后抑”。写都柏林的典雅，是为了引出“袍里的虱子”；写各地“正风协会”的顽固，是为了揭穿它的虚弱；甚至在写伟大的乔伊斯本人时，作者也绝不护短。将乔伊斯“光明化”是很不“乔伊斯”的行为，摆在我们眼前的不是文学圣人，而是一个一身毛病的活生生的人，他有他的自负、蛮横、软弱、痛苦，也有他的天才、敏锐、坚毅和光荣，乔伊斯有多么可恶，他就有多么可爱。 2.《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宋晚期的新旧党争是研究中国朋党之争的重要范本，一种观点认为：恰恰是北宋晚期日益激烈和枉顾底线的新旧党争，摧毁了士大夫阶层彼此的默契，进一步降低中央政府办事效率和政治信用，为北宋灭亡埋下隐忧。即党争误国。但北宋晚期新旧党争的具体演进，以及元祐更化与路线转折的背景、催生因素和影响等，却需要具体论之。而宋史研究者方诚峰的著作《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通过大量的史料对照和对古今史家观点的辨析，有力回应了上述问题。 北宋晚期的新旧党争是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王桐龄撰写的《中国历代党争史》就涉及了这段历史。而诸如《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宋代政治结构》、《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北宋中期以后之官制改革》等书，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些代表作。 古人云：“以旧眼观新书，新书皆旧。以新眼观旧书，旧书皆新。”方诚峰对宋史的研究，继承了其师邓小南的治学思路，并大量研读海外宋史研究者的著作（以日本为主），他认为：研究政治史，需提防一种偏狭，那就是将政治史简化为权力斗争史或利益争夺史。 由此，方诚峰提出：“本书不是要否定北宋晚期政治斗争的激烈性或其他政治上的困境，而是试图说明，政治分裂、腐败只是现象，其背后的根本动力在于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变化。” 3.《麦克尼尔全球史》：传统世界史著作最大的不同是：它并未将世界史作为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军事政治文化的简单集合。当我们翻阅过去的历史，大量作者热衷于洋洋洒洒谈论国家间的战争、不同阶层的对抗以及若干王朝的兴衰，世界史的主体被简化为政治史、经济史或文化史，而麦克尼尔将视线拉长，他更看重不同文明间的“关系”，而非他们的内部变化。除了政治经济与文化之外，他花费了不少篇幅来谈论农作物、战车、仪式、社会结构、金属、运河等东西，诚如钱乘旦先生说：“如果要写《麦克尼尔全球史》这样的书，必须读很多书，要读两河、印度河、尼罗河、黄河、长江，要读奥斯曼、埃及、南美、巴西、智利、东南亚、越南、柬埔寨等等，还要读关于疾病的书、细菌的书、战争的书等等，不胜枚举。” 可以说，书写全球史需要非常庞大的知识储备和对不同学科知识的系统掌握，它不只是对一国一朝史料的分析，它甚至牵涉到农业、纺织业、制造业、服务业、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的知识。 4. 《痛苦和疾病的社会根源》：做706本书的时候嘉宾推荐的书，顺便看了； 5. 《东京漂流》：藤原新也不但是作家，也是一位飘忽不定的摄影师，当他写作时，它继承了摄影师对镜头感的追求，读藤原新也的文字，仿佛在看一张张色彩鲜明、寓意十足的照片。而要理解藤原新也的写作态度，不妨从他的生活态度入手。当学生时，他自认与“弥漫着精英意识的安逸大学无法兼容”；当画家，他“专挑一些他们认为不值得画的主题入手”；住地方，他“老是挑鸟不生蛋的地方住”。记录东京，藤原新也也在“反其道而行”，这是他公开的叛逆。外人印象流中的东京他不感兴趣，他流连的是另一个东京——一个沉默、迷惘、魔幻而污浊的东京。尽管作者写的是另一个国度的故事，但若干文字记录的历史，却像极了今日中国正在发生的事； 6. 《刀锋上的救赎》：在《刀锋上的救赎》里，指纹的现实经验是虚构文本的重要支撑，他不像一些学院派作家，构筑故事需要强大的想象力，他是有那份阅历，黑白两道接触过，过去听警察、律师唠嗑过了，心里有谱儿。所以，指纹在写犯罪事件时很细致，就连如何使用枪支或刀具，罪犯的动作与心理，他写得都很真实。通过叙事营造出真实感，这是小说立得住的根子。 指纹的生活经验在他的处女作中有明显体现，比如主人公赵馨诚和律师韩彬，他们都是“指纹·犯罪研究工作室”的骨干成员，而这些人物大多都以指纹本人或友人为原型。指纹就说：“因为懒，找身边的朋友当现成儿的人物总是方便些。比如韩彬确实套用了我个人的一些身份背景，主人公赵馨诚也是以我身边两位朋友为原型的。” 但指纹不是完全照搬现实，一板一眼，否则，这部小说就将真实有余而灵气不足，沦为一部干瘪瘪的“犯罪报告”。指纹有自己独特的叙述语言，除了对日常口语、圈内套话及京腔的熟稔外，如果细读《刀锋上的救赎》，你会发现指纹的文字偶尔还流露出点狡黠气，无论是叙事上还是语言上，他喜欢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也喜欢在调侃的语气中夹带些包袱，有点损，却也有点可爱。据说指纹喜欢钱钟书，这一点倒是与后者不谋而合。 当然，既然我们在谈论的是一部推理小说，它对案件的设计是否精细，他的设迷、解谜是否牢靠，以及它对情节的把控力都是需要考虑的。令人惊喜的是，指纹对案件的设置和情节推进颇为老练，为作案动机而设的伏笔也比较恰当，全城戒备的一段，更令人大呼过瘾。不过，小说的收尾似乎显得有些仓促，对日常对话和女性人物的塑造也欠纯熟； 7. 《打开文学的方式》：如今对文学的解读趋于僵化，但文学的解读其实是非常灵活的事情。引用嘉宾的一段话：“解读文学是一件很神秘有趣的事情，一方面是要增加对生活的观察，另一方面也要有准备的思考。我想面对文本之时要将自己分裂为两个人，一个就是在生活体验和文本体验中或喜或忧的人，一个是客观理性的人，冷静的面对自己感性的原因，这样才能实打实地积累。就好比勇尝百草的神农氏，他之所以伟大不仅是他勇敢的尝试百草，还在于他理性地记录、分析不同草药对自己的反应。我想文本也是，我们既在其中有了感性的体验，又能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己的反思。” 8. 《孽子》：一部同性恋题材的小说，但书中并没有透露出一丝作者想要鼓励或者为同性恋“正名”的感觉，在我眼里，它只是在讲述这个圈子里人的生活。故事背景大概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那个台湾还处于戒严时期的年代里，一首歌会因为一句“红红的花开满了木棉道，长长的街道像在燃烧。”被归为影响市容而被禁。更不要说是公然出柜了。徘徊在莲花池边的人算得上是边缘人中的边缘人，他们要被警察驱赶，但又无处可逃。这本书为我打开了地图上的一角，让我得以知道，在那个年代，那群人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地位。当然，这本书也让我思考到，不管你是处于什么时代，是什么样的人，都会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苦难，而这些需要自己去背负（此处引用了部分小徐的话，因为是她推荐的）； 9. 《刀背藏身》：徐皓峰的武侠写得都很棒，用他自己的话讲，他的武侠是打得有理、打得漂亮。读起来画面感很强，很吸引人，买到书的当天我就把它读完了，读完后觉得有意思又重读了一遍。我最先看的徐皓峰导演作品是《师父》，巧合的是集子里第一篇正是《师父》。《师父》讲述了一位南方武师希望北上津门实现抱负，却最终选择离开的故事。陈识本可以按照武林的潜规矩，以自己亲自言传身教的徒弟为弃子，如愿在津门打出名堂后开办武馆，他一开始也是这么做的，可他终归发现自己做不到冷眼看待徒弟之死，而津门武林的规矩在军阀的武力面前不堪一击的事实也让他重新反思自己做事的意义。规矩还在，依然有人把它当回事，只是时代变化太快，而津门武林的更新太慢，且不说不乏虚有其表之徒，稍有实力的武师也在固守着自己的二亩三分地，居安而不思危； 10. 《占星术杀人魔法》：岛田庄司的脑子是什么做的？ 11. 《斯通纳》：读完后启发我写小说。最初也是嘉宾刘婧的推荐。人们都说：“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拼命想冲进来,城内的人拼命想冲出去。”婚姻是斯通纳屈服于本能与规则的最彻底的投降。斯通纳以为爱一个人会增加内心世界的厚度和重量，然而生命中的另一半，只是将他更深地拉入他口中的“外面的世界”。 斯通纳堕入一种难以自拔的中年危机感中，开始迷茫自己是否生活过，他称这种虚无感为“一种整体的伤感，跟自己或者他的特殊命运没有多大关系”。“从长远看，各种东西，甚至让他领悟到这点的这份学问，都是徒劳，而且最终要消解成一片他们撼动不了的虚无”，这种虚无感很少会在我们的年少时期降临，它只是沉默地潜伏着，直到我们在似乎阅尽生活的所有可能性而生命还有长久的年岁等在前方时，才会油然升腾起来。 可是，生活没那么容易放过斯通纳，没那么容易放过我们。接下来的部分，是这部小说唯一读上去像小说的部分。人到中年的斯通纳遇见了新的爱情，然后像从未爱过似的投入其中。像每个小说主人公都会拥有的一份爱情一样，它以灵与肉的高度契合为基本要求，以挑战世俗道德为存在方式，最后，以痛彻心扉的分道扬镳来收场； 12. 《天黑得很慢》：电影《恩娇》里的诗人说：“你们的年轻不是你们努力的奖励，我们的衰老也不是我们犯错的惩罚。”社会需要给予老人更多的善意，只有当不同年龄层的人相互扶持，我们才能携手渡过灵魂的漫漫长夜，而这，或许就是《天黑得很慢》给予记者的启示； 13到19为研究时读物： 13.安妮·福勒：《Z：一部关于泽尔达·菲茨杰拉德的小说》； 14.沈诞琦：《自由的老虎》； 15.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菲茨杰拉德信件选》； 16.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人间天堂》《了不起的盖茨比》《漂亮冤家》《夜色温柔》《崩溃》； 17.吴建国：《菲茨杰拉德研究》； 18.A.司各特·伯格：《天才的编辑》； 19.泽尔达·塞尔·菲茨杰拉德：《给我留下华尔兹》； 20.《寻路阿富汗》： 寻路阿富汗，也是斯图尔特改变自己若干看法的过程。尽管受过精英教育，但在过去，斯图尔特对阿富汗的印象也主要由媒体的话语体系构建，真正的阿富汗是怎样的？除了“苦难”“恐怖”“战乱”，这个国度还存在着什么？斯图尔特身在其中，本着一股记录的冲动去观察形形色色的人。 行走的过程，也是让自己在陌生化的体验中捕捉到某一个瞬间，“我的心思忽闪浮游着，从记不全的诗句到我做过的那些丑事。在凹凸不平的路上跌跌撞撞。举目望向山峰后面的云天，只感到静寂。”当一个人在陌生的地域行走，卸去过去的人际网络对自己的束缚，自由之光会充盈他的灵魂，这兴奋足以让人暂时忘却身体的疲惫，斯图尔特在书中精准地描述了这种状态：“晨雾中远山依稀有点影子，我看不见、也听不见我的三个同伴，只顾倾身前行，任由背包压着我向前迈步。我使劲眨眼把汗水挤出眼眶，每一步都迈得更远，手杖包铁的尖头砸穿路边的冰层，脚步踏出了一种朦朦胧胧的韵律……两个小时内，我完全沉浸在行走中，感到自信、兴奋和自由。” 我欣赏这种不只是“赏玩”或“猎奇”的行路，它是对自己固有经验的冲击，也是挖掘一个人潜能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这些有关“行路见闻”的记录，恰恰是官修史书和稗官野史外另一种记录历史的方式。由于个体接近于“事发现场”，又相对较少受意识形态或政权意志的掣肘，这种记录反而离真实更进一步，而这也是其意义所在。 斯图尔特是幸运的，他在一个多月内成功穿越阿富汗，并留下这些基于真实感受的宝贵文字。当我们阅读这位勇敢的行录者的文字，一个真实的阿富汗在此展开。不只是一串串冷冰冰的数字，也不只是军火、屠杀、铁丝网，这里有生命、有温度，有山上的积雪，有顽强生活的族人。 21.《新序全译》； 22.《嘉靖革新研究》：作者谈到明朝自英宗以来的政治危机，到武宗时积弊甚深，以“大礼议”为标志，嘉靖前期开始政治革新，大明政治气象稍微澄清，至于多年以后的张居正改革，所用措施多借鉴于嘉靖革新。由此，深感历史叙事的多变。传统史家对嘉靖评价多为负面，更是将“大礼议”视为荒唐之举，但《嘉靖革新研究》却依据史料，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另一个例子，过去我读明朝史书，史官对明孝宗评价很高， 如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朱国桢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无独有偶， 曾国藩也说：“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但这本书的作者发现，明孝宗作为守成之君，他的怠政消极倾向很严重，不但在政治改革上作为有限，而且纵容冗官冗员，明朝的卖官鬻爵、土地兼并反而加剧了。同一位皇帝，叙述截然不同。总体来说，这是作者选取历史偏好所致，激赏孝宗者，援引的是证明他选贤举能、宽厚仁慈的史料，反之，便是消极守成，甚至压制改革。这些史料合而观之，我们才能略窥孝宗时期明朝政治的得失。总体而言，他是讨士大夫喜欢的皇帝，一如北宋的宋仁宗，但他的宽厚乃至温和，使他缺乏裁汰冗官冗员、抑制土地兼并、澄清政治风气的魄力，只能因循旧制，温和守成。在他身后，理想来说，该有一位敢于杀伐决断又顾全大局的皇帝平衡一下，但明武宗不是，于是明朝积弊更深。明世宗朱厚熜（嘉靖）虽然争议多多，不过早年的他确实有这个魄力，所以是他开启了革新，在大事上，嘉靖有自己的主见。只是皇帝位子坐久了，一般会怠惰甚至膨胀，嘉靖也没有逃脱这个规律； 23.伍尔夫：《普通读者》； 24.《从《理想国》到《代议制政府》》：这本书讨论了西方的十五本重要政治思想著作，时间跨度从古希腊城邦时代一直到后启蒙运动时期。这十五本著作是：《理想国》、《政治学》、《阿奎那政治著作选》、《乌托邦》、《太阳城》、《君主论》、《神学政治论》、《利维坦》、《政府论》（下）、《论法的精神》（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常识》、《法哲学原理》、《代议制政府》，此皆为学人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必读之作，是一本良好的参考书； 25. 《远大前程》：讲好一个套路； 26. 《蜘蛛女之吻》； 27. 《丽塔·海华丝的背叛》； 26与27合谈：尽管收获王家卫和严歌苓的欣赏，中文世界对普依格的研究仍然少之又少，连最基础的文本——对普依格作品的翻译都不多。《蜘蛛女之吻》名声在外，所以有一些中译文，但即便是王家卫喜欢的《布宜诺斯艾丽斯事件》、《伤心探戈》，在中文互联网也搜不到中译本，焉论对它的分析解读。 作为一位后现代主义作家，普依格大器晚成。他早期作品具有很强的实验性质，在六十年代，普依格更像一位“文学爆炸”的追随者，他喜欢通过一个故事进行不同的叙事探索，比如《红唇》，这部小说实验性很强，对技巧的重视甚至到了喧宾夺主的地步。他最受中文读者知晓的三部作品是《丽塔·海华丝的背叛》、《蜘蛛女之吻》与《伤心探戈》。它们被泛美关系研究中心译成英文出版，因此在英文世界颇为流行，并顺便流传到了中国。 整个创作生涯里，普依格并不避讳性和政治，无论是《蜘蛛女之吻》，还是《丽塔·海沃兹的背叛》、《红唇》、《布宜诺斯艾丽斯事件》，它们都直面性和政治。其中，《布宜诺斯艾丽斯事件》被南美文学界认为是拉丁美洲第一部打破性禁忌的小说，普依格“驱散对性的迷茫与禁忌”的动机得到认可； 28. 《芳华》：还是那个严歌苓； 29. 《茧》：挠痒痒； 30. 《美国人画报上的中国》：用画报合集来呈现近代中国，这是近年来出报界的新鲜尝试，2014年，沈弘先生出过一本《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他收集了500张罕见西方版画和50万字西方记者第一手关于晚清1842~1873年间的现场报道，向中国读者呈现出最直观的“西方视角”。与那本书相映成趣，这本《1840—1911 美国画报上的中国》，可与其互为关照。在这本书中，作者张文献将视角立足于自己熟悉的中美两国，而他希望关照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晚晴”，更涵盖了在美华人很少被人提及的历史； 31.《建筑四书》：没有对建筑的细致把握，作者写不出这本书。帕拉弟奥谈得非常细致，精确到柱子类型、长度、高度、底径等。在谈到立柱的卷杀和收分时，他说:“我们要注意，柱子越长收分越少，因为从远处看柱子本身的高度会产生收分效果，因此，如果柱高为十五尺，则将底径分为六又二分之一份，颈径为五又二分之一份。如果柱高在十五尺到二十尺之间，则将底径分为七份，颈径为六又二分之一份。”各位读读，这都是很具体的说法了，没有任何玄乎的地方，建筑师完全可以直接作为参考。这正是《建筑四书》风靡行业的原因，这本书很精细，但阅读门槛低，是一本雅俗共赏的书； 32. 《幻梦的残片》； 33. 《被仰望与被遗忘的》：非虚构写作中的标杆； 34. 《圣经》中，耶稣教导信徒懂得忍受（“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忍受”是对基督的模仿，也是对苦难的应对，吴、徐二人解释“殉道”时，有一点是达成一致的——懂得“忍受”是敢于“殉道”的精神支持，“殉道”是“忍受”的极致形式，它可以证明基督的谦卑和宽容。但是，作者同时也请我们注意：“基督徒愿意“忍受”，并不是发自内心地认为灾难是对的，也不是他们愿意忍受灾难，而从根本上来自于耶稣对他们的要求。”。《等待复活——早期欧洲墓葬概观》是由两部学术小品组成的小书，但这两部小品并不互相割裂、随意拼凑，它们本质在谈论同一件事情——试图揭示出基督教精神在墓葬中的根本体现，并对早期基督徒的信仰与世俗生活的联系展开思考； 35. 《小说稗类》； 36. 《认得几个字》； 37. 《城邦暴力团》； 35到37都是张大春的书，他写东西蛮有意思，比较少做作； 38. 《雷蒙-阿隆回忆录》：太厚了，还没读完； 39. 《人性的证明》； 40. 《钟表馆幽灵》； 41. 《文学理论》； 42. 《德国悲剧的起源》； 43.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44. 《毛泽东选集》； 45. 《李敖风流自传》：李敖这惶惶几百页的文字，最终不过是要提倡六个字——说真话，明是非。很多人都说要认真、求真，但真正做到的人不多，别说追求真理，说真话都成了我们时代的稀缺本质，大部分人只是在说“体面的真话”、“不得罪人的真话”。但一个真正认真的人，他容不得半分矫揉造作，他首先对真理负责，对自己心中的是非公义负责，而不是朋友的脸面、自己的名誉。李敖这辈子说了很多真话，得罪了很多人，他说的对不对另说，但他的确在践行自己提倡的准则，从这一点而言，他是一位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 46. 《鲁迅作品十五讲》； 47. 《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一本书，值一辈子； 48.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 49. 竹内好《鲁迅》； 50.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 46到50为院选课时阅读书籍。 51. 《大裂》； 52. 《飞行家》：没有《平原上的摩西》那么惊喜； 53. 《使女的故事》：女权只是其中一个维度； 54. 《快乐影子之舞》； 55. 《逃离》：那个下午，如果只能带一本书离开，我选择门罗的《逃离》； 56. 《劳伦斯-布洛克的小说学堂》：受益良多； 57. 《小说的艺术》：学院派大师解读小说，但不适合入门读者； 58. 《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 59. 《消费社会》：在这本全新的著作中，波德里亚跳出学界流行的话语模式，放弃了呆板的论文体，他大胆以消费现象为中心，陈述自己的洞见。波德里亚宣布：消费社会区别于传统的生产社会，消费社会是围绕商品消费为主要的社会模式，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建立在消费之上。从这时候开始，波德里亚已经和经典的马克思唯物史观分道扬镳。 在对传媒的批判上，《消费社会》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传媒的看法。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认为：在大众传媒发达的年代，家庭逐渐瓦解，个人生活转变为闲暇，可这份闲暇连最细微的部分也被管理，这一切导致了内心生活的消失。波德里亚身处更成熟的资本发达社会，他对传媒有进一步的思考。休闲并不就意味着享受自由、获得休息，它其实是对非生产性时间的一种消费。消费的产品被广泛运用在娱乐消遣的氛围中。波德里亚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休闲是自由的吗？他认为：自由时间在消费社会是不可能的，只可能存在着受制约的时间。而这些制约的主力军就是传媒。报纸、电影、收音机、直播节目、时尚杂志等传媒无孔不入地侵入闲暇时间，占有现代人的私人空间； 60. 《别让我走》； 61. 《小夜曲》； 62. 《远山淡影》； 60到62都是石黑一雄的书，2017年新喜欢的小说家。 63. 《好骨头》； 64. 《肉体伤害》； 65. 《2666》：没读完； 66. 《十一种孤独》； 67. 《革命之路》：文风像菲茨杰拉德； 68.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仇鹿鸣的大作，研究魏晋历史不可不读； 69. 《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的书； 70. 《有闲阶级论》； 71. 《我在底层的生活》； 72. 《白领——美国中产阶级》； 73. 《八十年代》：说是知识分子视野里的八十年代更合适； 74. 《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 75. 《伟大的电影》； 76. 《政治学说史》； 77. 《中国历史研究法》； 78.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79. 《中国修辞学通史》； 80. 《后现代伦理学》； 81. 《个体化社会》； 82. 《立法者与阐释者》； 83. 《文化、权力与国家》； 84. 《译文序跋集》； 85. 《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 86. 《最后的皇帝们：清代宫廷社会史》； 87. 《《管锥编》与杜甫新解》； 88. 《读书札记》； 89. 《丙申故事集》：纵观整部《丙申故事集》，小说的人物底色往往具有二重性——知识分子的气派和被“无能感”笼罩的中年人，一明一暗，交织于人物内心。看似书写边缘人，其实，支离破碎的环境里，每个普通人都是边缘人。弋舟在写集体的失落，在写一代人面对时代巨变而来不及调整后的精神危机，而这亦是70后作家普遍要面对的问题； 90. 《九月火车》：在现当代文学史中，成长小说始终是一个热门题材。无论巴金的《家》、杨沫的《青春之歌》，还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甚至是千禧年后争议颇多的畅销小说《三重门》《小时代》等，他们都在呈现青年人身处时代洪流中的人生选择，反映他们和家庭、学校、朋友乃至社会浪潮的关系。在这些成长小说中，年轻人与长辈的碰撞、个体与集体的冲突从不缺席，不同的人物往往就象征了那个时代青年群体的不同风貌。《九月火车》里有“叛逆”少年，也有青年与长辈的冲突与和解。剑鸣就是这种经典青春叙事里的典型符号，他身处哲学系，爱听许巍的歌，组了个蓝莲花乐队，路见不平会仗义相助。剑鸣是高度理想主义的代表，这样的人不可避免会与规训的体制发生摩擦，小说写到了剑鸣参与的几次“冲突”——当校方由于宿舍紧张把学生安排到远离学校的劣质宿舍时，周剑鸣向校长提出抗议，代价是五门课的不及格；当学校的小卖部人员打伤学生，周剑鸣参与的“蓝莲花乐队”朝校长头上泼墨，周剑鸣差点被“开除”；当室友胖三在实习期间受尽折磨，又是克扣工资又是被打。学生和校长联合起来，合力为胖三讨公道。在这三个案例中，第三个最值得琢磨。如果《九月火车》仅仅呈现剑鸣与校长的冲突，那它充其量只是停留于青年与长者、后生与权威的二元对立中，人物受到“作者的规范”，反而变得浅薄单调。但在第三起事件，周朝军跳出了这种二元对立，他把笔触伸出学校的同时也刻画了校长的老成周到。在这里，校长不再只是一个权威的符号，他的形象复杂丰满起来，而学生也不再只是偏激的反叛者，他们讲道理、会合作，他们也有自己的策略和矛盾； 91. 《尤利西斯的凝视:安哲罗普洛斯的影像世界》； 92. 《汴京残梦》：在写法上，黄仁宇模仿了明清话本和民国通俗小说的路数，披挂着硬朗的理性外壳，骨子里却有些鸳鸯蝴蝶的温柔。他自认是一个有浪漫情怀的人。可以义无反顾地追一个姑娘，也能在抗争爆发时就勇敢参军。他爱出风头，喜欢体验战士的感觉。抗战时，他身为总司令部的人员，偶尔会冒险一探无人地带，哪怕这对战事没有多少助益，而当中国军队在隘口附近折损两辆轻型坦克，他还冒险观察被日军烧毁的坦克。“用手指触摸被点四七反坦克炮打穿的洞。” 93. 《绿林荫下》； 94. 《远离尘嚣》； 95. 《还乡》； 96. 《卡斯特桥市长》； 97. 《威塞克斯诗集》； 93到97为研究哈代时阅读。 98.《绝望》； 99.《论北大》； 100.《周作人传》：钱理群的版本； 101.《大明宫词》剧本。 暂时写到这，其他懒得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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