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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进士、举人？ 进士和举人为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应试者的称呼，原意为举到之人，为应举者的通称。应考者考中称举子，俗称举人。考中举人叫举子登科，举子登科可授官，也就是有了做官的资格。举人相当于现在什么学历？相当于现在参加全省统考的大学生。进士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中通过最后中央考试者，也就是在举人的基础上再参加全国考试，考取后称谓进士，即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或博士生。这种制度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开始，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了1300年。 清代共有多少进士？举人？清历经十二帝计268年，全国开科约110次，每次考中者大约250左右，这样清进士大概有26000人，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大约开科80到90次，每次考中者大约2500人到3000人，这样清举人人数达到20万到30万。 赤峰地区清中期才得到开发，经济文化都很落后，故考取进士和举人的不多。据史料记载，赤峰地区清代考取进士的仅有两人，举人三十六人。 进士分别叫张履谦和胡明杰。 张履谦，字六吉，祖籍山东德平（今德州），汉族。雍正二年清廷开始推行借地养民政策，张履谦的高祖张景实于嘉庆十二年逃荒来到敖汉敖吉山弯子。张景实原本有两个儿子，不幸的是逃荒时丢了一个，另一个取名为张儒林，张儒林生三子，长子张殿公，次子张殿臣，三子张殿忠。张殿忠生一子，叫张文瓘。张家到了张文瓘这辈已经有了一些家产，于是张文瓘请了私塾先生教儿子张履谦读书。1892年，张履谦十九岁，已是儒雅学富五车的青年才俊，这一年他结了婚，婚后，张履谦并没与参加家族的产业，仍旧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据说，张履谦结婚前，按当地习俗给姥姥迁坟，迁坟时出了一件奇事，姥姥的下水罐里是满满的清水，里边还有两条活蹦乱跳的金鱼。风水先生说“张家有人要跳龙门了。”果然，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张履谦考中了举人。考中举人后，一般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直接当官，二是继续上进，考取进士，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跳龙门”。张履谦选择了第二条路，他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但落榜了。张履谦不甘心就此败下阵来，经深思熟虑后，他来到京城国子监进修，以备再考。恰好这年是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清廷按例增加一次科举考试，这次考试是清廷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与张履谦一起考中进士的有后来成了著名人士的沈钧儒。 张履谦考中进士后的第二年就被派到热河承德衙门任高等审判庭监视推事，从六品。 张履谦在热河承德府衙门为官不久，接到个很棘手的案子：朝阳县民状告周喇嘛涉嫌杀人一案。 原来热河所辖的朝阳地区有一个喇嘛，姓周，是朝阳县西营子偏头营子村人，此人十二岁出家当喇嘛，所以当地人称他为周喇嘛。周喇嘛是一个双面人物，一方面他乐善好施，如道光三年，他自费百金在朝阳县城南修建了一座木桥，后被洪水冲毁，周喇嘛又施千金修了一座石头桥，他还善于施舍穷人，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但另一方面，周喇嘛借着自己的威望和清廷给予蒙古王公及寺庙的特权，肆无忌惮地从百姓哪里搜刮财产，以致身负重案，有十几条命案与他有关。热河府派人明察暗访，基本掌握了周喇嘛犯罪时的人证物证，并迅速逮捕了周喇嘛。此案由张履谦负责审理，按着大清律，张履谦主张要处周喇嘛死刑。周喇嘛家人知道消息后，出十万两白银行贿张履谦，被张履谦断然拒绝。周家人又行贿刑部，刑部一些官员接受了贿赂，给张履谦捎话，让他放过周喇嘛，倔强的张履谦坚持依法严惩。无奈，刑部把张履谦从热河府衙门调离，任京城地方审判庭刑科第一庭推事，同时被封为中宪大夫、通议大夫，中宪大夫相当于现在的法院庭长，通议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张履谦调到京城后，仍念念不忘关注此案。刑部某些官员为了防止他过问周喇嘛案，通过吏部将张履谦调到陕西宁陕县任知县。 张履谦在宁陕县当了一年知事，就被提拔到陕西府任首席检查官，相当于现在的法院院长，官升为六品。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任命张履谦为西安高等法院院长，此时，他在敖汉老家的夫人病重，他的儿媳李氏效仿古人割肉入药的办法来拯救婆婆的性命，这事被《建平县志》记载下来。1923年，张履谦报病休假，回到了阔别二十余年的老家，展现在他眼前的竟是这样一个家：夫人已经过世多年，儿子吸食大烟，骨瘦如柴，弱不禁风，已经丧失了劳动和管理家业的能力，儿媳瘫痪在炕上，孙子是一个智障儿，孙女也吸食大烟。见到家庭这种衰败的状况，张履谦决定再娶二房，于是在族人的推荐下，张履谦与敖汉金厂沟梁刘家姑娘刘惠贤结了婚，婚后张履谦与刘惠贤返回西安，在那里定居下来，再也没有回过敖汉的老家。 1926年，谭延闿出任国民政府总理，他推荐同科进士张履谦出任政府秘书长，并把任命书给张履谦送来。张履谦苦苦思考了半个月，他认为，现在是一个动荡年代，自己不能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上，于是婉言谢绝了谭总理的好意。 从此以后，张履谦与夫人一直居住在西安大街土地庙十字27号。 1928年，张履谦的夫人为他生了长子张在镐，1930年，夫人又为他生了次子张在熔，1935年，夫人又为他生了女儿张相如。 西安事变后，八路军在西安设立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是伍绍祖的父亲伍云浦，张履谦先后两次找到伍云浦，捐大洋一千三百块，八路军办事处给他写了收条。 1946年，日本战机轰炸西安，一发炮弹落在张履谦附近，张履谦受惊吓后一病不起，不久病故，享年七十三岁。 胡明杰是宁城县八里罕镇杨树林村人，清末考中进士，按理说考中后就有官当，可这位胡进士看到官场复杂而又腐败，不愿意去做官，民国初，去日本留学，归国后有人推荐他为兴隆县县长（当时的兴隆县和宁城县都隶属于热河），胡进士也没有赴任，理由是：此地地薄民困，无力挽之。 赤峰地区考取举人的情况是：赤峰县十八人；喀喇沁旗五人；敖汉旗四人；翁牛特旗一人，宁城县一人；克什克腾旗一人；林西、巴林左右两旗和阿鲁科尔沁旗剃了光头。 赤峰举人不多，有记载的更少，下面是留下痕迹的几位举人。 克什克腾举人郑东声： 郑东生是怀台坤兑人，具体哪个村的人不详，大概位置是今土城子镇原书声地区。中举前，多伦诺尔厅同知王怀庆闻之他博学通达，就聘请他主持兴华院，王怀庆何许人？北洋直系老将，陆军上将，热察绥巡阅使，被他看中，看来郑东生的确不一般。光绪二十三年（1897），郑东生考取了举人，当时，克什克腾旗归察哈尔管辖，扎萨克棍布东鲁布卒，那木齐勒世袭，这一年克什克腾旗冬大雪，交通中断，中举后的郑东声到日本留学观光，回国后被选为顺直（今河北省）咨议局议员，咨议局是1905年清政府向全国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模仿西方立宪制而成立的机构，议员相当于现在的全国人大代表，郑的实职是察哈尔（今张家口）警官学校教官。民国后出任察哈尔教育厅厅长，主政时大家是这样评价他“计划独多，政绩屡显”。郑因学识渊博而又善于网罗人才，故桃李满天下，当时直隶、察绥的官员及社会名达不少都是他的学生。郑后从张家口搬到北京居住，卒于北京（时间不详）。 翁牛特旗举人张礼： 张礼是乌丹人（今乌丹镇），生于1858年，字典卿，号会轩。祖籍山东昌邑，乾隆年间，他的高祖父张永庆北迁到现在的赤峰红山区（今红庙子），曾祖父三人，分别叫张宽、张亮，张明，哥三个在父亲张克城的指点下在红山咀种植经营火烟，叫“哈达烟”，因为“哈达”质地金黄油润，抽来上口，保存时间较长，故生意不错，为了扩大生意，父亲又命令哥三个用肩挑着担子到翁牛特左旗的乌丹去卖烟，后来家里有了钱，改为用驴驮子，花轱辘车，铁车卖烟，再后来他们见乌丹的生意比赤峰好做，田地便宜，无人竞争，于是他们举家搬迁到乌丹，开设了当时有名的“张家烟铺”，因经营有方，生意非常兴隆。哥三个张亮、张明一生未娶，过继了张宽的儿子步瀛，步瀛生七子，以“仁、义、礼、智、信、忠、和”顺序取名，张礼为三，这就是张礼的身世。张家很重视读书，这七子小时候就给他们请了儒生，设立了私塾，张礼于光绪八年（1858）考取举人，他中举后，省府为了给他全家增光，特别赠送了一幅牌匾和一对旗杆，张举人当时很低调，叫人把旗杆立在关帝庙内（原乌丹针织厂），牌匾也没有挂，这幅旗杆身红顶黄，高有三丈，下端有一人高的石头底座，非常庄严威风，建国初期这幅旗杆还立在庙前。张礼考取举人后没有做官，而是回到家乡，教书育人，为当地百姓调解纠纷，替他们写诉状，打官司，在当地威望极高。张礼也喜欢吟诗作书，民国十二年（1923）夏，曾与当地秀才于金璋，学士于百川为乌兰板烈女陈魏氏做传，书写四百余字碑文，这些碑文现在仍在（此碑现在乌丹城西乌兰板村南）。陈魏氏是烈女，她十六岁由父母做主与邻居陈家定亲，但没有结婚陈家儿子就病逝了，魏氏知道后并没有悔婚，而是到了墓地与陈家儿子拜了天地，从此成了陈家人，为陈魏氏，两年后，她的婆婆又突然病逝，陈魏氏伤心过度，不久也随之而去，陈魏氏的死动静很大，民国大总统徐铮为之题字“孝阙流芳”，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赠奖镜子一块，热河省发电慰问，驻军两个连及国民小学全体师生鸣号相送，热河省拨专款立碑，难怪张礼为之撰写碑文。张礼于康德二年（1935）十二月二十二日病逝，享年七十八岁。 赤峰县举人李圣赞、赵玉丰、郭鸿远、张焕、董承荣： 李圣赞是赤峰地区第一名举人，他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中举，其他情况不详。 赵玉丰生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字兰士，号瘦伯，是赤峰县步步屯乡四道杖房村（今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新杖房村）人，正因为赵玉丰是现在的翁牛特人，故很多人都认为他是翁牛特旗的举人，并以他为自豪，但当时翁牛特旗分左右两旗，现在的新杖房属过去的翁牛特右旗管辖，翁牛特右旗后来成了了赤峰县，按着过去的籍贯，赵玉丰应算赤峰县的举人。赵家祖籍河北省三河县，其始祖赵成于洪武四年（1371）举家搬迁到山左昌乐（今山东潍坊昌乐县），称山左赵氏。雍正初年，山东连遭大灾，清政府在边外开始实行“借地养民”政策，赵玉丰的高祖赵以爵变卖了山东的家产，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与村人来到四道杖房购置蒙荒地，成了当地首富。赵家不仅积累财富，还重视读书，几乎代代都出现文化人，如他的堂祖赵敬立，是清代的附生，赤峰文化名人，嘉庆年间捐巨资建赤峰文庙，自此，赤峰才有了自己的学馆。他的祖父赵振刚，是清代的贡生，贡生是专属研究经史的生员，学位较高，可与举人一起参加乡试。曾祖父赵景原、父赵滋楷为太学生。太学生即监生，系国子监毕业的学生，赵家还有众多的痒生，痒生是经过县试、府试后入学籍者的通称，可见，赵玉丰能成为举人，就不足为怪了。赵玉丰考取举人考了九次，可见科考中的艰辛。咸丰九年（1859），赵玉丰第九次来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本次考试共录取举人243名，他考中第72名。他当时考卷的部分诗文节录如下：“月与云为伴，空明到十分。九衢磴夜见，万里扫尘氛。露濯园灵镜，风梳乱漫文。玉波常钧采，金栗远流芬。玉色增蟾魂，千山送雁群。丹梯高有路，碧汉浩无垠。露彀遥天捲，霓裳下界闻。如恒长献颂，寿寓焕人文”。归乡途中听到高中的消息，高兴之余作诗两首，其一：“松州痴客太痴，乍见泥金喜又疑。九转灵丹刚转遍（暗示参加九次乡试），朱衣也有点头时。”其二：“惭愧龙门跋浪摊，十年鬻赋向长安。至今脱却青杉看，尚有留泪未乾。”有了这次成功，赵玉丰坚定了必须考取进士的信心。但三次会试，皆落选。后来为了生计，他为人做捉手、枪手，捉手、枪手就是替人家考试，在清代，为人做捉手和枪手轻则带枷示众三个月，重则发配边疆三年，并永远开除举人的身份，但他仍然这样做了，看来替人高考不是今人发明的。赵玉丰三次会考未中，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进国子监学习，可举荐作县官。二是参加礼部六年一次的“大挑”，大挑开始于乾隆五十一年，目的是给这些举人一次再考取的机会。同治7年（1868），赵玉丰赴京参加礼部六年举行的“大挑”，经挑选他被派到今福建任县主薄（从八品），但他没有赴任。晚年的赵玉丰寄情于山水之间，以诗为伴，他的《泥莲书室吟草》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至今仍有学者研究他。赵玉丰对考古还颇有研究，他著有《红山历代沿革记》，这是历史上第一位研究红山文化的书，可惜这部著作落在日本人手里，1935年日本学者滨田耕作和水野清等来红山进行考古挖掘，可能就是受到赵玉丰《红山历代沿革记》一书的启发，要不，在遥远的岛国日本，他们怎么知道有红山文化呢？1888年，赵玉丰病逝于赤峰县，终年69岁。 郭鸿运：咸丰9年（1859），他与赵玉丰一起考取举人，同治7年（1868）又与赵玉丰参加了礼部举行的六年一度的“大挑”，此后不知去处，但按着清代大挑的规矩，他也应派到外地做官了。 张换：具体情况不详，只是在赵玉丰记事中有这样的记载，他与赵玉丰是亲家，赵的儿子光拔娶张焕之女为妻，因不善持家，家道中落。 董承荣：1863年生于赤峰县，字子先。少时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书，光绪8年（1882）考取秀才，但因为父亲久病治愈不好，家庭极为困难，全家的生活仅靠董承荣教私塾维持生活，可见董生长在一个贫困的知识分子家庭。光绪甲午科（1894年），是清朝乡试之年，董承荣也想考取功名，虽没有路费，但也不甘心，后来他向蔚兴和钱庄借钱，并得到了亲朋好友的资助，才勉强凑了去承德考试的路费，结果一举高中。当时清朝廷下令，在这次考取举人中挑选一部分人做县官，董承荣被选中，但那时当官要捐钱给朝廷，董承荣没钱，蔚兴和老板觉得这是他投资未来股的机会，就主动借钱给他，劝他捐官，董承荣也许是因为家里太穷，穷怕了，不敢举债，也许因秉性淡泊，不肯阿谀权贵，反正他即没有借钱庄老板的钱，也没有去当官，自己说出的理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其乐无穷！”。董承荣除了教书以外，凭着他这个举人光环，更多地干了些社会公益的事，如1899年，他联络地方绅士有钱之人捐资，在三道街永巨原址修建了文昌阁庙。1902年，他倡议兴办赤峰高等小学堂，亲自任堂长。1906年，赤峰开始设立劝学所，他亲自任总董事。1909年，赤峰地区粮食欠收，一些不法粮贩子和粮店蓄意抬高粮食的价格，搞的赤峰地区的百姓人心惶惶，这时董承荣出面，联合地方绅士，打击粮商。辛亥革命时，他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带头废除私塾，在赤峰街集资创办初等小学六所，这可是砸他饭碗子的事，因为董就是靠教私塾而生活而出名的。民国6年（1917），他联合地方绅士向县长叶大匡提出建“赤峰卫生局”。民国10年（1921），赤峰地区发生洪涝，山水冲毁了董承荣的部分田地，导致一些承租人不能交付租金，董承荣不但免除了一些承租户的租金，还把大部分田地低价卖给了佃户，并烧毁了原来的租种地契。1926年，赤峰县小西牛波罗村修水渠，因为没有钱工程半途停工，村人找到董承荣，董承荣慷慨解囊，赞助两千银元，使工程顺利完成，全村百姓受益，事后，村民在董家门前立石碑一块，碑书云：“虽劵未焚于冯，而意即重于孟尝。”董承荣1937年病逝于赤峰。 以上是可查到的赤峰地区进士和举人。其他人没有找到记载，可能是因为他们到远处做官，早早离开家乡，而家乡又没有他们直系亲属。另一种原因是民国时赤峰地区修志，有的地方修了，但大多数没有修。大范围修志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很多历史已经无人可知了。 这里要说一下一个外地举人、进士治理赤峰的故事： 乾隆年间，赤峰县城有两个传奇人物，一个梳着长长的大辫子，因为辫子长，经常用一个白细柳条编的元宝小筐挎着装辫子，此人姓丁，人称他为丁大辫子，其弟辫子比其兄略短，但扔能盘在腰中，人称丁二辫子。二人都是逃荒要饭来到赤峰一个叫榆树林的地方，这里当时是一片荒地，一些流氓地痞土匪赌棍都集中到这里，经过几十年的打拼，丁家两辫子渐渐成了这里的一霸，赤峰街的人都这样说：“丁家倒座南衙”，也就是丁家的宅院可以与街南的衙门相比。丁家当时在赤峰街设有锦元和隆泰两个镖局，还有赌场，是赤峰粮市和牲畜交易市场的总经纪人，那时的经纪人可不像今天的经纪人，当时要吃这碗饭，必须争行霸市，也就是霸道。据说丁大辫子为了得到这笔买卖，他在市场上摆了十三个鏊子，把鏊子烧红，让竞争者来踩，有人当时就吓了回去，有人试了几下就被烫下了台，而他竟走完摆在那里的十三盘鏊子，抬起脚亮袜底，只见袜底微黄，从此人们再也不敢与他争这门生意了。当时赤峰的百姓不仅怕他，就是土匪也怕他，土匪如果进城，都到他家居住，并且送上好礼，他也确保了土匪的安全，赤峰衙门也知道丁家的罪恶，但也没办法对付他们。 一天，丁家赌场来了一个人，大辫子见他不像赌博之人就问他来干什么，来人说找点水喝，大辫子示意打手给他一碗凉水，来人喝完水后不小心把水碗打了，大辫子见状，笑咪咪地说：“这是景德镇的上等细瓷，200元买来的，你必须赔！”，来人说没有钱，再说这碗也值不了这些钱，大辫子说：“我说多少钱就多少钱！”说完，给手下使了一个眼色，几位打手围了上来，来人说：“我真没有钱。”丁大辫子瞧瞧来人，看着来人穿的衣服说：“这马褂虽然旧了点，去当铺当了，来还碗钱！”丁大辫子一挥手，打手就架着来人去了当铺，到了当铺，扒下来人的锦马褂，说要当200元，当铺也不敢言语，看也没有看这旧马褂，就给了200元。几天后，赤峰街贴满布告，说新任的县太爷走马上任，消息传出，人们纷纷立街观看，只见新县太爷骑着大马，带着南大营都司及二十几名兵士走在前面，王爷局子的王爷带着几十名亲兵尾随在后，路过丁家赌场，丁大辫子见这人有些面熟，见那熟悉的锦马褂后才知道原来当马褂赔碗的是新上任的县太爷，暗暗叫苦，他让人准备好银两，待新县太爷走到他面前，把盛钱的坛子送了上去，新县太爷问：“你就是丁大辫子？”丁大辫子点头，新县太爷又问：“你是就送这一次呢？还是天天送？”丁大辫子暗喜，原来这当官的喜欢这东西，马上打起精神说：“天天送！天天送！”，新县太爷接过银两，颠了颠，说：“挺重的，那就请两位大辫子到衙门，我刚到这里，人生地不熟，想请二位了解一下情况。”两大辫子欣然同意，街上的百姓看后都失望地散开了。到了衙门，新县太爷随即击鼓升堂，丁大辫子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升堂问案，经过几天的审讯，两大辫子都招了他们的罪行，按罪过，两人都够了死罪，但死罪要报热河都复审，复审需要几个月，甚至时间更长，几天后，新县太爷把两人提出监狱，声明要到刑场行刑，赤峰街的百姓听说后都出来观看，当时的刑场离县衙门较远，但离两位大辫子的老巢很近，新县太爷知道两大辫子与土匪有勾结，行刑的车刚出衙门到了长盛胡同，就把两大辫子给杀了，百姓听后，才知道赤峰县原来来了一个清官。 他就是赤峰县新来的县太爷——李继昭。 李继昭，江苏无锡人，15岁考取秀才，16岁考取举人，18岁考取进士，19岁赴热河赤峰任知县。 这位李举人、李进士在赤峰时口碑很好，赤峰人曾给他立碑勒石于文庙中，李继昭后来任朝阳知府，山东济南知府，政绩都不错。 最后再补充一位赤峰举人，他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但清廷封他为“恩赐举人出身”。 他叫吴尧臣，蒙古族，蒙古名叫豪斯巴特尔，喀喇沁旗王爷府杨树林人，光绪十一年（1885）出生，少时家穷，八、九岁给人放猪，十几岁给人家干活，到了十六岁时才到了贡王爷办的守正学堂学习，因为学习特别优秀，十九岁被推荐到北京陆军测绘学堂学习，毕业时被清廷封为“恩赐举人出身”，毕业后任北京陆军测量局审查员，清廷禁卫军战术教官。辛亥革命后，任蒙藏学校事务部主任，在这里他接触了青年学生乌兰夫、奎壁、吉雅太、特木尔巴根、哈丰阿等，这些人都是内蒙古成立的奠基人。蒙藏学校后被当局断绝了办学经费，学校只好停办，这时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他深感困惑、苦闷，于是他回到了老家，想老守田园。 9.18后，爱国华人陈家庚资助热河都统汤玉麟招兵买马进行抗日，吴尧臣听后非常兴奋，自己带着枪马参加抗战，但当日本进攻热河时，汤玉麟不战而散，吴尧臣只好跟着撤退，而后他的部队被李守信收编，李也当了汉奸，吴尧臣无奈在李下边当一个团长，驻守林西。 吴尧臣的女婿是特木尔巴根，他也是喀喇沁旗人，他此时从苏联学习回来，在通辽做地下革命工作，日本人怀疑特木尔巴根是共产党，就把他抓了起来，日本人为了试探特木尔巴根，也为了考验吴尧臣，就把他调到通辽工作，吴尧臣将计就计，成功地营救了特木尔巴根，而他以年高体弱为由告职还乡。解放后，吴尧臣曾任旗人大、政协代表，盟政协常委等职，他于1966年病逝，享年81岁。 喀喇沁旗清代王府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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