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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town Sheqi 给在外打拼的家乡游子一个寄放心灵归宿的地方 乡土文学 作者 | 李青梅 原创 | 乡土赊旗（ID：gh_06d145e3125e） 我的乡音土得掉渣，但却融进我的骨子里，血液里，根深蒂固。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家乡的水土滋养了我，乡音更是如影随形，伴我成长。在我们家乡，面汤叫面疙瘩，吃晚饭叫喝汤；肥皂说成洋碱，香皂被称为胰子；村子东头、西头是东墁儿、西墁儿，路的两边叫这墙，那墙；有一种臭美叫信愣，有一种好叫排场……小时候，我们在田野里吃过的一种野果叫洋布奶，唱的儿歌是:麻羿喳，尾巴长，这枝儿蹦到那枝儿上…… 上小学时，学校有位教语文的年轻男老师，似乎是上天专一派送给我们村小的礼物，“国”字被他教成中国(guo)的“guai”;“嫩”字他读成“n，en”“lun”,“虹”字被他拼成“h，ong”“jiang”。家乡话他说得贼溜，课堂上穿插得行云流水般顺畅。那时，我们只知道方言，不懂得什么是普通话。 上师范，我就读于南阳。班里四十多位同学中南阳籍的过半，其余淅川县、南召县、新野县的同学们又占去了小半壁江山。查遍九零级老乡，加上我没超出三人，我孤家寡人一个。刚开始各操各的乡音，倒也没觉得不正常，可后来熟悉后，有几位要好的南阳籍女同学，一听我开口说“这墙、那墙，你包(就是你别或你甭的意思)….…”时，就取笑我，硬逼我改为她们说的模样。慢慢地，我似乎被同化，融进了她们的圈子。 谁知这一同化不打紧，放假回到家让我闹过一次“大红脸”。那是第二学年放寒假的一天，我去街上赶集买洗涤用品，我对营业员说买块肥皂。结果话音刚落，就被旁边一位耿直的大姐不指名地嫌气一番:“哼，我最恶心有些人撇着洋腔说话了，也不知道自己是干啥的”。一霎时，我脸红脖子粗，付过钱慌忙逃离。 那时候，学校开设了语基课、口语课，教我们的老师清一色讲普通话。上语基课，老师会在课堂上，时不时的还要给我们穿插一些有特色的方言，提醒我们纠正发错的音。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要数语基课上老师讲的淅川方言。在他们的发音中，韵母“u、ou”一律发成“ou”的音。老师常举的例子就是“大路上跑着一只兔子”和“这竹竿咋恁粗呢”中的“路、兔竹、粗”。老师抑扬顿挫的发音，幽默风趣的表演，逗得我们哄堂大笑。 当然，教我们的老师中，也不全都操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我们的数学老师，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头发花白，面容严肃，说话像响钟，据说他是上海人。第一堂课，我们便被他夹杂着方言的普通话电着了，忍不住捂嘴窃笑。下课后学着他发音的样子，同学间互相逗乐。后来他的课堂我们竟能习以为常，尽管他把“五”读作“瓦”，“建”说成“驾”。 课堂上有专业老师教我们发音，进行着“八百标兵奔北坡”等的训练，课外每班还要在固定的时间，每天由普通话讲得好的同学，领读易读错的字或词组，学生会干部专人检查。那时的我颇受优待，因为稍一拿捏就有点像，练习时屡屡被点名“示范”一下。 普通话是这样的受重视，可最令人头痛的事却要数迎国检，学生们要进行普通话和三笔字的汇报表演。学校揪着我们的头皮不放，要求我们每天练习三笔字，时时处处讲普通话。学校除安排“红袖章”们检查外，还安排了便衣暗访。无奈，我们只好上课练，下课讲，走路说，甚至打饭、睡觉、去厕所都不能幸免。那时，我们走路尽量少说话，去厕所先仔细观察，睡觉要小心隔墙有耳，去饭堂打饭只好“一个馍，一碗汤‘的操着洋腔。讲普通话似乎成了一场整风运动，一不留神便会换来个通报处分。这样千小心，万注意的，偶尔也可能会中枪。有一次，几个同学一起在路上走，一不小心我的家乡话就蹦了出来。好险，差点被迎面走过来的“红袖章”逮个正着。 毕业后回到家乡，普通话似乎没了用武之地，别人都说方言，我也重操了乡音。课堂上叽哩呱啦的外语加上方言，让我在课堂上游刃有余，普通话渐渐被谈忘在日常的乡音里。而今我改教了语文，考试的需要，我又不得不讲起了普通话。偶尔，上课时蹦出的一两个乡音，调味着枯燥的课堂，逗乐着孩子们。 乡音难改变，乡音还让我们经历了一个寻亲小传奇。有位老表，年轻时在老家生活，年来节往，我们互相走动。十几年前，这位老表去省城定居，渐渐地，我们彼此失去了联系。前年夏天的一天，老表去菜市场买香油，老板一开腔，老表很激动，连忙问老板:“你是南阳的?”老板说是社旗人，再一拉关系，竟是邻镇。老表越发激动，问老板认识不认识某某，就是我们家大哥的名字。巧的是老板与我家大哥很熟，还有联系电话。结果当晚他们就通了电话，取得了联系。 “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犹如村头母亲轻柔的呼唤，踮起脚尖焦急的张望，牵动着在外漂泊的游子的心。 换了生活环境，学会了别人的语言，改不了的是对乡音的熟稔，忘不了的是对家乡亲人的依恋和思念。 作者：李青梅，女，社旗县苗店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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