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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北京档案》1999年第7期，有一篇署名张宝莉的文章“旧京的三轮车夫与洋车夫”，文中记载： 解放前夕的北平，车夫的成分比较复杂，生意萧条，生活十分困难。据不完全统计，在开设的近四万辆的三轮车和洋车中，有30%左右是15年以上的老洋车夫，60%左右是在日本投降前后才改行拉车的，其中三分之二为各种工人，三分之一为小商贩；另外10%则是近一二年来由农村来的“农民”、流亡地主和少数军警。刚解放时，车夫们认为“共产党来了可以分到车子，分到财主的东西，买便宜粮食，住房不交房租，一切都会有办法”，情绪很高，积极参加游行集会，在接管、除奸等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 看到另有资料说： 当北平40000多车夫因生意萧条而生活困难时，北平市委专门为此向中央并华北局打了关于三轮车夫生活困难情况和改善措施的报告，报告中提出的措施充分体现出新政府为劳动人民分忧解难的急切心情。“一，除动员一批参加纠察队(约1000人)，华北人民政府的农场可吸收500人，作为农业工人，现正进行动员。二，电车公司酌增票价，加到以不赔钱为原则，市政府在市区的公共汽车暂不在市内营业，改行市外长途，以免过分影响车夫生活。……四，组织车夫消费合作社由贸易局整批购粮，这样对车夫生活改善有很大帮助，粮价又较市价便宜5%以上，有时便宜近10%。……” 这两段史料中有几个关键词，要点明一下。 1、“解放前夕的北平，车夫的成分比较复杂”； 2、“60%左右是在日本投降前后才改行拉车的”； 3、“10%则是近一二年来由农村来的“农民”、流亡地主和少数军警”； 4、“除动员一批参加纠察队(约1000人)”。 我讲讲当年发生的这段历史故事。 1949年的北平，史料上记载当时有户籍人口150-160万人，加上因战乱流落到北平的无户籍人口，总计约200万人，不到今天的十分之一。但即使按200万常住人口计算，其中有4万三轮车夫占总人口的2%，这比例也太大了点。也就是说，三轮车夫们一旦有点风吹草动，当时北平城里就会兴风作浪。 实际上也确实一度兴起了风浪。 1949年3月，解放军进入北平的第二个月，因无活可拉，粮价上涨，生活水平降低，北平的三轮车夫们起来闹事，堵截市区交通，抗议“电车抢了三轮车夫的饭碗”。当时的北平市军管会一声令下，北平纠察总队紧急出动，制止三轮车夫们扰乱社会，同时对三轮车夫内部进行清理整顿。北平市委、北平市政府也相应出面解决大多数三轮车夫遇到的实际困难。 上一次北平历史上三轮车夫们聚众闹事，还是在北平市有轨电车刚兴起的1935年，那时还几乎见不到三轮车，是三轮车的前身人力车。无论人力车还是三轮车，都是从日本引进的，所以也叫“洋车”，跟“洋火”相似。民国初年北京从日本引进人力车，老舍先生的一部名著《骆驼祥子》，写的就是那时候的事情。抗战年间日本占领北平期间，又引进三轮车，逐渐淘汰了人力车。 据说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曾有过一发文，谈人力车不文明、不平等，应予逐步淘汰，所以在1949年的北平基本上见不到人力车，所见的都是三轮车。今天，只有在人力车的发祥之地日本你才能见到“当年拉洋车的祥子”，北京什刹海、后海一带的的“胡同游”，只能看见三轮车，看不见人力车。 1935年，当时的北平政府从日本引进有轨电车，开挖市区道路，修建电车轨道，引进了日本的“富士通”电车，北平人称“当当车”。这也是老北京的第一代电车。“当当车”最初只有两条线路：1路车，从天桥到西直门；2路车，从天桥到北新桥。电车的速度快，稳当，票价低廉，把很大部分的人力车用户给抢过来了。 人力永远与机械是一对冤家。生计受到影响的人力车夫，聚集起来堵住了电车线路，前后几辆电车挤塞到一起，无法通行。电车的车掌和售票都不干了，双方动手打成一团，最后由警察出面制止，侦缉队“拿人”。1949年，十四年前的这一幕再次上演，因为“解放了”，无人再坐三轮车，三轮车夫们又一次聚集，走上街头堵截电车通行。 由于被留用的警察没有了权威，无法制止，只好出动解放军北平纠察总队，出面清查和整顿、制止三轮车夫们破坏北平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的无政府行动。 当年，三轮车夫们一直被冠以“工人阶级”的崇高政治帽子，怎样让解放军“师出有名”，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北平纠察总队的总队长兼政委张明河，到底是一个“老政工”和“老北平”的双重出身，当年那些三轮车夫真实的政治背景如何，他心里一清二楚。在当时纠察总队布置出兵任务的干部会上，张明河略一思索，说了段开场白。 张明河说：二十年前，我从河南家乡出来就到了北平念书，我是在北平加入了共产党，参加了革命。张迺更自幼就在北平出生，又在北平念小学、中学、大学，我不能比，我家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我初到北平的十年之后，杨浩又来到了北平，靠办报纸生活了一年时间。北平市面上能见到的这点花花肠子，应该躲不过我们的眼睛吧？我在老北平，常听到一段民间谚语，我说出上半句，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对出下半句？ 于是张明河诡异地一笑，说出上半句：“车船店脚牙”，静等下面来对。到底是北平纠察总队，念过书的人多，见过世面的人也多，只听见下面杂七杂八的几声地方口音，道出了下半句：“无罪也该杀”。 张明河正好接过话来：“无罪是不该杀的，杀了就过分了，但有罪也不一定能杀，只有犯下大罪才该杀。”于是他就从“车船店脚牙”谈起，谈谈自古以来这几个行当之黑，杀人越货，“与盗匪无异”。然后又从“车”引申到三轮车夫，讲三轮车夫的由来。 抗战以前和整个日伪统治时期，北平不过有人力车夫和三轮车夫一万多人，约占北平人口的百分之一。到了日伪统治的后期，随着北平城外各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大反攻，北平城里的三轮车夫逐渐增长。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国共内战打响，解放区土改，北平的三轮车夫骤然暴涨，从两万、三万，到四万来人，比起原来一倍还有余。 新增加的这些车夫从哪里来的？要查明白，虽然三轮车夫的大多是都属于城市贫民，一无所有的被雇用者才属于工人，但三轮车这个行当中隐藏着相当数量的前伪军、前汉奸、逃亡地主、前国民党官兵、要对这四万人做个清查。 那一次用时约一个月，清查完毕，这四万三轮车夫中最好的那四十分之一，约一千人，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壮小伙，被批准参军，成为北平纠察总队的新战士。这些新战士被送到华北补训兵团的训练基地，进行新兵集中训练半年时间。正好在新中国建立前夕的1949年9月走上工作岗位，为首都开国大典的保卫工作贡献力量。 几乎跟这一千新兵同时，1949年的3-4月间，东北野战军即将南下之际，特地上报中央军委，从北平招了数千学生新兵一起南下，这些人牺牲和留在全国各地的不在少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这些1949年从北平参军的青年人此时已是五十多岁的师团营级别的老军人，陆陆续续从全国各地转业回到了北京。 我同其中的一些老兵交谈过，记下了他们的以往经历。其中印象最深的一位老兵叫周宏仁，副团级干部（团副政委），来自锦州。因为只有营级干部的进京指标，他自愿降了一级，就是要为了能回到北京。我在教研室一边当任课老师一边当班主任的时候，他是这个班的党支部书记，给了我不少帮助和忠告，以后又接替我的班主任工作。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周先生已经作古了吧？我也是“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很怀念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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