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经的标杆：央行独立性
就在五年前，议论联储是否该放弃独立性在政策分析界还是离经叛道。毕竟金本位退出后的几十年来，联储为主导的发达央行一直主要致力于治理通胀（兼顾就业和产出），为了实现这些总目标，货币政策制定者必须坚守政策独立性的声誉：正面典型案例就是1980年代保罗沃尔克届联储顶住政治压力、推行"沃尔克衰退策略"，它对于治理当时美国严重的通张问题起到了关键作用；反面例子则不胜枚举，从1980年代的拉美危机，到非洲时有发生的超级恶性通胀（主权货币单位超过十亿）等，都足以表明丧失独立性后，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小型央行步履维艰。因此，独立性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不仅是发达市场央行声誉的标志，还逐步演化为实现短期货币政策的必要条件。
独立性作为货币政策实施充分条件，则基本上来自G20几个主要央行。诚然，世界范围内有能力追求政策独立性的货币政策主体数量并不多，但是质量却相当可靠，几十年来一些大型央行在控制通胀问题上取得了公认成就（见图）。总体而言，随着金本位消失后治理通胀成为主流，央行独立性逐渐成为联储决策隐含的一个条件、政策分析的一个标杆、市场理解的一种理所当然。 
数据来源：彭博
然而，时移势易。虽然诺奖经济学偏爱关注过去（例如大萧条这个圣杯），但现实宏观研究的重心永远是最近。对最近的全球央行而言，客观上治理通胀的紧迫性在不断下降；相反，负利率与债务积压（overhang）并进、经济停滞与市场动荡共存，成为更加迫切的治理目标。变化背后是危机后世界经济艰难的再平衡，且伴随着政治进程的不确定性，而潜在的金融危机则孕育其中，这就是次贷危机以来国际市场体现出来的新常态。正是这种新常态令当前的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是超常规刺激手段）的短期效果日渐下降，关于联储决策机制变革的讨论日益增多，于是央行独立性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二、央行独立性的战略优势——治理通胀——开始弱化
过往三十年的经验教训证明，央行独立性最大的优势就是治理通胀；当通胀率不能及时准确反映经济变化，则令货币政策决策者的困惑，它严重削弱了央行独立性的存在基础。1、货币主义理论的困惑：与现实渐行渐远 （the miserable monetarist）
货币主义的创立者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胀（时时且处处）是一种货币现象。1970年代正是在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的天才打击下，凯恩斯主义的光芒逐渐衰减，货币供给（政府债务）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确认，（短期）通货膨胀加速来自超量货币供给，曾经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并成为央行独立性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然而经济学智慧的思想总是潮起潮落，直到新世纪十多年后，人们发现，货币发行与通货膨胀之间曾经清晰而直接的踪迹，已经很难追寻。自2008年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主要市场经济体普遍采取了超常规刺激政策，美国的三轮量化宽松QE，欧洲大陆持续的负利率刺激，日本安倍经济学的QE和QQE，不仅把超常规货币政策推向了新的高度，更波及到新兴市场经济体，令后者在是否跟持续随刺激策略上持续面临两难。放眼世界，按照常规标准，流动性已经泛滥，导致资本市场表现一度波澜壮阔。遵循货币主义，研究者自然会预期一种可以比肩"大萧条"的"超级大通胀"的到来。可是多年过去，不仅恶性通胀并没有如期到来，反而是低增长低通胀的通缩阴影始终在各主要经济体间徘徊（请注意，这里所说的较低通胀率仅是相对于强刺激条件下的预期爆发恶性通货膨胀而言的，它并不表示人们的生活成本近年来一直处在低位）。2、三届联储舵手的谜题：通胀在哪里？（the ghost since Greenspan put）
其实早在格林斯潘执掌联储末期，这种流动性预期下的通胀谜题就有了苗头，格林斯潘本人也承认，在所谓的Greenspan put期间，传统盯住CPI目标越来越难以有效触发政策板机，这让他对美元流动性去向很困惑，也一度让他承担了引发次贷危机的指责；到了伯南克届联储，迫于危机QE作为非常规手段引入到联储工具箱内，在刺激、再刺激、还要不要刺激的道路上，伯南克届联储承担了巨大的压力，更何况三轮QE引发了其它主要央行的跟进（日本更加疯狂的将QE发挥到淋漓尽致的QQE），一时间全世界流动性过剩，市场扭曲（例如欧元区负利率、例如美国利率倒挂等）成了短期常态，再加上救助华尔街后引发的一系列巨大民意反弹，市场对伯南克本人和联储质疑情绪高涨，不过QE批评者担忧的恶性通胀在伯南克任上其实从未发生过，反而曾经因为预期QE可能退出发生过通胀转向通缩边缘的情况；至于耶伦届联储，从2014年底到2016年中这十多个月内，央行盯住目标包括传统通胀率、核心通胀率稳定在较低位，期间穿插就业率的几次反复和最近意外下滑，这都加大了通胀率回归正常的难度，也是影响前期加息的技术原因之一。目前来看，耶伦届联储明显吸取了上届联储的教训，不轻易改弦易辙，避免承担过多的短期政治压力（尤其是大选年），其代价是联储长期坚守独立性的压力加大，可能为今后的变化埋下伏笔。三、央行独立性的固有短板——治理通缩——开始凸显
央行独立性最大的弱点，就是政策工具受到制约；所以对通胀和通缩的治理不对称，尤其是对通缩目标的打击不够直接。再加上货币政策单枪匹马，既没有财政政策开路，也没有结构性改革断后，一旦通缩严峻局面下效果不佳就是必然。1、治理通胀与通缩对央行政策反应速度和力度的要求是不对称的。治理通胀对央行要求相对宽松，政策回旋余地较大：若央行将控通胀作为第一要务，则可以采取1980年代保罗沃尔克届联储采取直接迅速控制流动性的方式，尽管付出经济增长面的代价，结果确十分高效，即所谓沃克尔衰退政策；若央行希望兼顾通胀与实现潜在增长，则可以借鉴1990年代格林斯潘用间接渐进调整利率（17次）的方式，见效虽慢但有利于经济繁荣，两者都被证明是独立央行控制通胀的有效方法；万一通胀局面恶化，联储也还可以通过迅速抛售前期购买的大量资产达到目的。可是，央行治理通缩的政策回旋余地就小的多，深陷失去十年的日本历经安倍经济学几个版本，却在走出通缩方面多次反复；欧债危机之后的欧元区经济疲软深陷通缩泥潭，核心原因未必是央行刺激政策的大方向有偏差。但是给定负利率这个相对弱化的工具，商业银行只会更加惜贷，囤积现金的现象此起披伏，流动性传导更加困难；导致两大央行政策的出击时点和力度，始终跟不上日本和欧元区市场瞬息万变的情况。2、央行独立性对治理通胀和治理通缩的机制是不对称的。仅凭想象，央行治理通胀靠回收流动性，那么治理通缩无非反其道行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过去8年坚持独立性使得美联储和欧央行无法采取直升机抛币策略或者直接承担最终借款人的角色，即对经济直接注入流动性这种最优方式；受制于货币政策独立性，央行只能追求量化宽松（QE）或者负利率这样的次优选项。如今全球利益相关者都开始理解，这种次优政策不仅正效果越来越有限，并且存在不可预估的副作用。其中最大的两个副作用就是：第一，利率作为货币价格信号普遍失真，直接导致金融市场严重扭曲，经济不振则加剧国家和企业的债务累积问题；第二，QE和负利率的实施过程中其实极易受到政治进程的干扰，这让美联储和欧央行等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一面坚守独立性，一面又被市场批评政策不够公开透明，这种两难局面持续下去，会把独立性抉择推向边缘。1、宏观政策精准调控。现代宏观调控强调精准打击目标，但要想达到这个程度，单凭货币政策本身是很困难的。因为金融创新一日千里，资本市场无比复杂，迟迟未能兑现的通胀率预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从全球央行输出的流动性，要么沉积下来、要么留在全球金融体系内部，它一方面持续加剧金融市场的扭曲程度、刺激金融市场加速创新以容纳不断积聚的新的流动性，催生了大量不可预知的风险。例如负利率，虽然名义上叫做负利率，但其实只针对部分大型机构的部分存款和准备金，贷款利率基本上还是正的，本来它是作为一项短期超常规刺激政策出台的，预期生命周期应该很短；然而受制于欧元区政治进程的复杂性，货币政策无法跟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结果负利率居然成了一种常态，这是违背货币政策设计者初衷的。在全球普遍低通胀低增长高负债高风险的新常态下，央行有必要重新审视独立性原则与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为未来货币政策精准调控实施必要的改革。2、强化合作是大势所趋。自冷战结束后，每当面对重要时刻，全球货币市场上各大央行的互通有无并不罕见，市场对此基本持积极态度，也很少以此质疑过联储或者欧央行的独立性原则。如今的国际宏观环境十分不明朗，各大货币政策主体的目标本来就存在竞争性，在经济增长压力不断加剧的情形下可能会更加凸显。理性的央行肯定会尽量避免囚徒困境，加强合作是双赢、多赢的必由之路，实际上近一年来各央行积极签署合作备忘录、互换货币维持稳定已经是一种趋势。从这个角度说，包括RMB国际化在内的中国金融改革大环境自有其积极因素。从央行间对话的角度讲，汇率问题的核心从来就不在短期价格的升和降，而在未来央行间竞争博弈与合作共赢哪一方面占据主导，维护市场稳定符合所有央行的长期利益，对美联储和人民银行都是一样。最后，关于联储独立性未来的走势，有一点比较明确，那就是耶伦届联储很可能是近二十年来最为政治化的联储，抛开鹰派鸽派的通俗描述，耶伦届联储最大的特点当属实用主义。加息问题循序渐进，在公开市场会议报告中将新兴市场波动纳入考量，这是一种信号，说明在当下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联储对所处局面的充分理解，所以采取务实灵活的策略；耶伦届联储已经启动了包括消费者保护在内的局部改革，这已经是对传统央行目标的一种突破；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终点也许就是独立性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