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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探讨简朴生活时，还须一并思考儒家和道家所提供的系统见解，讲出一个道理，使它既能顺应人性的需要，也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儒家的简朴观 丰富内在生命，高尚外在目标 儒家是一套人文主义，有两大主张： 一是尊重及关怀每一个人，希望他从物质到精神都能得到安顿； 二是人性潜能可以不断提升，达到天人合德的境界。 就前者而言，贫富差距应该减少，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篇·第一章》）。由此推展出的简朴观显然出自人道的考虑。 就后者而言，人性潜能以精神或心灵为主，自然要摆脱物质欲望的束缚，这个时候，财富与享受根本不是问题，由此彰显高尚的生命情调。 孔子很少谈到“利”，孟子更直接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即使谈起利，也要先肯定“见利思义”的原则。譬如，人们无不追求“富与贵”，这是本能的驱使所致，但是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篇·第十六章》）什么是“义”？就是合宜、正当的意思。 儒家认为，人没有必要排斥富贵，所谓“素富贵，行乎富贵”（《礼记·中庸》），是指顺其自然，该得就得，只须记得一点，就是“富贵不能淫”。“淫”是指纵情声色享受，耽溺而无志。 那么，有钱后应该如何生活？一是富而无骄，二是富而好礼。无骄与好礼的目的，都在提醒人“财富并不等于人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儒家谈到快乐时，常常反映出物质生活穷困的一面。孔子说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篇·第十六章》）颜渊则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篇·第十一章》） 孔子与颜渊为何还能快乐呢？因为他们既有丰富的内在生命，又有高尚的外在目标。 以内在生命来说，求知好学使人通达事理，音乐与艺术可以调节心境，行善避恶更带来心安理得的效果，进而促成和谐的人际关系。 以外在目标来说，借由政治与教育，发挥自己的才华与能力，为百姓谋福，为国家贡献，同时完成个人的自我实现。试问：这样的人怎么会在乎财富，甚至为财富而放弃理念？他们即使拥有财富，也断然不会奢侈纵欲，而一定会选择“与民偕乐”的作法。 换言之，所谓“简朴”，并不是指物质上的贫穷，相反地，它是指精神上不受财富左右，可以显示独立自主的心灵与人格。 何以如此？以儒家为例，根据在于一套正确而高明的人性论。一方面体认人我之间的深刻关系，个人若想实现自我，就须同时造福人群；另一方面，肯定人的精神价值极为可贵，可以向上无限提升。因此，简朴并不是什么难事。  道家的简朴观 宁少勿多，宁拙勿巧 道家的基本立场是要超越人间的各种困扰，从名利到义命皆在内，因此对于“简朴”是毫不陌生的。 老子主张“宁少勿多”、“宁拙勿巧”，像声音、颜色、口味这些感官对象都越少越好，因为它们除了剌激欲望、引发痛苦之外，并无任何正面作用。进而把身体都看成苦难的来源，所谓“吾之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十三章》）这样的人岂能为世间财货所迷？ 问题是：这种态度是否过于消极？答案有二： 第一，这是出于洞察的智慧，就是看透了得失成败与吉凶祸福都是“相生相待”，凡事有利必有害，因此不必汲汲于追求世间的成就，如财富。 第二，人唯有在摆脱各种桎梏与束缚，尤其是洗涤了内在的欲望之后，才能展现精神的自由世界。“役物而不役于物”，正是基本原则。 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既然万物不分高低，我们又何必非要累积财富？我们若是稍有执着，立即丧失自由无待的心灵。一般百姓为财而牺牲，知识分子为名而牺牲，即使是冠冕堂皇的“仁义道德”，也可能使人执着。 道家并非放弃一切，相反地，它是要把握最可贵的“道”，由此展开最难得的心灵之旅。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这种大美，勉强形容，就是苏轼在《赤壁赋》所说的“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我国历代诗人词客在心灵上表现的审美情操，大都受到道家的启发，其故在此。 总之，现代简朴观的出现，是人类自觉不能再因循故习，必须立即回应生态危机、人道困境以及自我调适的各种需求。我们援引儒家与道家来印证时，不能忽略时空与论点的差异。 大体说来，儒家的人文主义由正面提醒我们承担共同的责任，因为简朴可以促成全球秩序的安定与和谐；道家则强调真正的财富不是有形的资产，真正的享受也不是放纵欲望，人的心灵在逍遥自得时，可以融入无限宽广的大美之中。 古今对照，现代的简朴观可以从儒家与道家学得许多珍贵的启示。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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