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一跨二十年

三只荆棘鸟 202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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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二十年

这是第575篇文章

文/小堇

这果然是我喜欢的雪。

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看着雪中一点一点逐渐白起来的房顶、灌木和路面，看着大雪将整个世界银装素裹，心里默念着2020年的第一场雪，思绪却早就回到了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刚刚而立的我，梳着齐耳短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的女子，结婚时总会烫烫头发，而怀孕后却常常剪成短发，仿佛这是结婚怀孕的一种仪式——正站在讲台上慷慨激昂，问我的学生——就要跨世纪了，你准备好了吗？

我知道我当时有多么充满激情。拿着一本《新青年》杂志，读着上面关于拷问准备跨世纪的人的一篇文章，畅想着二十一世纪的美好与伟大，用一连串的反问句问坐在下面睁着一双双惊异却有些许疑惑的眼睛的学生，你准备好了吗？

作为一个将要一脚迈入二十一世纪的高中生，你准备好进入神秘的、高速发展的、有着无数可能和惊喜的却又有着无数挑战和激烈竞争的新时代了吗？为了进入这样的一个时代，你在知识储备、品格意志、学习能力等等方面，都准备好了吗？

其实，在我激情满怀的演讲、以图激起他们的斗志、让他们在各方面自觉去提升的时候，我，准备好了吗？

当时还有一篇特别引人注目的文章，是关于重走长征路的，印象里参与这项活动的还有崔永元。在近七十年后重走时，依然感到困难重重的这一条战略转移之路，这一条跳出敌人包围圈最终走向胜利的道路，给了我巨大的震撼，而我，也在试图将这种震撼传达给我的学生，想说明，到达胜利的每一条路，都不是平坦的，都需要全力以赴，都需要以顽强的意志甚至坚定的信仰，去面对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困难。学习之路如此，人生之路更是如此。

我不知道当时十六七岁的孩子听明白了多少，我不清楚当时他们的血是否与我一样沸腾。年轻的我，认为，跨世纪是一件神圣的事儿，是一件隆重的事儿，也是一件令人敬畏的事儿。

然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1999年12月31日平淡无奇地过去了，睡醒一觉，2000年的1月1日和以往没有任何不同地来到了，而我们，所有活着的人，就这样懵懵懂懂地一脚迈进了二十一世纪。这也让我想起2019年暑假时去满洲里，去漠河，一听说界碑那边就是俄罗斯，黑龙江河道的中心就是界河，河对岸就有俄罗斯的一个小村子，很多人就兴奋不己，踮脚伸颈要好好看看不一样的风景。结果，却发现，和脚下的土地与水流并无明显的区别。

而如今，二十年过去了，在这二十年里，吃饭，睡觉，上课，下课，到不同的校区干不同的工作，自己老去，孩子长大——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工作。人生，又是一个轮回。然而，2020年，又是一个特殊之年，因为，这一年，我们将全面进入小康社会。

我不知道小康的标准是什么，是手里的人民币，还是感受幸福的能力。虽然常常觉得自己是个穷人，尤其是到了大商场看到喜欢的衣服上吓死人的价签的时候，对所谓的奢侈品，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当然，这是假清高，因为没有女人不喜欢漂亮的亮晶晶的东西，最主要的还是囊中羞涩。听说某某有几套房产，价值多少多少的时候，也会心生羡慕，但是很快就有一个声音对我说，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因为不是人生必需，我现在所拥有的已经足够——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工作愉快，住房宽敞，衣食无忧，有爱的人，也被人深爱。年轻的时候，常常会感慨无论在什么节日，都没有人送我任何一件礼物。那时候，我的一个学生曾经说过，生日的时候很希望能够收到一个包裹。这与我有戚戚焉，于是我就想满足她的愿望。可是，往往，忙着忙着，这个特别的日子就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原来，想着我的生日的，有我母亲，还有大姑。母亲会在生日那天打电话对我说，你今天过生儿，想着煮个鸡蛋，吃之前在心口滚一滚，滚掉灾。其时，我已经有能力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我母亲买礼物了，我会送她喜欢的衣服鞋子和电动泡脚盆、果汁机、制氧仪等等，我想让母亲知道，这一天对我很重要，对她同样很重要。我的生命是她撕心裂肺的痛换来的，我如今的模样是她含辛茹苦的养育和爱的结果。我是如此地爱她。如今，母亲故去了，我的女儿开始给我送礼物了。母亲节，生日，甚至妇女节，都会特意定制一束鲜花送给她永远怀着一颗少女心的妈妈；平时，会给我买我舍不得买的衣服和鞋子，买她觉得适合我的包包和口红，看到好用的护手霜，也会买一支寄给我；甚至，我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智能马桶圈又能调温又能冲洗，真的挺不错的，她就买一个寄给我；去日本游玩，买一大包我没吃过的好吃的东西寄给我，兴致勃勃地让我尝尝；我出去旅游，会给我转上一两千块钱，说，妈妈，有好吃的好玩的，就吃就玩，这是给你的小经费；买两张我从来舍不得买的票，带我去看音乐剧和舞台剧；带我去吃好吃的，去住从不在我消费名单里的五星级酒店......有个孩子真好，有个从内心深爱你的孩子真好呀！虽然二十七年来，先生送给我的礼物，也不过一个我最喜欢吃的榴莲。上个世纪女儿还小时，看到别的妈妈脖子里手指上金灿灿的，就对爸爸说，你到中银大厦那里给我妈妈买点金子吧。先生说，爸爸把钱都给你妈妈，你妈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一个钱掰成两个钱花的时候，从来不会买非必需品以外的任何东西。那时候去大姑家，看到她家餐桌上顿顿都有肉，就想，如果有一天，我想吃什么的时候就去买，不用算计着花钱，我就心满意足了；洗澡要去公共浴池，我对自己说，哪天我能在自己家里想什么时候洗澡就能洗，我就心满意足了。现在，这两个愿望都满足了，同时满足的还有，如果我想去哪个地方旅游一圈，我也可以不用纠结钱的问题，买张车票或者机票就出发。对我来说，我的人生目标已经达到了。这，都是二十一世纪给我的。

二十年，似乎什么都没变化，其实翻天覆地的变化隐藏在了每一天中。就像我们盯着钟表看，很难看到时针的显著变化，然而时间却是一刻也没有停止的。

二十年，我的通讯工具由小灵通变成手机，由普通手机变成智能手机；我的电脑由笨重的台式机变成了小巧的笔记本和IPAD，甚至用一部手机就可以阅遍天下，出行、购物、转账付款；我的工资由现金变成了存折、银行卡上的一串数字；我花钱由现金到刷银行卡再到刷手机；我做饭由煤球炉子到液化气、天然气再到电磁炉，就连锅，也逐步智能化了。马路四通八达，生活极大便利，但是我却觉得幸福感没有原来强烈了。

那时候，虽然收入很低，时时处处算计着花钱，可是每到晚上睡不着，两个人躺在床上聊天时，总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内心是如此的满足。因为，看看房间里的东西，就无端欢喜——电风扇，电烤箱，煤气灶，洗衣机，电冰箱......结婚不过几年，竟然靠着节衣缩食，置办了那么多家业！更何况，还生了孩子，将孩子养得白白胖胖呢。那时候的一个冰箱，是我们全家一年的积蓄，所以，买到手，就有着极大的成就感。而现在，一个月的收入就可以买原来的三个冰箱了。容易得到的东西，珍贵性就大大降低了。就像买彩票中了大奖的人，最后的生活往往陷入更加潦倒之中。

但是从生活的便利性来说，我还是喜欢现在，虽然在某一阶段，我老家房子后陪伴了我整个童年的河流整天恶臭熏天，即便是夏天溽热难耐，也不敢打开窗户透透气。我们一边看着河里越来越多翻着肚皮的鱼，叹息着上游造纸厂的罪孽，一边看着村里的癌症病人逐渐增多。不管你以何种手段赚到了钱，钱越多赢得的敬慕越多，因为绝大部分人是以钱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因为这就代表了成功，就像一个学生，在学校考得分数越高，越能获得大家的喜爱与尊重。大约也正因为如此吧，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觉得工作与生活的压力也空前大了起来。

刚进入学校工作时，意气风发，膨胀到觉得以己之力可以撼动教育体制，可以从思想上、行为上、心灵上影响学生，让学生成长为一个个灵魂丰盈精神强健的人，一个个有着悲悯情怀能够关注苍生与自己内心世界的人，为此，每天像打了鸡血一样，兴致勃勃地备课上课改作文，并在周记上和学生进行自以为很有趣的交流。那时候，真年轻呀，所以看到的天空总是很蓝，风总是很柔，就算是狂风骤雨，朔风暴雪，也觉得是大自然激昂的交响乐，充满了张力十足的诗意。而且，那时候除了按时去上课和晚自习，其他时间是自由的，你可以满世界去转，只要你完成了自己的教学任务。那时候的家，集体宿舍，单身宿舍，也就是办公室，所以，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夜深了，老师窗前备课改作业的灯还亮着这样的场景。后来，新盖了办公室，给每人配备了一台电脑，坐班制也就开始执行了。一下子在学校待的时间长了，春花秋月也就慢慢地远离了。

是压力让一切远离的。上个世纪，很少有家长开悟到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也很少有家长把孩子送到各个培训班、特长班去，更少家长给孩子请个一对一辅导的家庭教师，孩子们还是在相对平静的环境里自由成长的。后来，高校扩招了，上级部门更是以升学率来评价一所学校了，家长们的文化水平逐渐高起来了，社会对文凭越来越重视了，应试教育也就愈演愈烈了。教育部门高呼要减负！减负！要把童年还给孩子，要把老师解放出来，并高举素质教育的大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可是结果却是素质教育喊得越响，应试教育搞得越严酷。没有升学率，就没有生源，没有生源，就更不会有升学率。在这样的循环下，像衡水中学那样的超级中学出现了。孩子们的学习时间越来越长，休息时间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每天还是有写不完的作业，完不成的学习任务。每个人都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但是谁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我们常常使用双重标准，在需要付出努力的时候，想付出的少一点，但是在面对大学的时候，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最好的那一所。我们普遍认为的成功就是名利双收，在社会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自己能得到最好最充裕的资源，就是人生赢家。为了成为众人仰慕的人生赢家，就要拼爹，拼人脉，拼圈，拼努力，拼运气，拼才艺，拼所能拼的一切。但是，每个人的起点都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在人还是一个细胞的时候就确定了。不过很多人是不承认这一点的，他们需要做的是，先天的不足要用后天补，所以，后天的各种疯狂也就水到渠成了。环境决定思想，意识决定行为，在浮躁时代里，每个人都是前行链条上的一个小小的环节，谁都无法独善其身。正因为此，学生的学习时间、老师的工作时间都相应拉长了。埋头拉车的间隙，若能趁着喘气的机会，抬头仰望一下天空，那无疑是让庸常的生活有了一点光。但是，很多人被庸常生活淹没了，并在这洪流中努力寻找一个舒服一点儿的姿势。

我选择写作，这是我与自己对话的最直接的方式。2001年开始尝试着在“榕树下”写散文，随笔，小说，写得自己每天都兴致勃勃，觉得生活一下子明媚起来，世间万物都充满了奇异的色彩，对我露出温暖的微笑。一段时间后，写作被打断，生活又恢复到庸庸碌碌中，百无聊赖里，使得自己都很讨厌自己的这一张毫无光彩的脸，于是我就继续写，这一次是从2006年暑假在木兰围场塞罕坝森林公园旅游回来后开始的，那里的森林、草原和天空，让我的灵魂激动的颤栗，我需要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而那一年，也是我的体重从140多斤慢慢跌落回118斤，身体的轻盈伴随着灵魂的轻盈。自从117斤的我怀孕生女后变成142斤以后，我真的没有奢望过自己还能回到130斤以下。那一年，我开始在新浪上写博客，几乎一天一篇，记录我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也收获了不少粉丝，其中有很多是我的学生。似乎，他们在博客中才对我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也才知道，他们的老师心灵里、生活中，原来有那么多的阳光。有了鼓励，也就更有了前行的力量，所以，一口气写了五百多篇，然后又尝试着写剧本，写网络小说。写作时的时间是全部属于我一个人的，世界也是全部属于我所有，所以，这样的日子是幸福的。这也让我愈加明白，于我而言，写作是自我救赎最好的办法，我会在文字里找到真实的我。2012年，写作的阵地又转移到QQ空间；2016年的8月份，我从欧洲回来，和两个朋友一起注册了自己的公众号；2019年冬天，我开始尝试写诗。昨晚写了两首关于湖北武汉疫情的诗，写完后想读给小薇和我家先生听听。小薇说，我不听。她对我的诗没有信心。于是我就满屋追着先生，大声读给他听。他耐着性子听完，说，还不错。最好的是第一首的第一节，有诗意，后面的有些散文化了。第二首有些啰嗦，缺少升华。我心满意足，也非常愉快地接受意见。很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将我的生活过成一首美妙的诗。

写了很多游记。正式写游记，是从2015年春天去泰安开始的。那个暮春的周末，突然想去爬山，头天晚自习的时候对同事园园说，明天带着包来，我们趁着学校开运动会去爬山吧。第二天，我们俩就直奔长途汽车站，到了泰安，先去岱庙打卡，等待天黑，吃过晚饭，开始从红门上山。

这是我第三次爬泰山。第一次还是1991年的春天，我们中文系90级2班的全体同学一起去爬山。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见到真正意义上的山，也是生活在鲁西平原上的我的同学们第一次爬真正意义上的山。当时大约是6个人一个小组，男女搭配，男生需要发扬劳力精神负重的，但是，当年的我壮得像头牦牛，体力好得不要不要的，背着自己的辎重一溜小跑就跑到前面去了，然后停下来等后面的同学。其时是半夜，因为我们要去山顶看日出。手电筒顺着山路蜿蜒，点点光亮组成了一个游动的光带，仿佛闪亮的巨龙，美得令我屏住了呼吸。到了山顶，我们像一群难民一样，和所有等待日出的人一起，西一堆，东一堆，找最好的观测点或坐或站。等到天空露出一抹鱼肚白，逐渐亮起来的时候，大家一下子就安静了，极目远眺，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而我，踮起脚尖，伸长脖子，一直想看到传说中的大海。当然，我看到了太阳像一个弹性十足的绯红色小球，从绚丽朝霞渲染的云海里一下子弹在了天空上，然后就开始变起了魔术，个头暴涨，光线像箭一样射出来，让人不敢直视。大家欢呼起来，我们也赶紧拿出傻瓜相机，摆好姿势，与初升的太阳合影。

这是我看到的最美的泰山日出，也是唯一的一次。第二次去泰山，是2010年5月，带着小薇和宁宁一起去的。也是长途大巴到泰安，然后去岱庙，再然后坐车进山，坐索道到了南天门，在天街的第一家酒店住下，等待第二天的日出。到达山顶时，正值夕阳西下，红彤彤的大太阳在连绵起伏的山脉上安静地微笑着，笑容给群山万壑涂上了一层金红的色彩，游客们的喧哗在这一刻突然退去了，只有我，和我的太阳。我与它对视，含情脉脉，直到它缓缓地滑到群山后面，再也看不见。我以为当我睡醒一觉的时候，它会在东边的天空与我再次相见，可是，是雨声敲醒了我的睡眠。我有些怅然，不过很快就释然了。昨天的落日，是太阳给我最好的启示，也是我们最美的相遇。升和落，其实是相同的一件事，只是方向不同而已。

在雨中下山。还是小胖墩的十一岁的宁宁腿疼得几乎迈不动步，又心疼我背不动他，所以一边哭一边坚持走下山。雨雾茫茫中，我们不敢去乘坐索道和汽车。摔了两个屁股墩的小薇看着弟弟的一脸痛苦，还要安慰他说，马上就到山下了，如果坚持不了，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如今，小薇已经大学毕业并去英国读了个法律硕士回来，在北京工作快三年了，而当年的小胖墩宁宁，也退去了婴儿肥，变得清瘦起来，清华大学毕业后，现在在清华深圳校区读直博，每个月有七千块钱的生活补贴，收入要赶上我工作二十八年的薪水了。知识改变命运，是不是可以把这句话用在这儿？

第三次去泰山，最值得我骄傲的就是我坚持爬上又爬下，这对当时已经四十五岁的我来说，绝对是一个挑战。还好，这个挑战我顺利完成了，还激励了园园。她说，我累坏了的时候就想，晶姐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坚持，我也行！那一次，太阳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在云层里犹犹豫豫，等它将整张脸露出来时，已经日上高空，到了半晌了。但是我依然很高兴，因为自己一鼓作气地爬上爬下，也因为我很明白，万事皆由一个“缘”字，日出没有看到，是我和泰山的这次缘分还没有完全达到。

我愿意等。等到下一次的相聚。但是泰山之行给我的感触良多，于是我分成五个章节，把这次行程完整地记录下来，而这，也成了我后来写游记的开端。五一去重庆，小薇带着我去红岩广场，去白公馆，去渣滓洞，去磁器口，解放碑，坐过江索道去洪崖洞对岸欣赏著名的重庆夜景，吃喜欢的重庆美食，再坐上轻轨在山城里上天入地，过一把现实中的科幻瘾。也就是在重庆，以及后来在成都，我发现，我的女儿已经长大了。平时在家里，我总是会一遍遍嘱咐她需要在哪儿上下公交车，可是在重庆，在成都，以及后来到了欧洲，她带着我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地铁、小火车以及各个景点之间自由穿梭，我知道，以后无论她走到哪里，我都不用担心她迷路了，应该担心的反而是我。在逐渐强大起来的她的面前，我发现自己日渐弱小，我更喜欢跟在她的身后，她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以至于她会嫌弃我，说，妈，你要带着自己的脑子，你还没老到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学的地步。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依赖她的感觉。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缺爱的人，一直都盼着，能够有一个人宠爱我。在我一岁半的时候，妹妹就降生了，很快又有了两个弟弟，我年轻的母亲只好把我托付给奶奶，然后是姥姥，等大一点上二年级的时候，又转学到城里，寄宿在生活特别困难靠给别人做鞋子谋生的寡居的大舅奶奶家，很多年，我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有一天她蒸了米饭，蒸好之后就一直盖在盆子里，说，焖米饭焖米饭，就是要焖的。一直到我离上课时间还有五分钟的时候，她才盛一点给我，说，吃吧。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吃了，飞跑着冲向百米之外的学校，眼泪也跟着飞跑。等我长大之后，我才明白，我跟着她生活，决不是添一双筷子那么简单，她还有一个女儿读高中，一儿一女等着婚嫁，一个外孙女跟着她读幼儿园。虽然我父母会给她一些米面蔬菜当做我的口粮，但是我依然是她家一个沉重的负担。后来到我大姑家。我和大姑向来感情好，当时大姑刚刚结婚，还没有孩子，视我为己出，冬天会用大衣裹着我逃票去古楼北的红星影院看场电影，做裁缝的她，也会夏天给我做件漂亮的裙子，但是我依然不敢如在母亲身边般放肆。十岁的我会自觉地包揽所有家务，洗衣，做饭，挑水。那时我已经身高1.58米，能够摇摇晃晃挑起一担水，并且能够咬着牙从八十米外的自来水屋一口气挑到家里。大姑曾经多次说过，我是一个性格大大咧咧的孩子，凶两句打两下的没事儿。其实我自己知道，我内心有多敏感。读初中以后，基本就开始住校了，结婚时，母亲抱着我流着泪说，总觉得还没来得及疼你呢，你就出嫁了。而如今，母亲已经离世六年多了，我却总是痛悔，没有好好地疼她。2001年5月，她做了乳癌手术，是在陪伴因淋巴癌化疗的妹妹期间，妹妹摸到她腋窝有一个花生米大小的肿块，才催促她就医的。确诊手术的时候，已经扩散。2000年暑假，妹妹查出淋巴癌，开始了痛苦不堪的治疗，一年半后，在她31岁的时候，就留下三岁多的孩子，撒手人寰。2002年春节，是我们家最难过的春节。妹妹奄奄一息，母亲化疗完身体被严重摧残，且因为妹妹的病煎熬。整个寒假，我一直陪着妹妹，癌细胞浸润皮肤，并疯狂扩散到肝肾肺，我用我的无能为力陪伴着她的无能为力。除夕那天匆忙回家，别人家欢天喜地准备过春节，我家冷锅冷灶到处冰冷。帮母亲包完饺子赶回婆婆家过了年，然后再回到妹妹身边。年后十天的深夜，她走了，而天亮后，就是爷爷的生日。姑姑们先给妹妹送完葬，又赶回家给爷爷过生日。那一刻，我不知道如何面对我的悲痛欲绝的母亲，她忍不住想哭的时候，又会被同样悲伤的父亲训斥，说，大过年的，哭什么？不吉利。

我的孩子已经死了，我为什么不能哭她一声？

我已经再也见不到我的孩子了，我为什么不能哭哭她！

然而软弱的母亲只能偷偷地哭，看到别人家的女儿回娘家了，看到别人家一家三口和和美美，看到我妹妹小时候的衣衫和照片，看到她的儿子，她都会忍不住泪流满面。妹妹过世的六年中，她几乎生活在炼狱里，直到她的乳癌复发转移。她才恍然明白，她的宝贝女儿回不来了，日子刚刚好起来的她，一抬头就看到了死神的狰狞面孔。后来的几年，我和父亲陪辗转于北京、济南、聊城的医院，化疗，放疗，再化疗，直到医院说，你们回家吧。

后来的几年，母亲极度地依赖我，就连去银行存钱取钱，她自己也不学着操作，更别说去医院不同的科室去做各种检查了。她说，有你呢，我不想操心。可是母亲，你总不能什么都依靠我吧？主要是，很多事儿都是很简单的呀。

我什么心都不想操。没心了。母亲说。

其实现在想想，她的依赖，也是在向我索爱呀，就像我现在对我的女儿做的一样，只是我脸皮厚，可以拽着女儿的衣角抱着她的胳膊撒娇，使得她常常无语，然后说，撒娇找我爸爸去。母亲是姥姥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上面有四个哥哥。没出嫁前，她是家里的宝贝。十九岁出嫁的她，二十岁就有了我，接下来的几年，又有了三个孩子。父亲经常不在家，四个孩子，农活，家务，都沉重地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活干不完的时候，还有来自长辈的鄙视和嘲笑。好几次，她对我叹息，说，除了俺娘，没有人疼我。

为什么要让别人疼？你要学会疼自己。我说。

可是，她哪里有那么多的精力疼自己？她是母亲啊，是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的母亲，一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也忙不完的母亲，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来疼自己？有一点好吃的，先给老人，给孩子。她顾不上自己。

可是当我有能力疼她爱她的时候，我没有竭尽全力。总觉得人生很长，我们有大把的时间慢慢地享受生活。当我意识到老天留给我的时间不多时，母亲就要离开我了。现在我多么怀念牵着她的手慢慢走的日子。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一定不会嫌她走得慢，嫌她不动脑子，不记路，不尝试新东西。如果母亲什么都做好了，还要我干什么？不知道当我一点点老去，老到坟墓里以后，我的小薇会不会知晓，我对她的依赖，其实也是一种索爱？

也只有对关系最亲近的人才会如此吧？因为，你心里很明了，这个人不会抛弃你，哪怕她表现出十足十的嫌弃。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绝对和血缘有关。2009年暑假，带着小薇和宁宁一起去张家界。回来的火车上，宁宁非常不高兴。问他怎么了，他说他算的是明天回来，怎么早一天了呢？他想晚一天回家。我说没关系，在我家多住一天。他说不行，我得回家看弟弟。我说我给你爸爸打电话。他迟疑再三，同意了。当听到他爸爸说没关系，想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家时，他开心地和旅伴们去打扑克了。抬头看到一个小姑娘坐在妈妈腿上，搂着妈妈的脖子各种发嗲撒娇，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我的宁宁，大约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时刻吧？

那些年，只要是暑假出去旅游，都要带着宁宁，直到他上高中，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我第一次出远门，是2001年暑假去北京，照顾在解放军307医院打化疗的妹妹。因为白天不要家属陪床，所以我是带着七岁的小薇一同前往的。平时就去外面逛逛，天安门，故宫，动物园，王府井，都是热闹的地方。那时候307还在五棵松附近，我还不会坐地铁，出门就是公交。在故宫，刚刚看过《还珠格格》的小薇，最热衷的事儿就是寻找小燕子的漱芳斋和五阿哥住的地方，当然也不会放过坤宁宫。逛到饭点就回医院，给我妹妹去餐厅打饭，陪着她吃完。当时病情总算控制住了，所以虽然治疗的过程非常痛苦，但心情总还是好的，因为希望。其时在医院里还有一个七岁的瘦小女孩，那天我刚进病房，就看到她妈妈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张开双臂迎向等在楼道里的她，兴奋地说，宝贝，好消息，医生说今天不用打针了。孩子激动地抱着妈妈，说真好呀。我的眼泪哗一下子就飚了出来。对一个患了白血病的孩子来说，不打针就是无比幸福的一件事。那时候，真的觉得健康地活着，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

只是我妹妹出院回到家没几天，肿瘤又开始疯狂生长，并向各大器官扩散。她清醒地感知着生命一点点流逝，感慨自己的人生刚刚开始，父母还没有赡养，孩子还没有抚养，生命就要戛然而止了，真是不甘心。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一边幻想着说不定过几天就会好转了呢，一边还和她聊着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说的“贵生”和“贱生”，其实都是对即将远去的人的一种安慰吧。来路已尽，归途未知，就尽量减少对未知的恐惧吧。活到现在这个年纪，我越来越相信死亡是一件温柔的事儿，我也相信留下的是皮囊，灵魂在另一个地方温柔地注视着我。这个维度的结束，是另一个维度的开始。所以，当我必须要离开的时候，我会让自己从容一些。我和我的亲人们终将在另一个世界里相聚。

但前几年我不相信前路是天堂，所以，在母亲最后的时间里，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对未知的恐惧和对人世的留恋都让她内心充满了痛苦，觉得老天的不公。我给她读《圣经》，读《西藏生死书》，其实也就是为灵魂找一个出路。妹妹从307出院七年后，母亲也在307医院治疗了五年。307，几乎成了我生命里的噩梦。因为，以往去北京，都是去307，都是不停地做检查、打针、吃药，等待检查结果的心情如同犯人听最后的宣判。这样的宣判也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只是那时候想的不是自己如何，而是如果我如何了，我的父母该怎么活下去。

在妹妹和母亲得癌症之前，我从来没将癌症和自己联系起来，一直觉得那是非常遥远的事儿，却没料到，一个肿块，竟然就会是要命的癌，所以在2003年5月的一个周日早晨，我洗澡的时候，无意中摸到自己脖子里有个疙瘩，整个人就凌乱了。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得了癌症了。不敢告诉父母，自己一个人到医院去做彩超，虽然医生说恶性的可能性不大，最后的结果还得看病理，可我依然非常害怕。我觉得这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因为头一天下午我回家，母亲还把一串珍珠项链戴在我脖子上，那时候还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医生说，这东西肯定长了很长时间了，一般人不会注意到，往往是在春天换上单薄的衣服，露出脖子的时候，才会偶然发现。除了手术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就手术吧。但是手术前我得先回一次家，因为本来和心情一直很抑郁的母亲说好的，这个周末要去德州的三舅舅家，让她在那里住几天，散散心。现在，去不成了，告诉她，我班里最近事儿比较多，过两周再去吧。但是面对一脸关切的父亲，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本来是要瞒着他的，因为妹妹刚刚去世一年多，母亲的放疗也刚结束不久，若我还是癌症，那就真的是要了我父母的命了。可是我家先生觉得做手术不是小事儿，需要和我父亲商量一下，所以就给他打了电话。看着父亲，我觉得特别愧疚，因为我无法为他分担什么，反而给他增添麻烦，让他为我担心受怕。

我的确是上帝的宠妞，最后的结果是良性，就是一个甲状腺囊肿。先生说，我进手术室之后，在外面等着的其他人都走走，坐坐，只有我的父亲，一动不动地坐在外面，一脸凝重，知道我的病理结果是良性的时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听到这些话，我又哭了。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让你担心了。虽然父亲很少照顾我们的生活，我从小就对他充满了敬畏，觉得我不是他最疼爱的孩子，但是前几年弟弟住院，我去看望他时突然晕倒，父亲一下子抱起当时140多斤的我就跑向急救室。我知道一个没有知觉的人有多沉，后来父亲说，他也不知道当时哪来的力气，但是我知道，力气来源于爱。

在医院里等着拆线的时候，听到有人说，北京开始非典了，病情来势汹汹，特别是传染性很强，且没有特效药，然后就从电视里认识了钟南山，知道了小汤山，也知道了北京的隔离和封城，但依然没有和自己联系起来。一周后出院，第十天自己骑自行车到医院拆线，再过四五天，就开始上班了。因为当时我当着高二.16班的班主任，已经五月底了，期末复习就要开始了。

把小薇从大嫂家接回来。一周没见妈妈的小姑娘，和大娘一起去超市，给我买了我最喜欢的萨其马。上班，准备公开课，早晚去教室里转转，接送小薇上下学，做家务，生活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只是身体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因为非典，那一年暑假放得很早，高考完，所有的学生就都放假了。但是开学也早。那一年，高三应届和复读都搬至开发区校区，离家非常远，常常是早晨5:20起床坐校车去学校，晚上下了晚自习回到家就差不多十一点了。因为没空照顾小薇，就把她带到外国语小学去读四年级，一周回家一趟。由于新校区教室里全是中央空调，所以，从7月3号开学的那一天起，我就开始反复地感冒，然后还出现了带状疱疹，心电图异常，肺纹理粗，贫血，血压高，无休止地失眠。虽然如此，每天的精力还充沛得不行，这让我怀疑，那一段时间我变成了神仙。先生看着我无奈地笑，然后亲切地称呼我为“病鸡”，心情好的时候，就连声叫我“小病鸡儿”。

而此刻，我在家里自我隔离，除非必须，决不出门。和小薇、先生一起，以一天两顿饭的节奏过着全民封闭的生活，因为武汉的冠状病毒性肺炎。每天睡到自然醒，再在床上躺够了，肚子饿了，才起来做饭。吃完饭，又一人一个手机躺床上去了。每天关注最多的，就是我们所在的城市又多了几个确诊病例，那几个确诊病例离我们有多远。今天刚刚公布的两例，就在小薇奶奶家的小区，那个小区已经封了，没有出入证，苍蝇也飞不出来。其实，封了的不仅仅是有确诊病例的小区，全城几乎所有的小区都实行了出门证制。我们小区是每两天允许每家一个人出去买一趟蔬菜水果，补充一下给养。在床上躺累了，起来活动活动，看看电视，吃点水果，再琢磨着做点什么好吃的。这一次不同于当年的非典，我终于切身体会到什么叫传染病了。

小薇是1月21号从北京回来的，我和先生开车去济南西站接她，看到出站的她戴着大口罩，还很纳闷，说，今天空气质量不错呀，干嘛捂个大口罩？

她说，因为冠状病毒性肺炎呀。你们不知道这个病毒很厉害，而且在向全国蔓延，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吗？

是吗？我们怎么不知道？虽然好像在电视新闻上看到钟南山了，也隐约听到什么传染病了，可是，我们还真没当回事儿。一路上，小薇反复跟我们强调，出门一定要戴口罩，进家第一件事就是用肥皂好好洗手。我一边听着，一边不以为意。到家之后，她让我去药店买点75%的酒精棉球和口罩，虽然当时药店里也有人买口罩，而且药店的人说，就这些了，马上就卖完了，我还是只象征性地买了一包。到了第二天，网上的相关新闻多了起来，第三天，武汉封城了。这一封城，我和帅哥才真正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然后赶紧给父亲打电话，嘱咐他出门务必要戴口罩，大年初一的拜年最好不要回家了，更不要串门。只是他还是没有完全听话，大年初一还是回到老家，接受村里人的拜年去了，回来还说，咱这里没事儿，邻村的人也都走动了。

我在心里哀叹，再次强调进家后不要出门，不要出门！除夕夜在婆婆家吃了饺子后，我和小薇就再也没有出门。就像网上说的，好好在家待着，照顾好自己和家人，不为国家添乱，就是做贡献。除了需要买点菜，然后给父亲送一份去，我们就在家两两相望，而随着事态的继续严重，每天都要去单位办公室的先生，今天也终于窝在家里不出门了。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全国的疫情发展情况，分享一下各地出彩的标语，还有村支书的硬核讲话，然后想着学习强国的学习，比赛谁最先学完，再分别向各自单位报平安。

作为一个普通人，能为武汉做的，大约也只有如此了。我一直觉得90后的年轻人更具有悲悯情怀，更具有人文关怀。去年山东大雨，泄洪缓解河道压力，寿光一夜之间变成一片汪洋，菜农的蔬菜大棚瞬间被淹没，小薇马上捐助了一千块钱的物资。而寿光人民，在武汉封城伊始，就连夜筹集了350吨蔬菜，紧急运往武汉。虽然这捐助的菜被武汉政府给卖了，但是接下来寿光每天600吨的蔬菜都准时到达武汉。爱，是需要传递的。在危难时刻，中国人的大爱精神就表现出来了。

往年的今日，已经开始上班，提前为开学做准备了，可是今年的开学还没有确定的日子。虽然山东省规定，中小学开学时间不能早于2月17日，但最后究竟能不能开学，疫情说了算。好在现在有网络，学生们停课不停学，老师们已经开始录网课了。走到大街上，除了超市和果蔬店、药店还在营业，其他商店都大门紧闭，被按下暂停键的，不仅仅是武汉，还有全国各地。

我们在一片安静中等到疫情结束，等待热火朝天的生活恢复成滚滚红尘的模样，等待着新娘出嫁不用一个人戴着口罩步行到新郎家里，等待着死去的人不要当天孤零零地下葬。

很庆幸这个春节没有出游的计划。本来打算去土耳其，但是因为春节期间全世界各地都因为中国游客而成为旅游旺季，旅游费用至少要翻一番，手头资金不充裕，而且土耳其的局势不是很稳，所以就犹豫了，一犹豫，春节就到了，疫情也随之而来了。

我喜欢和小薇到处转悠着去过年，我想看看他乡的年和我家乡的年有何不同。2018年的春节，是小薇上班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们俩跑到了三亚的海棠湾，徜徉在蓝天碧水间，每天就是酒店，海边，餐厅，过了一个无比安静的春节。是的，安静。虽然三亚市内和亚龙湾都人满为患，但是离市区三十多公里的海棠湾却是安静的有点过分，过分到有时前后两公里的沙滩上只有我一个人。我每天在晨光里看太阳如何一点一点地跃出海面，挂在彩霞满天的天空上。这日出，不同于泰山的日出。与之相比，泰山的日出太过庄重，也不同于2018年8月份我在稻城亚丁看到的日出。亚丁的日出是从仙乃日雪山顶上先浓笔重彩地泼洒出一片金黄之后，才慢吞吞地挂在天上。我从亚丁民宿的窗户里一眼就看到了日照金山的绚丽景象，顾不上海拔4000米的高原反应，抓起衣服就往外跑。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日照金山，这是仙乃日雪山给我的某种神的启示，这是神最美丽的容颜与恩慈。海棠湾的阳光将滔天巨浪渲染成金黄，巨浪涌来，就像是一匹匹奔腾的野马组成的一条黄金大道，可以一直走到大海的心中。这野马，是上帝的马群，走在沙滩上，我就像一个牧马人，看着万马奔腾，在我的眼前脚下撒欢。

去过香港和澳门，全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我没有去过的只有台湾、广东、吉林、宁夏、新疆、湖北了，这些地方，我将慢慢地一个个走过去。我的旅游，从2001年的北京开始，以后，每到暑假，我都要带着小薇出去，直到她读大学。一出去，才知道中国有多大，风景有多美，文化有多深厚，也才知道，自己曾经读过的那些书，在这些风景面前，有多么捉襟见肘，特别是我想用文字将它描述出来的时候。是的，我是从2015年的泰山之行开始正式写游记的，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记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这是我给山水文化留下的影子。照片代表不了文字，而每到一处的大量拍照，往往使得旅游变得浮光掠影，除了到此一游，便少有其他收获了。因为风景，不管是自然的还是文化的，都需要静下心来慢慢欣赏，慢慢感悟，进而慢慢感动。我喜欢与山水文化相对时刹那的欣喜与慢慢沉淀下来的感动。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如是。世间万物皆有灵，只有有缘人，才能与这灵惺惺相惜。我一直愿意相信，我遇到的每一处山水，每一处文化古迹，都在前世，甚至更前世，与我有着约定。我愿意相信，它们在那里，一直在等我。我感谢这些年我走过的地方，感谢我的工作，让我有寒暑假，可以心无旁骛地去行走；感谢我的这一份固定收入，除了日常开支，还能够支撑我的漫游。

走得最远的，就是欧洲了。之前，从未想过我也有出国的那一天，更没想过，我买张机票，一个人就横穿整个亚欧大陆远赴英国。其实，这是因为英国有小薇，而在她读书期间，以看望她的名义来一场心动已久的旅行，是我的梦想。也正因为有她，所以我的旅途就没有惧怕，我知道，就算语言不通我需要在阿姆斯特丹转机，但是当我在纽卡斯尔降落的时候，一定有她在出口处等我，然后带我去杜伦，去伦敦，去巴黎，去罗马，去维也纳......在异国他乡，因身边有她，我觉得一切都不再是陌生的了。我们在伦敦自由行，随心所欲地徜徉在白金汉宫、海德公园、大英博物馆、威斯敏斯特教堂、福尔摩斯的家......然后去往欧洲大陆，去亲眼见证一下地理书上和历史书上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然后在火车上，飞机上，景区的草地上，餐馆等餐的间隙，以及酒店里，写下每天的游记。来回四十五天的欧洲行，共写了四十三篇文章，累计十万多字。这些文字，在德国的一本旅游杂志上发了五篇。当时的导游说，你真的很让我惊诧，因为我是第一次见到像你这样天天写游记的游客，其他游客一般都是到了酒店就要睡了。

是的，在别人休息的时间里，我完成了我的游记，也完成了我的再一次旅游。当我老得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我可以翻开我的这些文字，再回忆一下我的双脚曾经到达的地方。

我的双脚到达的除了山川大地，还有学校的各个校区。2003年带着高三应届班到达了开发区的东校区，开始了长达15年的本校区外的漂泊。2004年送完了我的高三.16班，那一年，有21个学生考上了本科，其中15个一本。这在学校文科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所以那年我得到了一个十佳班主任的模范称号，并获800元人民币奖金；第二次获奖，是时隔十五年的2019年，荣获了优秀职员的模范称号，因为2018年暑假后，流浪了15年的我，回到了学校的宣传部工作。2004届学生毕业以后，我就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复读班教学生涯。

工作最辛苦的，当属2004年到2005年第一次教复读班时吧，因为当时的班额非常大，理科班每班90人，文科班的人数还要多一点。当时，我是最大的文科班108个学生的班主任，还是两个理科班的语文老师，每次需要批改的作业就接近300份。但是，那时多年轻呀，而且满怀工作激情，所以，即便是每天从早晨5:20起床一直到晚上差不多11点到家，而且还不可救药地失眠，但是我依然元气满满地工作，直到2005年这届学生毕业，学校搬回了市区，我也结束了六年的班主任生涯，成了一名只教课的语文老师，也终于有了一点时间，可以给上初一的小薇做一日三餐。在城区的外国语学校待了一年，复读班又搬到了原聊大附中校区，于是我又跟着搬过来，直到2012年，重返外国语，教外国语高二的文科，一年多以后，回到高一，开始教理科普通班，半年后是理科实验班。2016年等这级学生高考完，我又到了小学部，开始当三年级四班的语文老师。

如果说，二十多年的工作时间渐渐地磨掉了我刚刚参加工作时那种忍不住要指点江山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激情，那么，到了小学之后，这种激情又倔强地抬起头来。一个年近半百的人一下子闯入了一群八岁孩子中间，其中忐忑，可想而知。我是多么想把他们教好啊，因为我喜欢写作，也知道高中学生的写作水平处于一个什么程度，而三年级的小朋友刚刚开始正式写作文，正是培养写作习惯的最好阶段，所以，我想让他们不怕写作，爱上写作，并且在写作中得到愉悦。于是，在得到小朋友的认可之后，我就天天兴致勃勃地在一方斗室里和这38个孩子朝夕相处，在我眼里，他们都是最可爱的天使，每个孩子都有自己最闪光的地方，而且，从开学第一天开始，我就动笔写《三年级四班手记》，准备记录下每个孩子学习生活中最有趣的故事。这是我送给他们的童年礼物。虽然现在手机可以随时随地拍照，但是照片无法代替文字，我希望这些文字能够穿越时空，等他们长大以后，可以和他们正在读三年级的孩子一起回到自己的童年。这是这些孩子的成长记录。为他们写成长记录，就像2010年我给小薇写一样。2010年，小薇读高三了，作为一个赚钱有限的妈妈，没有奢华的东西可以送给她，但是有爱，很多很多的爱，这些爱不仅体现在每天变着花样自创的美食里——是的，那一年，我几乎把自己打造成了美食大师，小薇把我用高压锅做的披萨带到学校以后，引起了很多同学的羡慕，以至她班主任在开班会的时候都说，小薇晚自习后回家不学习没关系，因为人家妈妈会做饭，营养跟得上，你们得学，不能放松！——还体现在高三这一年对她的陪伴上。一个人一辈子只有一次高三，而这一次高三对一个学生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所以，我要把这一段生活记录下来，当做她高中毕业的礼物。于是，我为她写下了二十万字的《家有考生》，我也为我的三年级四班的小朋友写下了二十多万字的童年记录。很希望有出版社能够把这本书出版，送给每个孩子一本，但是几经周折，说好要出的出版社，最后彻底没有了音讯，以至于在校园里看到小朋友问我，老师，咱的书什么时候出来呀？我都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遗憾的是，我教他们写好作文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在95分以下就是差生的压力下，试验了一段时间后，我终于不敢继续坚持下去，而是将主要精力转到考试内容上来。有些东西是需要时间的，需要耐心等待，但是没有人给我这个时间，包括很多家长。家长对孩子分数的重视更甚于学校。我只希望，在我给他们当老师的这一年，没有耽误他们。

2017年去外国语开发区分校教一年级，我依然很开心，因为阅读是需要从小培养的，我想在他们心中播下一颗阅读的种子。之所以有这个想法，还是因为小薇。小薇是在我的故事与读书声中长大的。哄她睡觉时，只要一讲故事，她就会立刻安静下来。无心插柳柳成荫，长大了的小薇，在小学宿舍里就开始带领室友们一起读书了，四年级的她讲起《茶花女》来头头是道。对于一年级识字还不多的孩子来说，讲故事是培养阅读兴趣的有效方法之一，我可以给小朋友写睡前故事呀，还可以录下来，发给小朋友听。在正式接班之前的暑假，我先将几个写好的小童话故事录下来发给同事五到八岁的孩子听，确定孩子们都喜欢之后，我就正式为我的一年级小朋友写故事、录故事，故事的内容和自然万物有关，有科普小知识，更有班级内发生的小故事。孩子们就是我故事中的主角，一些有趣的事儿、行为习惯的养成等都在故事里了。其实，这不是单纯的童话《小木木的故事》，而是我们一年级七班小朋友自己的故事。每天，我都兴致勃勃地写，兴致勃勃地录，再兴致勃勃地发到家长群里。如果放学时我的故事还没写完，小朋友就会问我，老师，蝈蝈小一怎么了？小黄鸭的蛋会孵出小鸭子吗？小老鼠成为我们一年级七班的小学生了吗？蜗牛阿曼达结婚了吗？因为故事里写道，小堇老师一敲桌子，小老鼠就会从抽屉里跑出来，所以小朋友经常会拉开我的抽屉，看看小老鼠又来了吗，甚至还会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打开包装，放在我的桌子上，等着小老鼠晚上偷偷来吃。每天孩子们都欢天喜地的关心着故事中的小动物，也惊喜地猜，今天谁是小木木。若小木木今天做的事儿，正好是自己做的，肯定就会开心得一蹦三尺高，满教室跑着喊，今天我是小木木，我是小木木！有的小朋友还会悄悄地对我说，老师，今天你写写我吧，我想当小木木。这真是一段美好时光！在这些孩子面前，你也会变得纯净如一个孩子。

虽然一年级开始有看图写话，但是我总觉得六岁的孩子能把一句话说明白说通顺就已经很好了，正式写作文是三年级的事儿。可是诗人微紫老师在一年级第一学期结束后，将她班孩子写的小诗和小日记编成了一本精美的童书，里面的插图也是孩子们的杰作，我就发现自己低估了孩子的天分与创造性。是的，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虽然我不懂诗，更不会写诗，所以无法指导孩子写诗，但是我的小朋友可以写小日记呀，把每天好玩好笑又苦恼的事儿记下来，坚持一段时间，养成习惯以后，就会体会到写作的乐趣，在写作中找到一条与世界与自己对话的途径。于是，一年级下学期，我开始指导小朋友写小日记，并且每天认真批改小朋友们用汉字和拼音写的日记。随着时间的推移，拼音越来越少，汉字越来越多，二十个小朋友，几乎天天都写日记的有十二三个，一周写四篇左右的有四五个。每天课前三分钟小朋友演完故事之后，我读他们小日记的时间，就成了小朋友最盼望的节日。很多小朋友会高举着日记本跳着喊，老师，读我的，读我的！

可惜，我只教了他们一年，就离开了。新来的老师会写很棒的小说和散文，将孩子们写日记的习惯坚持下去了。我不知道这两年的小学工作会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哪怕只是一点点好的影响也好，这一点影响，就是我送给他们人生的礼物了，就像《三年级四班手记》，就像我去三亚过春节期间，每天起大早在海棠湾的沙滩上给一年级七班小朋友捡的贝壳。曾经，我那么虔诚地捡贝壳，每捡到一枚漂亮的，就忍不住微笑，心里软得像一汪水，想着这个要送给哪个孩子。这些贝壳，我做了一学期的小奖品，最后期末考试完之后，我把剩下的那些全部分给了他们。

至此，除了可能下学期要去的新校区，我走遍了学校的所有校区，也教遍了各个学段——小学，初中（刚上班时学校还有初中部，新老师都要从初中教起），高中，复读班。也教遍了所有类型的班——一中应届的文理班，快班和普通班；外国语高中应届的文理班，实验班和普通班；复读班的文理班。所以，有时候我笑称，我是我们学校的大满贯。

2018年，告别我的一年级七班小朋友，我从外国语开发区分校回到了一中老校区，这是我工作启航的地方。十五年后，又回到了起点，而且也是回到了二十八年前的起点，因为学校录用我，主要是为学校写材料的，我回到了学校宣传部，就是和材料打交道了。

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圆。生与死也在同一个点上。

进入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了，一跨二十年，流逝的是时间，还是一去不复返的青春。但是，总有一些东西留下，让这生命变得厚重，且充满温暖的力量。

此刻，在中国，冠状病毒的疫情在持续，澳洲燃烧了一个多月的森里大火还没有熄灭的任何迹象，美国的流感病毒已经肆虐了几个月，东非的蝗灾正在席卷多个国家，加拿大的雪灾仿佛世界末日，菲律宾的火山喷发造成大量人员失去家园......二十一世纪新的二十年，是以这些灾难来开启的，大自然在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启示人类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无论任何时候，生活，总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