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博科普】一代大儒朱熹与书院的难解之缘

书院文化

书院，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机构，不同于现代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学和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

书院萌芽于唐末，鼎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改制于清末。从唐朝中期至清朝末期，书院对中国古代教育、学术的发展和人才培养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书院文化的历史背景

书院的产生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教育环境有着很大关系。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官学废弃，教育事业多依赖于私人讲学维持。

宋初，统治者忙于军事征讨，无暇顾及兴学设教。元代，随着书院逐渐衰落，福州教育进入了一个短暂的中落阶段。一些官场失意的官吏和散居民间的文化人，选择山林僻静处筑庐设院，招纳生徒，切磋学问，传播文化。

北宋时期，书院一度衰落。统治者为了更直接地控制教育，一方面大力兴办官学，一方面推重科举。读书仕子就学门路增多，而且非经科举难入仕途，因而不愿长守山林，对书院失去了兴趣，以至“书院至崇宁末乃尽废”。

由于政治的混乱，官学逐渐成为科举的附庸开始日渐腐败，使得南宋兴办书院之风再起。

书院发展的黄金时期

宋代是书院产生和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福州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宋初，最著名的书院除了公认的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之外，还有茅山、石鼓等。

我们今天要提及的这位一代大儒朱熹，可以说对南宋时期书院的复兴以及后世书院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宋代福州书院的兴盛，与朱熹在福州的讲学和办学活动亦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为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书院文化的历史长河里，可谓功不可没。

一代大儒朱熹

朱子自画像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世称朱文公。祖籍江西省婺源县，出生于今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后长期生活在福建武夷山市五夫镇五夫村，中国古代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

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

他广注典籍，整理孔孟儒学，并建立庞大的理学体系，集齐大成，最终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特定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对元、明、清时期福州古代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他一生致力于复兴书院文化，成为继孔孟之后影响最深的教育大家。

朱熹自小聪颖，善学好问，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曾任江西南康、秘书阁修撰，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官拜焕章阁待制、侍讲等职，曾为宋宁宗皇帝讲学，做官清正有为、廉洁奉公。朱熹从事教育五十多年，振举书院建设，广注典籍，于经学、史学、文学、乐律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

朱熹一生著述甚多，著有《四书章句集注》、《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等，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朱子语类》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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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书院文化

除了在理学方面的研究与贡献，朱熹对道德、教育、宗教、政治等诸多领域的相关问题也进行了细致的推究。他始终大力宣扬推广儒家思想，并倾注四十余年心血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使孔孟思想得以复兴。

朱熹还十分注重教育。他认为教育是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立学教人”的本意是要以德立学，以德教人，而官学则偏离了其立学宗旨。

他认为科举考试重在死记硬背，一味推行以“科目词艺”取人，以“规绳课试”用人，导致官学培养的人最终成了“追时好，取世资”的无用之徒，缺少“为人师之德”，亦缺乏“为人师之道”。

《白鹿洞书院学规》

除了九年仕宦外，朱熹绝大部分时间都闲居于武夷山下，研究儒家思想，开展著述与讲学活动，把“家居讲学、接引后来”视为有益之事，广泛开展讲学授徒活动。

此外，他还亲自撰写《白鹿洞书院学规》，为书院确定条规。后世书院大都仿此办理，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事业及书院文化的发展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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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书院的难解之缘

朱熹可谓为书院文化的复兴鞠躬精粹，其一生与书院结下难解之缘。在久负盛名的“天下四大书院”（湖南岳麓、石鼓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河南雎阳书院）中，他精心耕耘过其中三所，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其讲学生涯长达四十余年。

南溪书院，

一代大儒成长的摇篮

南溪书院位于尤溪公山之麓，原为邑人郑义斋馆舍。朱熹之父朱松曾任尤溪县尉，辞官后生活清贫，得到友人郑义斋相助寓居于此授徒讲学。朱熹就曾在南溪书院，度过了一段美好的童年。

清《南溪书院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朱松时常带着朱熹在南溪书院里走动。一天，朱松牵着儿子的手在院里走着，看到湛蓝的天空，便告诉朱熹说：“此天也”。没想到朱熹却说了一句令朱松非常意外的话：“天之上又是何物？”，朱松大为惊讶。如今，尤溪“孩提问天”依然是大人们热衷于向小孩讲授的故事。

数年后，金兵南下，在对当朝者谏言时，朱熹惨遭排斥，他所著的学说被斥伪学。乾道二年，经历了人生百般磨难的朱熹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观书有感》，诗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诗至今还在鼓励着我们对待学习当不断汲取新知识，方能有日新月异的进步。

穿过书院的侧门，便来到沈郎园。古时候，尤溪河称为沈溪，当地的百姓亲切地呼唤朱熹为沈郎。园内的长廊里有很多写在石碑上的诗文，其中有艺术大师刘海粟“重解经书学轶伦，诗明如画境深沉。尤溪风月无今古，学海扬帆有后人。”的墨宝，俊逸的书法与无刻不彰显着这座书院的古朴与书香之气。

园内有两颗老樟树，原为朱熹父子所栽，当地人亲切地称其为“沈郎樟”。据传，由于朱松职务变动，朱熹不得不随父亲离开尤溪。

临走前，朱松带着年仅七岁的朱熹在院内种下了两株香樟树苗，然后携带家眷迁居他乡，留下这两棵巨大的香樟树，它们静静地守护在书院两旁，见证着当年朱家父子离别南溪书院的不舍之情，也刻画下了朱熹的童年时光。

如今，朱熹幼年时期在这里留下的印记还在尤溪当地的人们口中津津乐道，而他的学术论道以及他廉孝等朱子家训也一样深深浸润着故乡。

白鹿洞书院，

因朱熹的重修而扬名国内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九江市星子县内，相传为唐朝李渤所创。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任知南康军。此时的白鹿洞书院已栋宇消落，林园荒芜，皆是尘封书海，网结门廊。

朱熹深感当时官学衰落、科举腐败，不能为国家培育人才，想以书院来补救官学的不足，同时，因受到佛教禅林的刺激和影响，他想以书院为基地发展儒学，宣扬理学。

为此，经朱熹一再请求，宋孝宗终于同意重建白鹿洞书院。次年，书院修成并开创讲学，至此扬名国内。南宋书院发达，更是与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有密切的关系。

修葺后的白鹿洞书院，以圣礼殿为中心，组成一个错落有致的庞大建筑群。朱熹不仅重修了白鹿洞书院，还建立了严格的书院规章制度。

其中《白鹿洞书院教条》正是一套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成为了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而书院的重建，也为南宋淳熙以后书院的发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树立了榜样。

《白鹿洞书院教条》

白鹿洞书院在历史上经历了数次修复，每一次修复都是一次复兴，为传播文化、发展教育、繁荣学术、培养人才作出了突出贡献。这里曾培养出状元3人，进士120余人，举人秀才不计其数。

新中国成立后，白鹿洞书院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各级政府先后拨巨款进行三次大的维修，使之再度兴盛。1959年，白鹿洞书院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截至2012年，白鹿洞书院已形成了一套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岳麓书院，

因朱熹讲学而声名远播

南宋乾道三年(1167)，著名理学家朱熹自福建抵达长沙，与时任岳麓书院主教的张栻切磋学问，开了书院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形成自由讲学、论学的风气，对湖湘文化和岳麓书院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张会讲”

绍熙四年（1193），朱熹出任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在任期间，朱熹把兴学作为从政的大事，在“本州州学之外，复置岳麓”。

《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

朱熹不仅更建了岳麓书院，还亲自到书院督课，检查学生学习情况。身为管辖六十多个州县安抚使的朱熹对学生如此负责的精神，实属难得。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他重订学规，把亲自制定的白鹿洞学规揭示于岳麓，以此规训学生，被称之为“朱子书院教条”，影响了岳麓书院长达八百多年。

朱熹从聘讲书职事、学录和亲自执政、督课乃至谋划更建岳麓，都对岳麓书院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为宋代教育大家，朱熹一生接触过的书院多达28所，对于书院的发展与兴盛做出的贡献在两宋时期无人能及。

此外，朱熹与众多书院建设和长期的教学活动，大大推动了南宋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遍及州县的书院教育，成为南宋教育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其教育思想的博大精深，实践的丰富多彩，对于推荐当今教育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部分资料来源：岳麓书院、林则徐纪念馆、尤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