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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休漠（David Hume)1711~1776 贝克莱之后，大卫·休漠（David Hume)把经验主义推到极限——他把洛克和贝克莱的经验主义哲学发展到自身的逻辑终局。 休漠把经验的对象称为“知觉”（perceptions)，把知觉分为印象和观念，在他的《人性论》中这样阐述：“进入心灵时，那些最强的知觉可以称之为印象（impressions)。而印象包括了所有初见于灵魂中的一切感觉、情感和情绪。至于观念（idea)指的是感觉、情感和情绪在思维和推理中的微弱意象。印象与观念有别，观念是较不生动的知觉，是在回想到上述各种感觉或运动时，才感觉到的。” 休漠为音乐认识提供了新思路：如果把音乐看作是经验对象，那么音乐知觉亦可分为音乐印象和音乐观念。当音乐进入耳朵时，耳朵能够获得最为直接的感受——音响和节奏以最直观的形式呈现给耳朵，这是最初的音乐印象。当然这种“印象”除了耳朵聆听外，也包含心灵顿时涌起的各种情绪和情感，好比游子在异国突然听见到乡音大都会怅然涕下。用海德格尔的说法来描述：音乐印象就是直观、直接的音乐呈现——即现场。在场就意味着发生，发生就意味着生动，音乐印象即生动的音乐知觉。
音乐观念是音乐知觉的另一种形式。简单来说，音乐观念就是人们在思维结构中对音乐的认识。这种认识依然来自音乐印象，并作为比音乐印象微弱的某种心理形象存在。至于什么是心理形象，休漠进一步把观念分为记忆的观念与想象的观念。其次音乐观念也可以进一步区分为音乐记忆和音乐想象。音乐记忆是一种心灵重温能力，比如演奏者背谱演奏就已经能记住旋律、节奏了；音乐想象则对音乐印象进行再加工、再创造。比如把普罗科菲耶夫《彼得与狼》中各种乐器想象成各种动物，并进行故事化串联。当人们获得某种音乐观念后，观念运转就不必依赖于音乐在现场了。也就是说，凭借对音乐印象的回忆与反省，观念就开始有了独立性。
休漠先是把经验的对象看作知觉，进而把知觉分为印象和观念，又把观念区分为记忆与想象。但依然出现了悖论，当他把人类心灵安排得满满当当时，信仰却难以找到恰当的位置。因此，他开始自我怀疑。 休漠做出了两个伟大贡献。“第一个伟大”在于他建立了强大的经验论体系，即认定一切知觉的来源是印象，经验是所有认识的基础，但他又怀疑这个基础，怀疑经验本身。这是他和洛克、贝克莱最大的不同，也是其《人性论》最难懂的地方。在他看来尽管可以通过印象获得知觉，但知觉本身是不可靠的。
“第二个伟大”在于他发现了一切经验论的根基，即“我们的一切经验结论都是从‘未来将符合过去’这一假设出发”。“未来将符合过去”实际上是用经验而不是理性去重复地验证过往经验。休漠写道：“只不过是在相似的实例反复出现之后，心灵为习惯所影响，于是在某一事件发生后，就来期待它经常的伴侣，并相信它是会存在的。”由此得出结论：经验论的根基仅仅是对因果性的假设，而这种被假设出来的因果性不能被理性验证，只是心灵的习惯而已。
休漠的怀疑动摇了经验论根基，给经验主义音乐结构致命一击。当音乐被看作某种经验结构并在感知中获得合法性时，由印象、观念所支撑的音乐结构还可靠吗？
心灵与音乐之间的因果联系难以被理性验证。由此带来另一个重要问题——音乐结构的合法性考量。在很多文化中都有合法性的争论，如中国音乐中的郑卫之音与宫廷雅乐之争，西方音乐的基督教音乐与异教音乐之争。在更大的文化视野里还有西方音乐与民族音乐之争等。实际上，每一种音乐结构的合法性都是心灵习惯使然。某种音乐结构一旦被反复使用，该结构就有可能被心灵预设为合法；而其他结构往往会遭到排斥，被认为是异教的、叛逆的。但整个音乐史发展表明，在心灵和心智习惯于某种音乐结构后，就会向着新的结构突围。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再到现代音乐……一次次突围改变着人们的音乐习惯。 当经验论走到尽头，心灵习惯竟然成为认识的发端，一切因果竟然是心灵习惯的预设。休漠把经验论逼到极端，没有人能顺着这个方向再向前一步。所以，休漠陷入了沉默，陷入了不可知论——经验论就此终结。但思考还将继续，哲学并未终止，这个难题留给了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巨人——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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