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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有个朋友叫张天骥，是个隐士，号云龙山人。云龙山人在昔日的彭城，也就是今天的徐州的一座山上建了一座亭子，并且经常在这座亭子上放飞自己驯养的两隻鹤子，所以，他为这座亭子取名“放鹤亭”。 宋神宗熙宁年间，苏轼在做彭城太守期间，经常带领手下一班人拜访云龙山人，并与之在放鹤亭上喝酒。一次酒酣耳热，苏轼跟云龙山人说了这样一番话：隐居生活真的是太快乐了，即便是有人拿出君位来，也不愿跟他交换。为什么？因为君王如果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去附庸风雅追求隐逸之乐，那么，可能招致亡国之祸。反之，在山林中隐居的人们，即使荒唐迷惑颓败迷乱，像饮酒的人，也不会成为祸害，更何况对鹤的喜爱呢？并且苏轼举出了卫懿公因为喜欢玩鹤而亡国，刘伶、阮籍却因为嗜酒而全身的例子予以有力证明。如此这般，隐士轻松而自由的生活能不让人嚮往？ 在《放鹤亭记》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苏轼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由此看来，君主之乐和隐士之乐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 为什么卫懿公们不能像云龙山人一样去喜欢鹤子，而云龙山人却可以成天与鹤子为伍？这跟两人的“社会角色”不同有关。卫懿公身为一国之君，在那样的位置上，你就必须为国家的治理──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百姓的福祉殚精竭虑，尽到你为君的职责。假如你不能尽到这些职责，相反与云龙山人一样，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与鹤子的嬉戏上，那么，一是因为“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会遭到舆论的批评；二是当国家遭遇危难的时候，自然人们就可能拒绝为你出力，而要求你叫你的鹤子去打仗之类──因为鹤子吃的是政府的公粮。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卫懿公才会在狄人的大举进攻之下而战死，国家也被狄人所灭，成为歷史上的笑柄。 反过来说，刘伶、阮籍们身为隐士──他们当然也未必真的愿意做隐士，而是那时的黑暗、胡乱的政局让他们为了自保而不得不为之──对于国家和社会并没有如君王们那样承担起巨大的责任，所以，他们可以爱喝酒就喝酒、爱吃肉就吃肉、爱写诗就写诗，轻轻松松过一生。而云龙山人不就如刘伶、阮籍一样？这也正是苏轼羡慕云龙山人的原因之一。 苏轼为什么要就国君和隐士的个人爱好问题进行这样一番探讨，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另一问题。也许，他确实羡慕云龙山人的惬意与悠闲，也很想与他一样去做隐士，但是，与云龙山人不一样的是，他是官场中人，同时还是一个深受儒家“达则兼济天下”思想影响，想为国家和社会做些什么的人，所以，真正要他脱下官袍，隐逸山中，他可能于心不甘。另一方面，他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官场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又让他很不痛快与难以施展开手脚，所以，他深感“进亦难，退亦难”，有时又不免萌生去做隐士的念头──这或许也是很多官场中人共同的烦恼。 不论是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扮演?一定的角色；而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社会规定性。更具体地说，既然你在国君之位上，那么，你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牺牲精神，不惜放弃某些个人的兴趣爱好，更多地考虑国家大事、考虑社稷、考虑民生，而不能心有旁骛；必须能够听进各种不同意见，乃至批评意见，而不能闭目塞听，甚至“以言治罪”；必须带头遵守这样那样的行为规范，为文武百官乃至老百姓作出榜样，而不能无视规则、胡作非为，否则，必定会出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局面。 退一步说说，假如做国君的真觉得身为国君“动辄得咎”，太多规矩、太多掣肘，难得自由、难得尽兴，那么，你不妨脱下龙袍做隐士，享受你充分的自由去──在鱼与熊掌之间，你只能二者择其一，而不能这也想要，那也不肯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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